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就是权力

    “中国大妈”们第一次引起国际关注是因为购买黄金的实力，着实惊人。第二次便是由大妈们的“广场舞”引起。不仅是引起关注，还产生了一些纷争，因为噪音扰民了。由此噪音又一次成了一个公共话题。

    噪音是个弱小问题

    噪音算不上最严重的世界问题。跟饥荒、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相比，很少被当作一个问题。在贫穷和暴力极度横行的国家里，这更算不上什么公共话题。据我所知，在阿富汗和刚果的城市和乡村中，并没有“禁止不必要噪音”组织的存在。

    或者在一些国家，政局稳定，工业蓬勃发展，足以唤起民众对安静的需求，但这种需求很容易被一场危机所淹没。在美国和欧洲，“爵士乐年代”（The Jazz Age，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还没有到来，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爵士乐和舞蹈等欢快的娱乐方式蓬勃发展，因此这一时期也被称作“爵士乐时代”）充满了机车和无线电的喧闹。但“大萧条”到来，紧接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噪音的话题几乎从公共日程上消失了。成立于1929年的纽约噪音控制委员会在1932年解散，据称这是经济危机时期最糟糕的年头之一。就算在纽约，直到20世纪60年代，噪音再也没能成为一个受重视的问题。

    噪音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很小或者很“弱”的问题。当有些人问我到底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噪音的书时，他们脑子里想的是我在小题大做。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我选择写这本关于噪音的书，是因为噪音太容易被当作一个小问题而轻易打发。

    说起噪音，让我想起一段北欧神话。雷神托尔被巨人国国王邀请和其年迈的奶妈摔跤。尽管托尔是北欧诸神中最强的一个，但他在和老太婆的角力中占不到丝毫优势。他举不动她，推不动她，无论如何也胜不了她。后来他被告知，他其实是在和“时间”摔跤。噪音就像是神话中托尔的对手，它看上去轻微，甚至乍看之下很虚弱，一旦你想动一动它，你会发现自己正在举起整个世界。

    噪音、政治，还有城市，在历史上共同发展，几乎就是在一条马路上成长起来的。在这些地方，人类创造“文明”（“文明”一词，源于拉丁语，意为城邦），人类也开始制造噪音。金属加工业、专业的音乐演奏、交通运输都在第一批人类聚集地产生、发展。

    现代人有能力用音响放大音乐声，用超越音速的速度旅行，或者在上千公里外引发震动城邦的大爆炸。他们当然不会考虑文化多元、国际法、动物权利等问题。

    噪音就是权力

    在自然中，最强大的势力总是声音最大的。至少，我们所感觉到的强有力的事物，它们的声音很大。重力和电磁引力是有力而沉默的，但雷电和海浪、旋风和地震，都会发出可怕的声音。因此，也许不可避免的，可怕的声音会成为掌权者最爱的标志。当莎士比亚戏剧中，皇家人士登台，导演会提示高音双簧管演奏（“双簧管”一词，源自法语，意为高傲的木头），这是一种声音嘹亮的喇叭。在古老中国的法庭上，判决总是伴着锣声。当马队从路上经过，随从也会在街口把锣敲得让人心悸——听，我们的父母官要来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基督教给人类制造的最大的动静就是教堂的钟声，教堂恰好也是当时最有权势的机构。后来（和大炮的发明同步），一些教堂的钟变得越来越大。巴黎圣母院第二大低音钟，在法国大革命时被毁，它重达25000磅。钟声的传播范围差不多“宣布”一个人的家乡和身份（例如，一个伦敦人，仍然被定义成“一个出生于齐普赛街圣玛利勒布教堂钟声传播范围内的人”）。作为权力的象征，人们也相信钟声拥有权力。人们普遍相信钟声可以驱逐魔鬼、阻止雷暴。就像阿兰·柯尔班在他《大地的钟声》中描述的，19世纪的法国政治历史，从革命到复辟，不可避免地与钟声交织在一起。人们争论钟应该归谁操控，是教堂还是国家，争论何种信息应该由钟声传递，而钟又该何时、以何种方式被敲响。教堂的钟声具有宣布社会地位的功能。

    发出更大的声音是为了压倒其他的声音，是为了让其他声音不被听到，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历史上说，这种能力与制服其他人的能力相关联。莫瑞·谢弗在《声音风景》一书中讲到“声音帝国主义”。谢弗说，欧洲和北美“策划了诸多方案以统治其他民族和价值系统，噪音手段在方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令人想起，老丛林电影中，穿着鼻环的土著被白人先生用无所不能的枪支驱逐的情景。

    对那些被迫接受可恶噪音的人们来说，现实总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被暴露在噪音里，会遏制利他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实验中，一个人被放置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处在一个尴尬的困境中（包裹丢失），他先是在一个安静的场所，再换到一个接近噪音的地方（气锤轰响）。实验发现，在吵闹的环境中，路人不那么爱提供帮助。我怀疑是否噪音造成一种让人觉得无能为力的感觉。如果我都不能制止钻进我耳朵里的噪音，我又怎么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呢？

    如果一个暴虐的政权希望扩张自身的权力并横扫一切反抗者，还有比压制对手的利他主义精神和自决意识更重要的吗？没有。伊莱因·斯卡里在《疼痛的身体》中写道，酷刑的目的是为了“毁灭受刑者的世界”，获取口供和信息则是次要的。酷刑对囚徒所做的正像战争对文明所做的——也正像噪音对人们所做的那样。某个人的邻居习惯大声摔门，把这个人的痛苦和一个囚禁在苏联古拉格的人相提并论会显得有些夸张，但从小的方面看，他们经历的实际结果是相似的，也许目的也是相同的。实际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就描述道“苏联狱卒练习用尽可能刺耳的方式大力摔门，或者令人不安地轻声关上。”

    尽管噪音只是与其他重大社会问题相关的“很弱”的问题，但我们对噪音问题忽视了多少，我们就把这美好世界中本该珍视的东西浪费了多少：脆弱的生态系统、手工技术、地方文化、邻里关系及儿童。即使噪音还没有杀死我们——尽管有证据证明噪音可以做到——它也提供了一条路径，让我们反思这种正在毁坏世界的生活态度。

    纽约有个游艇俱乐部，会员们傍晚喜欢发射炮弹听听响。邻居们把这些人告上法庭，法官看上去不太倾向于这些邻居们。她不希望市民给政府太多压力。游艇俱乐部一些会员是退伍老兵，发射大炮的仪式对他们来说有情感上的需求，法官也对此表示尊重。根据分贝的原理，100分贝的声音大小并不是相当于50分贝的两倍，而是二分之三倍，对这点法官也持怀疑态度。最终她决定亲自到现场听听炮声。

    法官来到码头，会员们点燃了大炮。等炮声退去，烟雾散开，法官说：“如果我是个母亲，孩子正在做作业，我不会喜欢这样的声音。”

    她不是个愚蠢的法官。她用普通人一般的生活标准来判断问题。尤其当她考虑到孩子的需求时，她相当于同时提示法庭注意到一个最濒危的北美物种：成熟的大人。

    （摘自《噪音书——你想要的一切，你不想要的声音》，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