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马厄是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首位外籍新闻主播，来中国之前是墨尔本家喻户晓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和天气预报员，已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从事播音工作长达二十多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五十多年的记者和播音主持经验。2007年荣获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友谊奖”，2012年被中国授予拥有永久居住权的绿卡。
我从来没想过要去中国。没想过要去中国度假，更不用说去那里工作了。我们家的一个朋友从1985年开始就常去中国。我们都觉得纳闷，他到底觉得那里有什么好东西，老往那里跑。当时我们对中国的认识无非就是：那里人特多；从那位朋友给我们看的照片上，上海和北京这两座最大的城市看上去灰蒙蒙的，人们都穿着灰色的衣服，头顶着灰色的天。我妻子萝宾和我丈母娘想让我跟她们一起参加一个七天旅行团，亲自到中国去瞧瞧，我没答应。
殊不知我来中国的因缘，是相濡以沫33年的妻子萝宾得了可怕的肿瘤去世。从妻子葬礼的那天开始，我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曾经上门帮助我们的医务人员都离开了；孩子们都大了，各有他们自己的生活，留下我独自一人在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使我倍感难受。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份去中国给主持人做语音培训的工作。2003年5月22日，我登上了去往中国的飞机，想着今后要到新的地方，认识跟自己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的新人，觉得心情好一点了。没有人会问“最近应付得还行吧”这样的话，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说我的个人情况，更不用说关于萝宾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在座椅里放松了下来，等待着一个新的旅程的开始。这次旅程，将是我完全无法想象的旅程。
率直的中国人
中国人说话很直率，甚至跟外国人说话也是如此。问别人年龄和收入，不像在西方国家被认为是不礼貌。没有等你邀请就到你家造访，在朋友间很常见。一般情况下，都没有问题；只是，如果你由于某种原因不方便，而你朋友突然来访的话，那就有点尴尬了。我的中国朋友要来看我的话，会提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但有时候，他们会当天来电话，说他们方便（至少对他们来说如此）过来看我，“就今天”。
我特喜欢中国人结束电话的方式。他们说话很快，我在电话这一头总是听不明白电话另一头讲的是什么，但是很容易听出电话什么时候突然结束。因为通话快结束时，他们会说“嗯，嗯，嗯”或者是“啊，啊，啊”，然后语速越来越快，最后是一声快速的“拜拜”，而不是以前比较传统的“再见”。
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一起走路时，在单位也好，在外面也好，手牵手是很正常的。2003年我来中国时，在北京常常看到男人手牵手走路——当然，不一定非得是同性恋的那种。不过，现在比较少见了。这在一些边远地区更常见，我就有一个中国“侄子”，是四川人，在北京工作。跟我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习惯性地抓着我的手。有一个在友谊宾馆工作的朋友，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过，每次我们一起吃过饭，喝完几大瓶啤酒，离开餐馆的时候，他都会伸出手来让我握着。
徐东海是我的中国家人的男主人。有一天我们一起散步时，他拉起了我的手。他儿子笑了，从后面戳我们俩，说我们是“同性恋”。于是，我们飞快地松开手。由于时代的变迁，表达纯粹的友谊的传统都被搞坏了。
不过，中国有一个传统禁忌是关于戴——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戴绿帽子的。我有一顶帽子，帽舌上有澳大利亚国徽，我以前常戴这顶帽子。有一天，我戴着它去上班，同事看到了，他问：“你知不知道中国人说戴绿帽子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怎么了？”我问道。他故作严肃状，不过掩饰不住眼里的笑意，说道：“戴绿帽子的意思就是说你老婆或者女朋友对你不忠。”
我向同事抗议道，至少我的帽子边是黄色的。于是，他只好投降：“那么应该就不算吧。”不过他眼里的笑意更加明显了。我必须承认，友谊宾馆的一些保安看到我戴这顶帽子的时候，表情也很奇怪。不过，关于这顶帽子，我可以算是笑到最后的那一个，因为帽子里面的标签上用英文写着：“中国制造。”
尴尬的礼物
在西方，包礼物和拆礼物同样让人兴奋，特别是送礼的人看到接受礼物的人的表情（当然希望是高兴的表情）。说起送礼，中国人是最会送礼的。不过，在中国送礼，通常不包装礼物，而是用一个有装饰作用的纸袋子或者塑料袋把礼物装在里面。接受礼物的人打开袋子，很容易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带有品牌标识的盒子或者袋子。
在参加同事的生日聚会时我注意到，接过礼物的时候，寿星不会立刻看里面是什么，他们通常回到家后再看。当着别人的面接过礼物，然后将礼物打开，这似乎会让送礼的人觉得礼物不够好。回去拆礼物就避免大家丢面子。
中国人很喜欢互送礼物。在重要的节日，如春节，互相送礼可能有点让人吃不消。送礼也有尴尬的时候，特别是在中秋节的时候大家送月饼。似乎每个中国人都买月饼，但是我问过别人，回答通常是（轻声地）：“我不喜欢吃。太甜了。”收到月饼的人，通常会转送给别人。这就可能会出现尴尬，送出去的月饼，就像澳大利亚的“飞去来”一样，最终又转回到自己手里。有时候，有一阵子没见的朋友可能会登门拜访，顺便送上最近出远门时带回的礼物，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会带礼物过来。刚来中国的前一两年，我一直拿不准，是不是出门拜访朋友时得带个礼物，或者是不是得在家里备好礼物，如果有人来家里顺便带了礼物，我好还礼。
有一次，我去贵州，在去省会贵阳的车上，司机半路停车加油。回来的时候，带回了一个墨绿色望远镜，放在座位上。这是他在加油站买的。我问能不能借我看看。这时我犯了个错误，我说“真不错”，“我也应该买一个。”司机咧嘴笑了，说：“这是给你买的。”我知道他是客气，尽管我很不好意思，推了好一阵子，但他坚决要我收下。结果，那望远镜是我的了。
填塞中文汉堡
在央视英语新闻频道，我用我最熟悉的中文来开始和结束播音。我这样做，是给节目贴上自己的标签，同时也是出于对中国观众的礼貌。开播时我会说“你好”，结束时我会说“再见”。没有其他播音员侵犯我的这个“专利”。有中国观众遇到我对我说，他们很高兴我在全英语的节目中用中文，让他们觉得更有参与感。有的中国观众还说，我的中文一定说得“很好”。不过，早期有些外国人在网上评论，说我发音不准，把“再”说得像“赛”。
我把我的中文比作汉堡包，最上面是“你好”，最下面是“再见”，中间是一层薄薄的填充物，尽管每天我都会尽量加一点语言佐料。
近十年来，我买了很多书，录音带，DVD和CD，都是关于如何说中文的，也有其他的，但是没这么多。我专挑那些“简单速成”的教材。有一次我从澳大利亚度假回中国时，在香港机场的一家书店里我以为找到了答案。有一套叫《边走边学中文》的双CD教材牢牢地吸住了我的眼睛。封面的广告更是将我死死钩住——“让你充满信心地说中文——速成”。那套教材有段时间好像挺管用，不过几个月后，我就没了兴趣。其实，我是想给自己这样的懒学生找一条学中文的捷径。
《今日亚洲》节目的一个中国制片人听说我在学中文，就过来问我：“你为什么想学中文？我们喜欢这样的你，再学会改变我们对你的感觉的。”他的这番话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也许潜意识里我就用这个作为借口，不再那么努力学中文了。
2006年，有个住在北京的瑞典商人库尔特•贝里斯特伦给我打电话。他看到一个关于我的采访，在采访里我抱怨跨越不了语言障碍。他在北京创办了一所学校，是教比较“年长”的外国人中文的。这些人刚来中国的公司、使馆或者其他机构工作，可能会在学说普通话的过程中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贝里斯特伦提出让我免费上课，把我作为以后学员的“参考”广告。
接下来的三个月，有两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来我的公寓，让我从最基础的中文开始学。我学会了自我介绍，日常会话，还能够谈论我要回澳大利亚参加女儿婚礼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很自信，所以后来2007年我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友谊奖做获奖感言时，开场白用了几句中文。
中国式手语
刚开始跟中国人交流时，我不仅用上了嘴巴，而且用上了手跟脚，还有其他任何能使别人明白我意思的身体部位。使用中国手语的想法是我来中国后不久萌发的。有一次搭乘地铁的时候，在车厢的另一头，有一群年轻人谈得热火朝天。不过，他们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有音调了。他们都是听觉和说话方面有残障的人。
他们用手语表达，倾听，似乎没有词汇方面的障碍，这启发了我。第二天，我想买一双鞋，就去超市找。超市里的售货员通常比顾客还多。在一个塞满鞋子和袜子的货架那里，我没找到鞋带，只好开口问旁边的售货员。
我朝一位女售货员走了过去，问：“你有吗？”接着指着我的鞋带。我还提起鞋带，以清楚表明我要的是鞋带，不是鞋子。“没有。”她回答道。至少我知道不用再找了。但我还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该有鞋带的地方没有鞋带卖。
我在中国的长途旅行，最早去过东北的工业城市辽宁省的沈阳。那次从北京飞过去，很晚才到，我得找个地方过夜。出租车很容易打，我跟司机说要找一个宾馆，也不难。当他问我“去哪儿？”时，我的手语起作用了。我双手合十，头侧向一边，闭上眼睛。司机看着我，毫无疑问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但是他心里肯定在想：他载了一个疯子老外。
刚开始还有一次，我想表达我的意思，但未能成功。一次经过北京老城区的一家家用器具商店时，我想起我需要买一个打蛋器。我几乎翻遍了整个店，但还是没有看到打蛋器，于是我准备用手语沟通。那个时候，我大脑里的词汇储备空间里还没有什么存货，只好完全靠手语，结果还是让那位老板不知所云。
我从货架上拿过一只碗，让他看我手心，然后，手翻过来将一个无形的蛋敲进那只真碗里。我举起左手，好像握住打蛋器的上端，右手握住把手，开始摇。老板看得一愣一愣的，完全懵了。然后，他耸耸肩，咧开嘴笑着说：“我不明白。”我怎么那么傻，应该带几个真蛋才对嘛。
（摘自《找得着北——央视洋主播的新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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