有一次,我把新作《乔冠华全传》呈送给王元化先生过目。他对拙作没有作总体评价,而对我书中提及罗家伦时的一些用语,多有诘难。其实,我在《乔冠华全传》中对罗家伦着墨不多:“罗家伦是在清华改制的关键时刻出任校长的。他开清华学术化的滥觞,只可惜,罗校长任职两年,即被驱走。平心而论,罗家伦曾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治校有方,他还有点小名气。”
最近,我在翻阅元化先生《清园文存》,在第一卷中读到元化先生于1946年6月17日上海《联合晚报》的副刊《夕拾》上发表的一篇时评,题为《礼义廉》:
曾任大学校长的罗某,“五四”时代之健将也。“革命已经成功”,但“同志仍须努力”,遂混迹官场步步高升。二次大战前,罗某吹捧希特勒,将《我的奋斗》一书,列为青年必读书之一。抗战后罗某又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分子”。惟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多讥其丑,遂戏赠打油诗一首:
一生做帮闲,两手只要钱,三擅吹拍骗,四讲礼义廉。
文中的“罗某”即罗家伦,说他“讲礼义廉”,则是反语,是嘲讽他“无耻”。
在元化先生内心深处,对罗家伦的不满,根深蒂固。对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元化先生父亲王芳荃老先生的个人经历。
1927年,国民党派罗家伦接管了清华大学。罗家伦入主清华后,请来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同时,也在清华园实行党化教育。在清华任教授的王芳荃先生与罗家伦发生牴牾,愤而辞职,去东北大学任教,元化全家遂搬出清华园。父亲的这一经历,给幼小的元化刺激很大,对罗家伦则留下难以销蚀的负面印象。
(《文汇读书周报》2.18 罗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