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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他笑了
年近七旬的徐世扩死了，而杀死他的，正是他的亲生儿子徐永贵。
坐在看守所里，徐永贵佝偻着背，目光有些呆滞。
2010年5月13日，距离徐世扩车祸受伤已经将近4个月。徐永贵记得，那晚，父亲不停地用手撕扯被子，嘴里喊着“疼啊，疼啊”。他还时而使劲地挪动身体，用头撞墙。一直折腾到次日凌晨，父亲哭着哀求儿子：“快找一根绳子帮我解脱吧！”
看到父亲如此痛苦，他一边流泪，一边宽慰父亲：“你好好养着，我会打工挣钱给你治好病的。”
父子俩“死还是活”的交锋一直持续到凌晨6点左右。徐永贵的每一句劝说，引来的都是父亲更大的怒火。父亲的唯一理由，就是“与其那么痛苦，不如让我去死”。徐永贵渐渐觉得被父亲说动了。最终，他拿起墙上挂毛巾的一根编织绳。
“绳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笑了。”向记者讲述时，默默抽泣的徐永贵抬起头，随即抱着头，哭喊着说：“这个场景一直在我脑子里，忘不掉，一辈子也忘不掉。”
打工挣钱养家
徐永贵回忆，那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发生在2010年1月22日。头天，在北京打工的徐永贵刚刚回到贵州，准备跟家人一起过年。早上6点多，他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发生严重车祸，正在抢救。
赶到医院，医生告诉徐永贵，父亲的两个膝盖骨折，可能还有神经损伤。医护人员赶到车祸现场时，肇事司机已经逃逸。
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徐永贵就为父亲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医生告诉他，要治好父亲，就要进行手术。第一期的手术费大约8万元。
找不到肇事车主，父亲和继母又没有经济收入，仅第一期手术费用就已经无异于天文数字。
今年32岁的徐永贵少言寡语。老实、不爱说话、不爱跟人打交道是堂哥徐永福对他的印象。因为家庭条件差，从小到大，徐永贵都是同龄孩子中最受气的一个。
“每个月吃国家给的30斤苞谷，有时候一年吃一次鲜肉，衣服也烂，什么都比别人差。”徐永福告诉记者，徐永贵和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徐永贵算是村里比较听话的孩子，读书时，放学了就回家，成绩也不错。
小学毕业后，不到15岁的徐永贵放弃了学业,在省城贵阳的一家小餐馆里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待遇是每月50元工资，包吃包住。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是徐永贵最高兴的日子。他总会花3块多钱，坐长途汽车回到老家,给家里留下40块钱,再花3块多钱坐车回贵阳。
“母亲每次拿到40块钱都会很高兴，还会背着我悄悄掉眼泪。”徐永贵说，每当那时，他有一种孝敬了父母的感觉，心里很舒服。
大部分钱给了家里，自己的口袋就瘪了，每当工友们出去玩的时候，徐永贵都躲在宿舍里。过年时，别人都给自己置办些新衣新鞋，可他还是会把40元悉数带回家。
那以后，徐永贵打过很多临时的小工。他还遵照母亲的叮嘱，学了门手艺——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开“塔吊”。渐渐地，每月送回家的钱涨到了500元、800元、1000元，后来一度能达到2000元。
徐家的亲戚记得，徐永贵的父亲没什么经济来源，徐永贵的打工所得，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徐永贵说，那段时间，虽然挣了不少辛苦钱，自己并没有什么存款。2000年母亲去世后，徐永贵在悲痛中欣慰的是，自己能赚钱养家，还有了一门手艺，对得起母亲当年的嘱咐。
2003年，徐永贵的父亲和继母在贵阳再婚、居住。
看到父亲又找了一个伴，家里的日子慢慢稳定下来，徐永贵想去更多的地方试试。
2008年，他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在北京，徐永贵找到的工作是保健品推销，每天的任务就是穿着体面的衣服，向药店和个人推销维生素片之类的产品。“我好学，老板看我老实，就什么都教我，我原来跟别人一说话就害怕的毛病也好多了。”他说。
在北京的两年间，徐永贵依然没有间断每月给父亲寄生活费，在他看来，父亲是自己唯一的牵挂。
两年的保健品推销也让徐永贵觉得找到了方向。徐永贵和深圳的一家供货商接触后，拿到了产品在贵州的代理权，还定了两万多元的产品。“我已经和贵阳的几家药房谈好了，应该能挣到钱，会越做越大。”他悄悄规划着。
一切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然而，那场从天而降的车祸，打破了徐永贵的所有计划。
“在大医院交不起钱，肯定治不好，只有找‘乡土医生’治，还有一线治好的希望。”住院一周后，徐永贵把父亲背回了出租屋。
从出车祸，到2010年5月初，徐永贵说，自己不是在床边照顾父亲，就是在寻医问药的路上。但凡能打听到的民间名医，无论多远，他都会去找。
北京的工作辞了，保健品生意停了，徐永贵说，一切事情都必须给父亲治病让路。
虽然求医问药花了4万多元，但父亲的情况似乎每况愈下。“乡土医生”的治疗结果是：父亲下半身彻底瘫痪。
每天，父亲都在病痛中呻吟，每次看到父亲用无力的双手抓被子、打墙，用头撞墙时，徐永贵只能死死地抓住他。
徐永贵说，伺候父亲小便时，徐永贵会给他包上尿不湿，尿完后再用热水擦洗干净。因为伤及下肢和神经，父亲没有足够的力量排出大便，徐永贵就用手指，套上塑料袋，一点一点地帮父亲抠出来，再用热水擦洗干净。
“他爱喝水，小便一天差不多10次，大便每次都不多，一天要抠两三次。”徐永贵说，有时候自己一天睡不到一个小时，非常疲惫，但从没想过放弃，“因为他是我爸爸”。
从2010年5月开始，徐永贵身上的钱已经不多了。
见房东有一门烤豆腐的手艺，徐永贵决定跟房东学学烤豆腐，摆个小摊一天也能赚几十块钱。
此时，每月400元的房租和300元的水电费已经让徐永贵无法继续承担。
徐永贵找了一间每月租金180元的平房，跟其他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小院，七八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和一个自来水龙头。房间的墙上泛着霉斑，白天如果不开灯的话，看报纸都困难。
“再苦我也要撑下去，不然我父亲的病就没希望了。”徐永贵说。
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2010年5月13日下午，徐永贵和姐夫一起，用板车推着父亲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了这间新租的平房。
徐永贵记得很清楚，父亲被抬进房间时，第一句话是：“这个地方太黑了。”
尽管从脸上能看出对环境的失望，父亲还是一直对儿子念叨着：“拖累你了……看你30多岁了，家也成不了，都是我害的……”
“自己家人，还说什么拖累嘛。”每当听到父亲念叨这样的话，徐永贵都会不舒服，在他的观念里，姐姐嫁人后就是别人家的人了，照顾父亲是儿子分内的事。
徐永贵回忆，当天晚上，父亲特别烦躁，一会儿说要喝水，一会儿说要小便，徐永贵把水端到他身边时，他又摇头不喝，还把递到手边的尿壶扔飞了。
直到早上6点多，徐永贵亲手勒死了父亲。看到父亲断了气，徐永贵突然觉得害怕了起来。“我不能想象，今后生活中没有父亲是什么样子。”恐惧之中，他想到了打120。
十几分钟后，120急救车到了。“那时父亲已经活不过来了，看到我父亲脖子上有勒的痕迹，医生就让我报警。”
打了110后，徐永贵意识到自己犯下了杀人的大罪，他把绳子的一头吊在父亲的脖子上，另一头绑在高低床的床头，徐永贵说，当时想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不想被枪毙。
今年2月21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徐永贵涉嫌故意杀人案。在庭审现场，徐永贵哭红了脸，作最后陈述时，他含泪站起：“父亲太痛苦了，我真想帮他‘解脱’……重病后，也四处借钱给父亲就医，照顾父亲从未睡过一个好觉，一时头脑发晕，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犯下了滔天大罪……我将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听着徐永贵带着哭腔的陈述，旁听席上一片静默。
在庭审即将结束时，徐永贵的姐姐徐永琼忽然跪在了法庭的正前方，痛哭着为弟弟向法官求情。她说，徐永贵是个孝顺儿子，他这样做只是不想父亲再受痛苦，希望法院从轻判决。此时，被告席上的徐永贵深埋着头失声痛哭。
现在，徐永贵正在等待法院的一审判决，在看守所里，他每天都会看《刑法》。他说，即使有机会改过自新，父亲咽气前的样子也会成为永远的阴影，“一直在我脑子里，一辈子也忘不掉”。
记者手记
我一直在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故事，找寻徐永贵杀死父亲的真实动机，但其中表现出的人性之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我始终无法确认，徐永贵是真想帮父亲解脱，还是瞬间被摆脱累赘的想法占了上风，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除去人性，在这场悲剧的背后，还投射出诚信、执法、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安乐死立法等等方面的问题。
当然，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人伦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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