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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中国办报第一人——伍廷芳

    张礼恒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伍廷芳就读的圣保罗书院虽然是教会创办的一所神学院,但是其所设课程已经基本世俗化。早在建院之初,英国外交部就每年向该校提供250英镑,作为港英殖民地政府培养传译员和翻译人员的经费。因而,当1861年毕业时,才华出众、相貌堂堂的伍廷芳经严格挑选被录取为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月薪为港币80圆,折合成英镑,年薪为200镑。至此,伍廷芳开始学习西洋法律。

        从1861年毕业涉足政界起,到1874年自费留学英国止,伍廷芳连续在香港生活了13年。在此期间,伍廷芳最值得追颂的是: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日报——《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的创办,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是偶然与必然的巧合。

        香港华人经济势力的崛起,是伍廷芳创办报纸的经济动因。19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势头,为香港地区经济繁荣提供了契机。北美大陆、澳洲大陆相继传出发现大量金矿的消息后,全球刮起了一阵规模宏大的“淘金旋风”。在发财欲念的驱动下,数以万计的华人纷纷漂洋过海,应招奔赴淘金场。与这股流动人口相伴随的还有大批被贩往古巴、秘鲁等美洲各地的“猪仔”们。地处东西交通要道的香港成为外运的主要港口。为躲避战乱迁往香港的两粤富绅,利用香港四通八达的航运线,架起了一座座通往世界各地的桥梁,把远洋贸易和中国沿海贸易衔接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滚滚的财源。到19世纪60年代初,在港华人已达8万之众,华人的财富远远超过洋商而成为香港财政收入的支柱。反映华人利益,表达华人心声的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便在华商大力发展转口贸易的行进中呱呱落地。

        《中外新报》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创办的。当时,有一个伦敦传道会的牧师罗传列东来中国,此人通粤语,博学多识,曾在港府任通事之职,1856—1860年间,为香港首任监督学院,一生著作甚丰。他看见因语言障碍,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不便,于是便编了一本《汉英字典》,交给香港《孖剌西报》排印。报社因此制了一副中文铅字,等到字典印完后,中文铅字便无用武之地。1860年,伍廷芳、黄胜等人议决利用这副铅字,出版中文报纸。《孖剌西报》的负责人表示同意。于是,《中外新报》便由此诞生。是年,伍廷芳18岁。

        既然事涉黄胜,在此就必须交待一下黄胜的情况。因为长期以来,由于伍廷芳在晚清政坛上、民国风云中蜚声海内外,后来的人们在提及《中外新报》时,往往把功劳全归于伍廷芳一人,而作为该报另一重要创办者的黄胜则渐渐为人们所遗忘。

        黄胜(1828—1902),字平甫,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生于澳门。1843年来港就读于马礼逊学校,与容闳为同窗。1847年同容闳、黄宽一起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攻读,一年后因病返港,先后在《德臣西报》《孖剌西报》工作,从事编辑翻译,精通印刷技术。后来转入香港最早的英文书院——英华书院任教,继任校长,与英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对促进中英文化交流贡献甚大。1858年出任香港高等法院陪审员,这是第一位华人陪审员。1885年协助王煜初牧师,筹建中国第一家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通济会堂”(即现时中华基教会合一堂的前身),为筹办长老之一。在香港华人社会广有影响。

        从黄胜的生平简历中可以发现,1860年《中外新报》创办时,黄胜无论是在年龄上还是在个人经历上都要比伍廷芳占优势。因此,应该说是伍廷芳、黄胜共同创办了《中外新报》。

        《中外新报》是作为《孖剌西报》的附刊出版的。最初星期一、三、五出版,后来改为日报。每天下午出版四开一小张,约容4号字15000字,除广告外,新闻约占报面的三分之一。另外用南山贝纸印“行情纸”一页,专门登载货价、船期,随报纸派送,切中商人、市民的需要。年收费3元。因经营得法,报纸销量甚好,民国初年达到全盛时期,销数逾万。后来被龙济光操纵,成为军阀的喉舌,为读者所唾弃。龙济光倒台后,遂一蹶不振,1920年乃宣告停刊。前后存在60年。

        伍廷芳将《中外新报》视为宣传西学,启迪民智的基地,他对该报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十多年来,在完成了一天的公务后,他时常伏案工作到深夜。为报纸翻译资料,确保报纸的质量,即使是在炎热的夏天,也不稍懈。有时翻译完一篇资料已是黎明时分,他便匆匆漱洗完毕,赶往港府法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伍廷芳在主持《中外新报》的同时,还协助陈言(蔼亭)创办了《华字日报》。陈言,字善言,号蔼亭,与伍廷芳是亲戚,任《德臣西报》副主笔。1878年应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邀请,出任中国驻古巴领事。任内,积极保护华侨。1879年后出任开平煤局总办、沪宁铁路总办。1905年8月去世。伍廷芳曾撰文对其一生作过高度评价,称“蔼亭先生之死,确是国家的损失”。悼文发表于1905年8月26日的上海《字林西报》上。《华字日报》创刊于1864年,此为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最初由陈蔼亭主持,后由江治、何仲生等接办。该报存在近80年。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陷香港时,因不愿屈辱而停刊。

        关于该报创办的缘起及与伍廷芳的关系,《华字日报》曾有过明确的阐述:

        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乃决意创办本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    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此办报之惟一宗旨也。惟其时铅字印机,购办极难。筹备经年,始向教会中之西人,购得铅字一副。……惟印刷机仍缺,不获已乃商于《德臣西报》 之主持人,与之合办。……而当时名流,伍廷芳、何启实为之助。

        由上可见,从《中外新报》到《华字日报》,仅仅过了4年,中国人办报的趣旨便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中外新报》启迪民智,御侮图强还处于朦胧阶段的话,《华字日报》则将这一宗旨渲染得旗帜鲜明,明确无误。“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告于侨胞”,即是有感于西洋文化冲击下,中国社会表现出的“附庸”“愚顽”现象而发,希冀通过报刊这一近代社会的大众传播媒介,唤起国人(主要是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华人)理性地对待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使民智日开,而益奋其爱国之念”。

        《中外新报》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史的先河,继之而起者如雨后春笋。仅在香港一地,《华字日报》之后,又有《循环日报》(1874年)、《维新日报》(1880年)、《述报》(1884年)、《粤报》(1885年)、《广报》(1886年)、《中国日报》(1899年)、《商报》(1904年)、《广东日报》(1904年)、《有所谓报》(1905年6月)、《新汉报》(1911年)、《大光报》(1913年)、《华商总会报》(1919年)、《新闻报》(1920年)、《工商日报》(1925年)等。这些报纸的办报思想更加明确,办报形式更趋合理、新颖。无怪乎40年后,伍廷芳欣然说道:“自从我们第一张报纸,以小小的纸张出版,到现在它领导及塑造了公允的舆论。”

        事业的接近,趣旨的契合,使伍廷芳与王韬走到了一起。王韬这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一个“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其传奇性的经历,更令后世的人们格外着迷。王韬是江苏甫里镇人,1828年11月10日出生,孩童时即显露出过人的天资,熟读经书,但是在科举道路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到头来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的秀才。一连串的挫折、失意,使他对科举制及其清王朝的统治深怀怨恨。

        在香港,王韬主要从事“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工作,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将四书五经翻译成英文,同时也向华人输入西学,《法国志略》即在此间完成。他还兼任《德臣西报》的子报《近世编录》的编辑。同行的缘故,王韬结识了陈言,并由此认识了伍廷芳、黄胜、何启等人。1874年1月5日,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创刊,伍廷芳曾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特殊的文化氛围中,伍廷芳、陈言、黄胜、王韬,这批沐浴在异国文明中的人走到了一起,有别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新型知识群体在此形成。

        (摘自《“三世”外交家伍廷芳》,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3月版,定价:4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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