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养生
  • 女人
  • 娱乐
  • 电视
  • 图片
  • 棋牌
  • 光明报系
  • 更多>>
    •   历史·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报 纸
    杂 志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郑振铎先生劫中得书

    陈福康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郑振铎先生有一本书叫《劫中得书记》,简略记载了在日寇侵华期间他是怎么抢救我国珍贵图书的。“劫”是从佛教中引进的一个词,世界毁灭、亡种灭族谓之劫。在中国历史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可谓大劫。

        上海孤岛前期,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著名学者为了避难和开展敌后文化工作,大多迁移到大后方去了。但是郑振铎却一直没有走。

        江南一带,特别像苏州、常熟、湖州、宁波这些地区,明代以来,最出名的藏书家都出在这些地方。但是,一到打仗,那些藏书家都要逃难,他们的书就很难保存下来。此外,他们当时也需要钱。因为藏书家一般把钱都用去买书了,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就要被迫卖书。郑振铎发现了这个情况,他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巨款买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在1938年5月上海孤岛初期,郑振铎先生买过一部书,叫《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脉望馆是清代一个藏书家的藏书楼的名字,而这部《古今杂剧》则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因为元代杂剧保存下来的并不多,一些重要作品保存在这部书里。这部书共64册。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消息,经过跟书商反复谈判,最终要价9000元。郑振铎到处去借钱也借不到。最后实在是没办法了,他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用国家拨的钱才把这部书买下来了。而这件事对他以后抢救图书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件事情让郑振铎得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国民政府也是可以争取的,也是可以让他们出钱来买书的。

        再来说说这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到底有多大价值呢?这部书里有242本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且很多还是稿本、抄本,没有刻印过的。在这几百本中,元代人所写的就有29种。

        “孤岛”前期郑先生买了很多书,其中最重要的,他自己也认为就是这部书。郑振铎当年就认识到这部书的重大意义,他写道,这是一个宏伟丰富的宝库,“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可以与19世纪、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相媲美的。

        而作此评价的远不只他一人。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张元济先生在给郑振铎的信里也提到,这是绝世之“国宝”。而且他也认为,这个万不能任其流到国外。张元济当时就提出,为了保存孤本,必须把这部书转化为铅印本,要立即把最重要的部分印出来。而这和郑振铎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他们两个人可以决定的,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实际负责人已经迁到香港,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也搬了一部分到武汉。而且,郑振铎这个书是为国家买的,这个书能不能印是要问政府当局,要教育部长同意的。后来交涉成功了,出了一部书叫《孤本元明杂剧》。尽管现在这个书在图书馆比较普通,但是你如果了解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一看你就知道,当年出这个书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不顾被人冤枉,默默为国家做大事

        到了1939年,随着抗日战争越来越激烈,郑振铎的朋友逐渐都走了。大家都劝郑振铎先生走,他也答应走,但是后来却一直没有走。在内地的朋友很多人就很不高兴,就怪郑先生,是不是你怕艰苦留在上海啊?因为他根本就无法跟他们讲不走的真正的原因,这个不好讲的要保密的。甚至还有人说郑先生跟周作人一样,当年传说得很有模有样的。上海沦陷以后,日本方面召开一个东亚文学工作者大会,参加的人有很多,见报名单里面就有郑振铎先生的名字。非常巧的是,这一天郑振铎的日记也保存下来了。郑振铎自己看到了这一条报道,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他不好登报声明,那么内地的朋友看到了这个假新闻会怎么想?他当时愤怒得不得了。郑先生因公殉职以后,章靳以的回忆文章里就写到,当年看到了这个假新闻,有些人当然很愤怒了,说郑振铎怎么会参加这个会议呢?章靳以就跟他们吵,说你们怎么可以相信呢?我了解郑先生,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人家怀疑还是有的。直到抗战胜利以后,叶圣陶回上海,才知道了郑振铎不离开上海的原因。所以他在《西谛书跋》前言里面非常激动地讲,我们都没想到,西谛(郑振铎的笔名)兄在民族危亡之际,最危险的时刻,主动留在上海,也不顾被人冤枉,默默地为国家做这么大的事情。

        抗战胜利以后,郑振铎自己写过两篇文章,稍微透露了一点其中的细节。读者都很感动。1946年的时候,《上海文化》选出大家最尊敬最喜爱的作家,郑振铎就是榜上有名的。大家都是因为这件事而投他的票的。他当年是威信很高的。

        无钱买书,“挖肉补疮”

        1939年的时候,市面上的书散出来得越来越多,但是郑振铎也越来越买不起了。他已经把能够卖掉的东西都卖掉了,甚至有的时候只能把自己不是太重要的书卖掉一点,再去买重要的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挖肉补疮”。

        郑振铎先生一辈子没有入党,也是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他和共产党很多重要的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张崧年等都有很密切的联系。他读大学时最要好的朋友是后来中共的领导人瞿秋白;他后来在上海最密切的朋友沈雁冰(茅盾),是中共建党时期的老党员。还有杨贤江、胡愈之等,都是他的好友。郑振铎没有入党,但他在暨南大学国共两党的斗争当中,是很明确地倾向于共产党的。有一个最鲜明的例子,就是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开始公开反共清共,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在4月13日晚上,就在胡愈之起草的一封公开信上签名,抗议蒋介石的反共、反革命政变。

        这就是说,郑振铎虽然不是一个党员,但是他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是很清楚的。国民党方面当然也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当时想争取国民政府的拨款,就去找了几个比他年纪还要大、没有政治色彩的有威望的爱国老人。哪几个人呢?张元济是一个,还有一个何炳松,暨南大学的校长,还有一个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主要就是这三个人。他们都是学术界绝对的第一流人物。他们联名向重庆的教育部打报告。报告由郑振铎起草,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根据保存下来的郑振铎1940年1月5日的日记说,1月5日他们就拍了一个电报。那一天是个什么日子呢?那一天他正好得到消息,说敌伪要绑架他,因为他的名声是比较大的。在敌人的机关当中,像法院、巡捕房这些地方,有他的一些朋友,就得到了消息,于是出去躲在外面。他的日记里没有记这个电报的内容,因为这个是要保密的。他那天在外面躲的时候就碰到了他的暨南大学同事周予同,周先生是历史学家,后来在复旦大学做教授,“文革”以后逝世。郑先生那一天跟周予同讲,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但是却有一团浩气在。他们互相激励,这样的话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下来。1月5日的电报,原文保存在台湾。

        郑振铎他们拍了电报给朱家骅,朱家骅当时有一个身份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于是,陈立夫和朱家骅就联合起来,拿出教育部及庚款的钱来抢救国家劫难中的图书。在抗战前夕,国家曾拨了一笔钱给中央图书馆(筹),让盖楼房的。但是这个楼房还没盖,南京就被日寇占领了。这笔钱还在银行里没动,如果抗战胜利以后再回去,这点钱根本就不值钱了,几个砖头都买不起了,正好把这笔钱拿出来买书。现在过了六七十年,仍然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英明必要的,是符合我们中华民族利益的,我们必须给予积极的肯定。

        后来我去台湾,看到一些台北所藏的材料,里面还有一些郑振铎当年的信,全是用暗语写的,人名都是化名,书名也是化名,你如果没有好好地研究,放在你面前你都看不懂。从台湾的档案材料里还发现,这个事情是一直通报到蒋介石那里的。这对国民党政府来讲也是一个大事情。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力非常空虚,国家的钱首先是要用来打仗,还有救助难民什么的。所以实事求是地讲,特别是陈立夫、朱家骅,在这个事情上面,是为中华民族立了功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功劳,第一位是郑振铎,因为这个事情是他发起的,花了极大的心血;而且他是战斗在第一线,是最危险的。

        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郑振铎不仅有爱国热情,而且学问很好。他对情况了若指掌,当年的江南一带,什么书已经流散出来了,什么书马上要流出来,什么书还没到,什么书最珍贵,首先应该先抢救哪一部分书,全部都在他的肚子里面。他胸有成竹,张元济等人给他做参谋,他们都是大学者(何炳松是著名的史学家,张寿镛编集过著名的《四明丛书》)。他在日记里面就说:从今以后,绝不听任江南文献流散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就必须为国家保存。

        郑振铎当年是有“交通员”的,就是有一两个小青年帮他跑腿。因为大家都在上海,他们的信不是邮局寄来寄去的,寄来寄去反而慢,而且危险,都是送来送去的。张元济先生和何炳松先生,郑振铎写给他们的信,全部烧掉了。他们都很谨慎,而且不止他们的,郑振铎自己,人家写给他的信,他也烧掉了。烧信这件事就是郑振铎提出来的。只有他写给张寿镛的信,张先生没有烧掉,而且装订成册,珍藏起来。张先生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逝世的。后来张先生的家属,把这批信捐给了北京图书馆,保存下来。而郑振铎写给朱家骅、陈立夫、蒋复璁的信,蒋复璁先生基本都保存下来了。他抗战胜利以后迁到南京,带到南京;国民党失败,从南京逃到台湾,他再带到台湾。如果没有这些前人保存下来的东西,这么生动的故事,就不知道了。

        当年在上海,有哪些人在买书呢?一个是日本人。我们知道,日本有很多汉学家,譬如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之一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之后还写了两首汉诗来炫耀。所以,当年日本方面派人到中国来“买书”——抢书。二是汉奸,汉奸里面有一些人是有学问的,都在上海买书。还有一个是美国人,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也在中国买了很多的书,特别是什么地方志之类。美国人买地方志都是有政治目的、军事目的的。另外一些人,就是一些书商,他们都是图利。

        郑振铎自从获得了重庆的经济资助以后,开始以暨南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买书,就一点一点把局势完全扭转过来了。郑振铎自己后来也讲了: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他非常自豪地讲,当时在上海,任何一部古书要出售,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只有他觉得不必买,这个书才能被人家买去。所以说,郑振铎、何炳松、张寿镛、张元济这些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英雄,真正的幕后英雄,完全是不图名,不图利,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尤其是冲在最前线的郑振铎先生。

        上海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徐森玉,他比张元济稍微小一点,1881年出生,跟鲁迅同龄,比郑振铎要大18岁,也是两代人。他是一个文物学家,也是一个版本学家,他对古籍非常精通。他当时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1940年底从重庆被派到上海协助郑振铎之后,发现郑振铎辛苦得不得了,而且是一分钱劳务费都没有的。在外面奔走的时候,连车马费都是自己掏腰包。徐森玉先生就写了一封信给重庆当局,这封信现在保存下来了。他说郑振铎“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因此,他和何炳松两人商量,就建议重庆方面给郑振铎先生一点车马费。他写这封信并没有征求过郑振铎的意见,郑振铎知道以后,马上写一封信坚决谢绝,他说:“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一岁以来,弟之所以号呼,废寝忘餐以从事于抢救文物者,纯是一番为国效劳之心。若一谈及报酬,则前功尽弃,大类居功邀赏矣,万万非弟所愿闻问也。”他后面还说:希望诸公视我为人! 

        创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

        郑振铎大规模抢救图书从1940年1月份开始,到1941年12月8日上海全部沦陷为止。上海全部沦陷后,他们这个事情就不能干了,因为就直接在日本人的铁蹄底下了。另外一方面,后方的钱也寄不过来了。所以,一共就只有两年不到的时间。他后来说:两年不到的时间,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是在量与质两方面确是同样的惊人,连我们自己也不能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当然,上海全部沦陷以后,郑振铎仍然千方百计与重庆方面联系,还尽可能抢救和保护图书,但大规模的抢救工作是不可能了。

        郑振铎他们当年抢救下来的图书,一部分曾运到香港去保存,后来被侵占香港的日本军掠去,运到东京他们的帝国图书馆,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追回。国民党败退台湾时,这批书中的精品又被国民党当局运往台湾。后来,胡适到台湾去参观了那些书后,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杨联陞教授,激动地说,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时期所买之书,都是宝贝。现在,台湾“国家图书馆”里面的善本书库,最重要的就是郑振铎他们买下来的。

        郑振铎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亡的年头,默默无闻地为国家做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情。

        (摘自《纸向何方:上海博物馆“纸文化”系列讲座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78.00元)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员工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网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