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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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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傅斯年对抗日战争进程的判断

    傅国涌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五四”的产儿傅斯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政治人物,但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与同行发奋著成《东北史纲》,以大量可靠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场为民族争人格。

        1932年8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中日问题绝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他认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满足日本的欲望,他们的最小限度是:一、承认伪满独立,并奉送热河、滦东的领土;二、在华北弄出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政府来;三、全国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间的排倭之举,并帮助推销日货;四、取消爱国主义的教育。这样的“最小限度”等于是奉送中华民国。所以他认为对日只有降和战两条路可以选择,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就是排除一切顾忌,以人人当求必死的决心奋起抵抗。我们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

        1933年1月,他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只有最有组织的抵抗,才有可能赌一下国运,才能争回已失的人气。

        在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局势之后,他指出中国远未到服输的时候,日本的陆海军虽然比我们强大,如果世界上只有中、日两国,日本必然马上毫不犹豫地吞灭中国,如果华北问题不是比东北在国际上的意义更复杂,日本必然毫无犹豫地占领。在整个国际关系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为。日俄之间、日美之间的关系、冲突到底会如何演变都在未定之天,何况“世界大势之演变,系于无数事件。决于甚多因素,断无走直线的”。他不断地提醒国人和当局,日本没有立即吞灭我们,既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均势虽动摇,却没有彻底失效。他劝告当局千万不要得过且过,甚至倒在日本的怀里,以保安富尊荣。

        他始终记得“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东北丧失之后,他坚持反对自欺欺人的所谓“中日亲善”口号,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华的野心,所以他认定以后中日之间的争端无论在外交上如何折冲,都不能放弃军事上的准备,“让步既极而仍无结果,则虽亡国在望,亦须抗战到底也。”

        1937年7月,卢沟桥头的残月终于目睹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22个月后,傅斯年在《地利与胜利》一文中对战争的走势作了准确的估计,认定日本(他称之为“倭贼”)的总策略是用相应的代价换取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一处呈胶着状态时,马上另从侧面进攻,或向另一很远的区域进攻,使我们感觉调动的困难。这一战略同时决定了日本的最终失败,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能速战速决,失败就不可避免,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地形的优点,就能使日本在沿江的深入、沿海的占领都不发生任何效力。他具体细致地分析了江南的山地地形、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几省地形,提出了发挥优势、补救劣势的方法。他预期:“抗战的大业,决不能在最近期间结束,至少还有三年。三年以后,我们必偕英法美以全胜,倭国必随中欧的桀纣以灭亡。在我胜利而他灭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要尽的。”

        1940年2月25日,他在《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中剖析了日本的贪婪、得寸进尺。上海战事初起,它曾向全世界宣称“不侵华南”,然而很快就先以厦门为试探,再在广东登陆。如今它在中国陷入进退两难,又在布置向北侵入苏联,向南吞并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整个南洋的计划了。这样的国家如不遭受挫败,其侵略将无止境。对它只有“有你无我,有我无你”两句话。

        傅斯年不是军事专长,却有着爱国的热忱。他曾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上书蒋介石,提出固守湘西、湘南、广西全境,在西北方面统一指挥,在西南加强公路、铁路交通建设,特别注意日寇通过豫西、鄂西威胁汉中等一系列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并非在傅斯年的意料之外,早在抗战打到第18个月之后,他就在1939年1月15日出版的《今日评论》发表《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一文,认为日本银行准备金消耗得差不多了,全靠对外贸易和小量金矿赚外汇,这个时候如果英美给予经济打击,日本的购买战争和工业品原料就会发生困难,战时发生这样的情况它是不能支持下去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无疑更加速了其失败的进程。美国的海军新战术和海上优势让日本措手不及,这也是日本始料不及的。1944年7月离抗战七周年之际,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我替倭奴占了一卦》文中,引用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时日本正发起抗战以来最后一轮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洛阳、长沙等重要城市,表面上还看不出马上衰败的迹象。但他判断这是日本的下策,是无目的战。  

        “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寻衅。其目的是显然为着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他进一步判断几个月后就会是我们反攻的局势,中国西部的地形也早已消解了日本在兵器上的优势。他不无兴奋地说:“抗战满年月,军事上我在今天最为乐观,因为世界上已经没有不可知的因素,倭奴手中已经没有不翻开的牌。”

        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大大加快了二战结束的进程,他写了一篇自称“书生谈兵”的《“第二战场”的前瞻》,大战将终,他的心情也格外轻松。此前4月2日,他就已料定离日本战败之期已近,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主张今后至少30年的外交应该是小心翼翼的——“联美、善英、和俄,而与其他国家友谊相处”,而至少在15年内要把培植国力放在第一位。当然,他没有预料到抗战之后接踵而来的将是内战,他的一切美好的设想都将化为乌有。

        (摘自《无语江山有人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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