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人艺的故事

    人艺的资深编剧梁秉堃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刚刚走入直播间的时候，我还有些担心他的状态，但当那些往事流淌出来的时候，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在话筒前他打开了六十年的记忆，说着那些人，那些事，让我重温了前辈们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人艺有两个地标性建筑，一个是史家胡同56号家属院大楼，一个是王府井大街22号首都剧场。一个是演戏的地方，一个是休息生活的地方。    

    说起人艺，还有老人艺和新人艺之分。老人艺的成立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没几个月，应该是1950年，那时候演了一部戏叫做《长征》，李伯钊写的，于是之演的，很轰动，从那以后老北京人艺就成立了。老人艺的节目包含歌舞、杂技、话剧几大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52年，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这时候有一位领导提出来，要建立一个专业的话剧院，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在南开中学就演戏剧，而且是演女角，因为那时候男人演女角是很普遍的，女人根本不许上舞台。总理形象很好，他演了不止一个戏的女角。他还是南开新剧团的副部长，曹禺也在那里面演女角，所以总理老管曹禺叫老同学。

    后来我们就问曹禺：“你跟总理是同学吗？”他说：“那是总理客气，他比我们大得多，但是我们是校友。”总理当时也写了关于新剧的文章，曹禺很赞成他的主张。举一个例子，新剧要担负社会责任，这是当时总理文章中写的，曹禹实践当中就是按这个做的。所以总理点名建议由曹禺来做话剧院的院长。

    周恩来对人艺是非常的支持的。有一次看完表演，接待完外国友人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到56号院看一看。梁老先生记得很清楚。

    他问我们平常上班走多长时间，我说走15分钟。他的车就停在楼下，那时候已经凌晨1点钟了，但他坚持要和我们走走。沿路就是聊天，比如问我们拿多少钱，还问剧院演戏卖票多少钱。我们说卖一块钱一张。他马上就想工人现在每个月的平均收入大概是60块钱，他说你们这个票价还可以。他在考虑工人是否买得起，他考虑得很细致。后来谈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年轻人一定要经受风雨的考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指着我们厅里的一盆海棠花说，你们可不能学海棠花，你们要经风雨，以后的任务很重。他这次来，所谓的散步和谈心，是有目的的。

    曹禺和老舍先生都是梁秉堃的老师。梁秉堃1954年来到剧院，那时候十八岁，在人艺做了很多事情，做过灯光管理员，还做过演出处的秘书，做计划、总结、组织工作，再往后就做了演员。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人家说我们剧院是“郭老曹剧院”，就是演郭沫若、老舍、曹禺的戏比较多。郭老曹那时候年事已高，于是剧院就开始找接班人，我就在其中了。

    找接班人就是培养编剧。当时我就找老舍先生商量，我说您看这活我能干吗，他说你别一棵树吊死，多搞几样，你年轻，你完全可以改行。于是，院领导就把我正式调到文学组，改做编剧了。

    说到这里，我还得说说我另外一位老师——曹禺。虽然曹禺是院长，但是他本身是剧作家，所以他分管剧目，特别是创作剧目。曹禺老师管得很细。每次我们出去采风回来，他都特别喜欢听我们说，一听就没够。因为他当时兼职太多，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出去采风，所以就希望我们年轻人出去多跑跑，回来说给他听。他还教我们一个搜集素材的方法，那时候我去工厂多，他就告诉我，到了一个工厂，先问厂子里谁最能聊，这个很重要，先找能聊的，通过这种“大嘴”了解工人们的生活。

    曹禺老师教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打听厂子里最近出的新鲜事。后来我想，这实际上都是曹禺老师一辈子的经验。我觉得文学大概就是这些，就是写特殊的故事，你要是写很普通的故事，没有传奇性，就吸引不了大家。

    曹禹老师说的这两条并不见得在哪儿写过，但是很实用。后来，于是之当我们院长以后，我们还继承这个传统，下去采风的时候让最能说的人放开说，我们选素材。我们给曹禺老师起了一个外号叫“神枪手”，他真是大师，他对戏剧的结构、组成、语言、故事、人物实在是熟悉。

    梁秉堃是非常幸运的，能得到曹禺和老舍两位大师的亲自指点，获此待遇的全中国都没几个。

    我的第一部作品是一个相声，叫《查卫生》，就是老舍给我改的，而且是老舍给我推荐发表的，这使我终生难忘。在这方面他大有学问了，改到什么程度呢，他把我的语气助词都改了。比如说有的地方我用的是：‘啊’，他说你不如用‘喽’，他说‘喽’响亮，‘啊’往里收。按说，换成一般人，对这些事都忽略不计了，因为是助词。他却那么认真，对年轻人特别爱护，手把手教。我再说一个例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我们都管他叫舒先生，不叫他老舍先生。有一次我问：“舒先生，您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好台词的条件是什么？”我就是想偷师。他告诉了我四句话。第一句话，说着上口。演员说你的台词的时候要上口。现在有一些句子太长，演员说起来很难，而且里面净用些人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拗口的词，演员说起来就找不到感觉。第二句是听着入耳。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难，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很难。第三句话很重要，是容易记住。你看经典台词都是容易记住的。第四句我觉得更精彩了，是不忍心把它忘掉。他的剧本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茶馆》里他写的抽大烟的那个唐铁嘴。‘英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够福气吧。’我当时就问他，先生您这个是怎么琢磨出来的。他就说：“‘英国香烟，日本白面’是生活里面有的，第三句‘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够福气吧’是我编的。”他解释了一句说：  “这样无耻的人就得说这种无耻的话。”这种学习，恕我直言，比大学课堂里亲切得多。

    我写台词的时候就想起这四句话，真是终生难忘。我再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茶馆》里有一个马五爷，一直在茶馆一个人坐着喝茶，一句话都没有。二德子和常四爷在里面冲突起来了，就是为了几句随便的话。这时候马五爷站起来了喊了一句：“二德子，你威风啊。”就这一句话，人物出来了，了不起。咱们写六车都不一定出一个人物。他之所以能做到，一是熟悉，二是技巧太高明了。这里有一个故事。当初我们演二德子的人，按现在的话说，也是腕儿，就是童弟。童弟演的时候嫌自己台词少，他就这么一句“二德子你威风”，他觉得少点，他说干脆我加一个字，改成“二德子你好威风”。他也没跟导演商量，因为导演没发现。他就这么一直演下来了，等到“文革”时，我们的戏被批为“大毒草”。后来四人帮垮台了，我们又演这个戏，童弟悟道，他多加这个字是错的。有这个“好”字是允许威风，要没这“好”字是根本不允许威风。十多年以后他自己悟出错了。

    梁秉堃的讲述依然带着崇敬的口吻，他觉得剧作家的语言应该经得起推敲，而且简练。这跟剧作家大量体验生活、注意观察并且海量阅读有关系。梁秉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英若诚，也就是英达的爸爸，曾经在清华学习。他去清华图书馆找文艺方面的经典来读，后来发现一个规律：每一本经典都被两个人借过，一个是万家宝，也就是曹禺，另一个是钱锺书。

    说到读书，不得不提一个演员，就是于是之，梁秉堃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半师半友。于是之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我读书受谁影响最多？就是于是之。在60年代初期，我们在一个组写剧本，他问我，你看什么书。我说很杂，没什么计划，碰上什么就看什么。他说我给你出一个招，你一个礼拜看一个经典剧本，不仅仅是外国的，也不仅仅是是中国的，古今中外的都要看。我很爽快地答应了，觉得应该很容易。一个礼拜七天，看一个剧本，一般的剧本都是五万字以内，两三万字的比较多。我觉得不成问题。可是等我看起来以后，我觉得这事可不简单，因为你不是欣赏，你是学习，你还要记笔记，这可就不那么简单了。尤其是好的剧本看一遍是不行的。那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他给我定了比较好的学习指标。如果我现在还有点底子的话，就是那几年打下的基础。你想一年五十二个剧本，而且还是经典的，三四年就是两三百个剧本了。我还真是坚持下来了。我常常在看了一个剧本之后跟他交流，他指导我那个本子好在哪儿，这个为什么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他给我做分析，因为这些书他基本上都看过。这也很重要。

    人艺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爱读书。提到读书这件事，曹禺说：“人艺首先是文学院，成员不读书怎么能成文学院，你们的知识面必须广，知识底子薄的人不能写出好的剧本，也不可能演出好的角色来。”    

    记得海明威曾经说过，你写的作品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言外之意就是八分之七全都在下面，而读者能够通过露出的八分之一感受到藏匿部分的力量。七十多岁的梁老师还一直坚持读书，曹禺院长对人艺创作人员们的要求正是如此吧。

    （摘自《听说》，译林出版社2014年11月版，定价：36.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