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最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大量档案史料的不断公布，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亦日趋客观、公正。

    瞿秋白（1899~1935）：对其在历史上的贡献有了更多的挖掘

    以往，学界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研究多重在阐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贡献。对于在毛泽东之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对这条道路所做的独特贡献很少关注。近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鲁振祥研究员指出：留存下来的史料说明，瞿秋白是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主要启动者之一，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

    “在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决策时，往往忽略瞿秋白的作用”的问题，有论者指出，瞿秋白不仅积极参与了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策，统筹部署了起义军南下的行动方案，而且在起义失败后以中央临时政治局总负责人的身份对起义的得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为遭到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积蓄战斗力量作出了贡献。

    华国锋（1921~2008）：若干史实得到发掘和还原

    以往对华国锋的评价贬多于褒，有论者以“一正四负”来概括：“一正”，即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即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

    近年来，学界根据大量的史料研究得出：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一正”显得不足，“四负”不少有违事实或过于武断。表现在：（1）正式提出解决“四人帮”动议的是华国锋。根据《李先念传》编写组成员的文章披露、吴德在《十年风雨纪事》的自述和当事人张根生的记述，从提出动议到分别沟通，从商量方案到坐镇主持，华国锋是抓捕“四人帮”行动所有环节的主导者，绝非仅仅“有功”，而的确“起了决定性作用”。（2）主张邓小平复出工作。据吴德口述，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至于邓小平没有马上复出，其实是华国锋和中共高层的策略考虑。（3）“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华国锋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另外，提出“两个凡是”也不是为了继续“批邓”，因为当时这个口号已经废止。（4）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者另有其人。

    王 明（1904~1974）：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真相大白

    1956年，王明以“到苏联治病”为由到莫斯科后再也没有回国。他在1971年写的《中共五十年》一书第二编第五节《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对延安整风时期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进行恶意歪曲，攻击毛泽东强迫他住院治病，“然后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示主治医生金茂岳用含汞的药物逐渐毒害”他。

    史学界一直没有找到驳斥王明谎言的确凿原始史料。有研究者最近从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当年中共中央调查“王明中毒事件”的原始材料，成为可以澄清这一史实的最有力的证据。这批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等14份尘封珍贵史料，第一次完整、权威、翔实地记录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王明在延安的1943年治疗过程因药物而引起中毒，完全是医疗技术事故，这从当时的会诊记录和对主治医生的审讯记录中都可以看出。王明当时也承认是医疗事故，所以后期会诊时仍要金茂岳主治。

    张国焘（1897~1979）：对其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对张国焘的错误和贡献有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1）他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原因和西路军与分裂路线的关系问题。有学者研究认为，张国焘放弃另立中央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包括朱德等人的坚决抵制、康北地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共产国际的干预与调解、中共中央的正确策略等。（2）张国焘在建党中的历史作用。有学者指出，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领袖，多次参加示威游行，并被推举为北京学联主席。他与李大钊、张申府一起，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三位最初成员之一。

    1921年6月，张国焘和刘仁静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一大的会议主持者，并被推举为组织工作的负责人。张国焘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

    （《北京日报》1．17 汪云生 尤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