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重要但现在很少被人提起的文章，叫做《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我们今天实在有必要重温一下陈先生在八十年前提出的问题。他开头就说：“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这句话至关重要。一般人似乎都只知道陈先生的另一句话，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我们更要知道，陈寅恪所重视的“独立”，并不仅仅止于个人的独立，更重要的是民族的独立，尤其是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独立。我们必须不断追问中国民族及其思想文化学术教育今天是否具有独立性。这正是陈寅恪这篇文章高度突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的目的所在。他在提醒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之后，开始列举当时中国所有学科的现状，发现基本都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根本谈不上中国学术的独立，他表示非常痛心疾首。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因于其二十周年纪念时，直质不讳，拈出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他把“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提到中国民族精神之生死大事的高度，试问今天的中国学人是否仍有这样高度的文化自觉，还是已经根本放弃了“求本国学术之独立”？
八十年过去了，我认为陈寅恪当年提出的问题，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迫切了。尤其是在我们今天所谓的学术全球化时代。
中国人向西方简单学习乃至照搬照抄的时代应该过去了。这么多年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介绍西方的东西，我相信中国学术的开放性在全球可以独占鳌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中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不是太少，而是实在太多；国际交流不是太少，而是实在太多。学问应该安静地做，发展学术不是成天开国际学术会议，也不是成天跟国际接轨，反而忘了强调人文学界内部发展最基本的东西。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与我个人的感受有很深的关系。1999年我从美国到香港大学工作，在那里待了十年。1999年香港大学没有那么热闹，比较安静，可是后来所谓国际交流活动越来越多，多到光是吃饭就吃不完，因为来往的人实在太多，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做学问了。但我2009年全职回到国内后，我发现似乎比香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的校长、院长、教授们，似乎天天都在飞机上，或者天天都在接待来访。我想我们有必要问自己，我们今天是不是过于热衷这些往往没有实质学术意义的国际接轨，这样的接轨和会议能不能减少一点？
当然这还只是形式上的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更有必要问自己，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是否年复一年地出去留学，年复一年地依靠留学回国人才的大学等于一流大学？我们现在似乎缺乏常识，甚至从来不想最简单的问题。如果稍微想一下，就应该明白，一个大学永远而且完全依赖进口人才当然就不可能是一流大学，而必然是三流大学！因为这表明你自己的大学培养不出一流人才！最近十年左右，我不断强调胡适先生于1912年——距今已经整整一百年了——提出来的《非留学篇》。当年胡适几乎一到美国就开始从中国学术发展的角度提出一个疑问：中国的留学到什么时候结束？现在中国的留学，早已经不是依个人学术兴趣去留学的问题，而是人人都要混个国外文凭的时代。胡适一百年前就强烈提出，中国留学的目的是要结束留学，而不是世世代代永远留学下去，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独立性，中国的大学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大学。因为在真正的一流大学里，绝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自己学校的教师几乎都是留学回来的人员，这等于说真正的人才都是别人培养出来的，而自己国家的大学培养不出来人才，这当然是三流大学的标志。打个比方说，假如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教师都是哈佛博士或者耶鲁博士，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哈佛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耶鲁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但自己的学校则绝不是世界上的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标志是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是一流人才，也只有自己培养出来的博士能够成为最好的人才，这样的学校才够资格称为世界一流大学。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中国学人尤其人文学者，必须更加突出地提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没有自主独立的自我意识，没有自主独立的思想学术共识，中国人文学术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前途的。
（摘自《北大五论》，三联书店2014年12月版，定价：3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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