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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9月01日 星期二

    与你相遇——珍惜借这山水结下的缘

    敬一丹 《 书摘 》( 2015年09月01日)

        远离日常状态,就很容易想很久以前的事,也想以后很久的事。职业生涯的几十年,算是最好的年华吧!在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地找到自己喜欢并适合的位置,同样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样的同事和同行。南来的、北往的,年轻的、年长的,在特定的时空交汇点,怎么就遇到了呢?这是缘分啊!

        斗转星移的岁月,熙熙攘攘的世间,沉淀下来的,都是我所珍视的各种遇到。这既是个人的记忆,也带着时代的痕迹,是对自己的交代,也是向我所遇到的一切致意。

        声音——放大弱者的声音

        又一麻袋信送到《焦点访谈》办公室。    

        我拆开一封封信,禁不住叹一口气。    

        一丹姐:我们乡镇90%的蔬莱保护地撂荒着,耕地是农民的心尖子……

        村里毁田毁林带,我们录像后,村书记大发雷霆,说录像我也不怕,电视台曝光我也不怕……

        我们都是从政法战线退下来的同志,想借《焦点访谈》一角为农民兄弟说句公道话……

        在1995年加盟《焦点访谈》时,我以为自己做好了准备。但不久,我发现每天面对这么多观众来信,就是我没有想到的。

        拆开这些信,我似乎能听到众声喧哗。每个信封里都包裹着一个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人,信中那些倾诉,那些不平,那些愿望,那些诉求,是对《焦点访谈》说的,而我作为《焦点访谈》主持人,经常面对面与观众交流,渐渐地,成为观众的熟人。当观众有话对《焦点访谈》说的时候,就找到一个看得见的“熟人”来说。于是,面对观众来信,就成了我每天的功课。每天,几十封、上百封观众来信堆在我的办公桌上,各色各样的信封上写着“敬一丹收”。记者们到了办公室就看信,有的信写着栏目编辑部收,有的写着主持人或记者的名字。    

        给我写信的观众多半是最需要帮助又最缺少沟通宣泄渠道的人。他们也许在灯下犹豫很久才写出压在心底很久的话,他们也许是悄悄找到村上识文断字的人代笔,他们也许走了几十里山路才找到一只邮筒,他们也许避开监视的目光,让在外当兵或上学的子女寄出了这封信。  

        我曾经面对着这些信,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有一天,当我又一次面对成堆的观众来信唉声叹气的时候,我的同事李玉强说:“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些信编成一本书?”

        对啊,这些写信的观众好不容易发出声音,就是希望我们能把这些声音传播出去,有声音,就需要倾听、回应、交流、沟通。我把这本书的名字定为《声音》。能发出声音,能听到声音,这是文明,而众声喧哗、议论风生,是我期待的健康生动的社会面貌。邓小平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本书里的种种声音,不也是一种呼应吗?   

        书中选用的150封信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涉及到农村、教育、法治、企业改革、市场秩序、环境保护、社会家庭、道德文明、贫困等等,覆盖了当时社会的焦点热点难点。观众的声音与电视人的声音在这里交汇,我们共同进行着一种传播。这些信触发的一个电视人的思考,记录在文稿里。

        这些声音是上世纪90年代特有的。它们以直接的、朴素的原生态展示着生活的面貌。听起来,这些声音有些嘈杂,但,今天的七嘴八舌比起昔日的缄口不言、万马齐喑不是一种进步吗?比起盲目的僵化的异口同声不也是一种进步吗?在丰富多样而又嘈杂的声音里,有生动鲜活的进行时状态,也有变化更新的当今信息,更有真实可感的社会生活。

        在梳理这些信件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身在媒体,我才有条件直接听到这些声音;身在媒体,我才有可能传播这些声音。这是媒体人能做和应该做的,这是电视人的另一种传播,它有一种记录的意义,它记录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来自民间的声音,这种民间文本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将来,21世纪的读者或许可以从中寻觅到过往的痕迹。    

        1998年,《声音》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有很多机会与读者见面,这也是电视人与观众见面,我真切地看到读者的目光,那是隔着屏幕我看不见的观众的目光。我从中看到信任、鼓励、理解。在书的扉页上,我一次又一次写下:期待共鸣。

        我期待的共鸣来自四面八方。很多读者说,这本书让人们听到不容易听到的声音,直面社会焦点难点,体现了电视人的责任和良知: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是一个沉默的存在,收集在本书中的来信,和全国范围内到处都有的这种信相比,是九牛一毛。更多的声音永远不能为人所知。这本书让我们听到很多人的呼喊,沉默因此被打破了。(正平)    

        《声音》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民意大全,你可以从里面听到老百姓最关心最揪心的话题,最沉重也最热切的呼喊。(柳)

        在东北与读者见面时,一位扶着手杖的老者说:“老百姓的话,是决策者最应该听的话,尤其是今天。”

        回到北京,我把《声音》这本书转交给朱镕基总理。朱镕基总理曾说,他是《焦点访谈》的忠实观众。朱总理有很多渠道了解民情,这本书,也算是一种渠道吧。我想,这是一个电视人所能做的“下情上达”。

        我拿着一本本《声音》,双手递给读者,就像给众多写信的观众写了一封回信,终于给了观众一个交代。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然而,不久,我收到一个年轻人的信,让我又沉重起来。    

        这封信来自校园里的小喻。他写道:

        读了《声音》,感触颇深,特别是看到“农村篇”“教育篇”“贫困篇”等内容,更是涕泪交零,因为,我曾经失学,也曾是一个农民。我家乡就在大别山,对于贫困,我有着痛彻心扉的体会。书中的来信,只是部分农民能够反映的,更多的农民已经被压得麻木了,他们甚至连呻吟都不能发出……

        我刚刚获得的欣慰感、轻松感又被沉重感替代了。

        其实,我能够做的极其有限。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还有多少是我们不了解的?还有多少是公众不知晓的?作为媒体人,走近,倾听,传播,这是永远的责任。

        我曾设想,《声音》出版之后,再过五年、十年,我可以再做一次这样的声音收集和传播,也许,那时的社会,有的声音会消失,有的声音会出现。我乐观地猜想:一些词汇可能消失,比如“下岗”“分流”“再就业”;一些词汇可能减少,比如“贫困”“造假”“腐败”“污染”……一些现象会变得奇怪荒唐,一些状态会变得出乎意料,一些事情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再接着出版《声音2》《声音3》,不是很有过程感吗?

        五年以后,十年以后,我没有做这件事。因为,我乐观的预想没有出现,一些沉重的词依然存在着,比如污染、腐败、贫富差别,一些曾经让我压抑的现象更加严重,缺少明显的变化对比,我没能唤起重新投入的愿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网络的发展改变了沟通方式,更多的观众通过便捷的现代手段与电视媒体沟通,传统的信件不再是沟通主流,中央电视台建立起观众电话、网络沟通平台,信息记录和传播有了更新的天地。自媒体时代到来,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直接表达的工具,那些手写的信件日渐遥远。    

        年会——让我们互为情人吧!

        “年会”,对这两个字的反应,大致能看出,是不是评论部老人儿。

        我加盟《焦点访谈》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曾大感意外。当时,我还是新来的,不太认识那些同事,但热闹的气氛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了。

        哎,那穿着雪白纱裙跳“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其中一个有点眼熟,那不是在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陈耀文吗?他是《东方时空·焦点时刻》早期杀手之一,很有战斗力的记者,舞台上还有这一手啊!那一只天鹅,黑胖胖的,是黑子吧?怎么如此欢乐啊!

        年会上,工作总结,也没有说套话的,干起来,有胆有识,玩起来,有趣有乐,和他们共事,真好!那天恰好是情人节,“让我们大家互为情人吧!”大家在一起,真的很亲啊!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集体了,后来的年会,就成了一个盼头。

        平日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其他场合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人家竟然诧异:“你还会笑啊?”我猜想,评论部还有些面孔也会让人有不会笑的印象,再军啊,老曲啊,赵微啊,阿关啊,在镜头前笑过吗?    

        我们需要找乐儿,需要开怀大笑,需要狂欢。要不然,就可能内心受伤,就可能抑郁,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一个正常人的“趣”。于是,我们自娱自乐,不在乎什么喝彩或喝倒彩,没大没小没正经,荒诞、撒欢儿、撒狗血。其实,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表达,也可以叫作释放,也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不醉不还。

        年会上,有着特有的风景:群众大模大样坐着,头儿殷勤地端茶倒水,领导的钱包被主持人拿出来,问也不问把钱撒向众人,平常严厉的制片人,现在怎么也得经得住捉弄。年会气氛就是这样,平等嘛!友爱嘛!

        年会激发了大家的聪明劲儿,创造力喷薄而出,凝聚力随之而来,团队荣誉激励着每一个台上台下的人。

        《东方红时空》上演的时候,评论部总动员:一会儿,当演员在台上;一会儿,当观众坐台下。大家自己演,演自己;自己看,看自己。有时,台上合唱群舞的人比台下人还多,因为还有拍摄的、录音的、打灯光的。终于,我们玩儿一样成就了一场创纪录的空前绝后的大戏。    

        年会,浓缩了我们一年的欢乐。如果说,我们一年总在皱眉头,这一天可以眉开眼笑;如果说,这一年我们都拘束着,这一天可以放松;如果说,我们一年都彼此陌生,这一天可以相互拥抱。

        南院——永远有人在加班

        南院是哪?有一部大片一样的小片儿,是这样描绘的:

        在风光旖旎的央视大楼以南,在生机勃勃的西客站以北,一条荡气回肠的小巷深处,隐藏着一个富有神秘感的院落——羊坊店西路115号。

        对面小区大爷:“白岩松老上这来。”

        保安:“里边的人很有素质那种……像刘爱民,《东方时空》的……”    

        外卖哥:“电视台嘛!”

        快递哥:“我知道,中央电视台。”    

        这就是南院了。

        这片子的作者是《新闻调查》的王晓清,她所在的栏目也在南院。平常这个秀气的女编导做调查节目颇大气,而这个片子,是拍着玩儿的,透出一种别样味道。央视东迁之前,她带着南院人共同的感情,对南院考证了一番。   

        南院是新闻评论部的一个工作区,它更像评论部大家庭、大本营。2001年开始,就有一个个栏目在这里出生、运转:《新闻1+1》《感动中国》《面对面》《新闻纪实》《世界》《24小时》,还有已经消失了的《360》什么的。制作组的赛虎说:“在我手里做死过14个栏目。”

        南院永远有人在上班,24小时,总有机房亮着灯,不知道有多少编辑机在工作。机房的椅子永远是被坐穿的。熬夜,在南院是常态,随便一问:“一宿没睡?”回答是:“28小时没睡。”“四天三夜没睡。”

        这里的人好像只有两种:特别能熬夜的和不特别能熬夜的。

        这里曾经有食堂,加班到很晚,也能在这里吃碗面。当食堂没有了的时候,大伙怀念的不是饭菜,而是大家一个锅吃饭的热乎劲儿。哥吃的不是饭,姐吃的不是菜,而是近似于家的味道。

        评论部的部训在南院最显眼的一楼门厅:“求实、公正、平等、前卫”。被它吸引来的有志青年们在这里付出青春,人越来越老,头发越来越白。有人来了,有人走了。有人结婚了,有人离婚了,有人当爹了,有人当妈了。有的编导去当领导了,有的编导还在当编导。

        《新闻纪实》的编导用相机记录着自己工作的南院,居然拍了15万张照片。习惯记录的人留下了十几年点点滴滴的记忆,留下了自己心情的痕迹:拍的可能是别人,记录的其实是自己。

        我也常去南院,那里有一种家的感觉,不论开策划会,还是录音录像,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气。这样的归属感,在一般的办公室很难体验。南院,不仅是个地方,更是个时代,大家对它的感情,不是对那简陋局促的工作环境,而是对激情创新的岁月。

        临近东迁了,我带浙江传媒学院实习生来到南院,看到《实话实说》的牌子挂在陈旧的办公室,二十出头的女生激动地说:“啊,穿越啊!”

        小崔叔叔如果听见,会说什么呢?

        晓清在片子结尾用了一个又一个南院人的照片。很多年轻人我已经不认识了,算是南院第几代?大家看到了自己,看到了逝去的时光。 

        我们,这个群体的起源是《东方时空》。《东方时空》孵化出《焦点访谈》等一系列栏目,也成就了我们。早年间,评论部第五任主任赵微曾经这样比较:如果说《焦点访谈》像北方,《东方时空》就像南方;如果说《焦点访谈》是山,那《东方时空》就是水。山高水长,山不转水转。

        我们,在这山水之间遇到。珍惜借这山水结下的缘。

        (摘自《我遇到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5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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