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反腐
2014年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中央纪委书记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此前相当少见。政协常委会将反腐败作为主题也令人颇感意外。会上王岐山以他一贯的“王氏风格”脱稿开讲，并开诚布公地回答了各种尖锐问题。根据媒体报道，王岐山强调要使党员干部做到不敢贪、不能贪及不想贪。目前已初步令官员不敢贪，正致力令官员不能贪，将来还要令官员们做到不想贪。而目前，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所以“本期观察”以反腐为主题，所选文章既有宏观也有微观，既有理论又有实证，多方面加以阐述。
改革的关键是势
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第一件是“改革四君子”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个著名的“改革四君子”，即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他们是四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次，当时的河南省省委书记刘杰到北京开会，听到他们的发言，便邀请这些年轻人到河南去调研、出主意。于是，青年经济学家组成一个河南政府咨询团，去考察河南的情况，提出建议。事后，河南省委书记即邀请两位青年在他们那里任职，朱嘉明任省体改委副主任，黄江南任省外经贸委副主任。要知道，那时候他们也就是三十岁出头的年纪。
另一件事情是理论务虚会。当时的背景是，“文革”结束，社会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求改变现状，甚至改变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旧体制。于是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于1979年初召开了理论务虚会。当时旧的思想仍然是强有力的禁锢，表达就是“两个凡是”。理论务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思想氛围甚至社会的走向。理论务虚会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提起这两件事情，是想说明那时的改革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氛围中开始的。那是一种基于深层、发自内心的变革冲动。为了变革，勇于承担，宁可付出代价。尽管外在的约束还没有完全逝去，但内在的冲动塑造着自由的灵魂和社会的走向。正是这样的一种势，一种上上下下的合力，冲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启动了改革的进程。
看今天的改革也需要这样的一种眼光，如何形成改革的势，至关重要。当然，今天所面对的局面与三十多年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当我们说改革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我们是从旧体制走向新体制，改革就是从起点不断走向终点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从逻辑上说，我们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但现实比逻辑更为复杂，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这就是在从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中，在中间的某一个时点上，有可能停顿下来，既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不但是停在那里，而且把我们通常看做是“中间的”、“过渡中”的那些因素定型下来，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而维护这个体制的，就是在“过渡中”形成的利益格局。在此之后，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状态。
那些固化下来，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的最突出特征，就是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看起来似乎市场因素也在发育，但实质上是权力将市场因素打碎进行重组，使市场成为权力的机制之一，甚至形成一种稳定而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所说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市场和权力相结合形成的权贵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想往前走，也不想往后退，他们要的就是维持现状，因为维持现状对他们最有好处。用权力的方式攫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变现，甚至用金融的方式直接划账就行，对他们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吗？
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进行上面的历史回顾是想说明：上一轮改革后期形成的这种权贵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和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社会面对的基本问题，是横在中国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堵墙，或者说，也是这场改革的最大阻力之所在。不撼动这堵墙，别的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任何改革都得有个体制对象，你要改的旧体制是什么？那么，本轮改革的体制对象是什么？对此，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思路。
一种是，仍然将改革的体制对象确定为在“文革”中走到极端的那个旧体制，即改革前近三十年的旧体制。如果这样定位，意味着本次改革是上次改革的延续或深化。这样定位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改革的许多重要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上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权贵体制，也确实与改革前的那种旧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这样定位也会造成一个问题，即忽略近些年出现的新问题，特别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那些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体制性因素的问题。
另外的一种认识思路，则是将本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定位于上一轮改革后半段形成的“新体制”，即这里所说的权贵体制因素。如果这样定位，本次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次新的改革，虽然与上次改革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但本轮改革与上次改革的体制对象已经不完全一样。经过三十多年的演进，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这个体制的原型，而是这个体制在新的环境中的变种。目前这轮改革的体制对象，应当是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
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目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和弊端的根源。社会中贪腐横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社会乱象迭出。今天的这场改革，应当成为对这种弊政的系统清理。这些问题都是老百姓有着切肤之痛的问题，而在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维护民众的利益和权利已经成为这次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
这个权贵体制因素及其弊政，是中国社会进步最现实的阻力，就像一堵墙一样挡在那里。有这堵墙横在那里，往哪儿去都动不了。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都绕不过这堵墙。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的决策，意味着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打破这个僵局，把社会变革继续向前推进。而且我们知道，其实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壮士断腕，刮骨疗毒，攻坚克难，无数次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是没有原因的。要真正启动这场改革，必须推倒既得利益格局这堵厚厚的墙。可以说，反腐败真正的意义就在这里。可以说，过去这一年多时间的反腐败，已经开始使这堵墙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尽管在打破僵局之后，路会怎么走，我们还不能断定，但如果不推倒这堵墙，是什么路都没有的，什么都无从谈起。所有的路都在墙后。
形成推倒这堵墙的势，改革才有可能破局。而这个势的起点在哪里？就在反腐，通过反腐撼动既得利益格局。除此之外，似乎并无它途。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在视察深圳时的讲话，李克强在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他们二位后来的一系列讲话，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要警惕利益格局的固化，因为利益格局的固化已经使体制内丧失了变革的动力。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武汉座谈会上，习近平用了一个说法：要冲破利益格局的藩篱。李克强也讲，现在看，触及利益格局比触及灵魂还难。应当看到，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中国进步的阻碍作用，整个社会正在开始形成基本的共识。
当然，也正如不少人已经指出的，这次的反腐败带有很强的运动式特点，王岐山也明确地承认，这次的反腐败是从治标开始的。但我要说，运动式反腐，对于突破目前的僵局是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的问题是，横在前面的那堵墙现在开始松动了，变革有了启动的可能。对于过去这一年的举措，特别是反腐败，我首先关心的还不是能不能有效解决腐败的问题，而是形成的对那堵墙的冲击，是开始撬动那堵墙。那堵墙出现了松动，由此，历史开始了。
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
这次改革的艰难，可能还不仅仅体现在改革的启动上，更大的考验可能会在改革的途中。我在微博上说过一句话：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挑战还没有真正到来。从现实情况看，这次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启动的反抗力度是相对有限的。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上层选择用反腐方式破局的策略是奏效的，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其实既得利益集团也是一帮怂人。说他们是集团，其实是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事到临头，谁也不愿意出面带头反对改革，因为谁出头谁倒霉。这也说明，中国看起来很难的那些事情，其实也像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既得利益集团或权贵集团对改革的威胁，也许是在改革启动之后。即在改革启动后他们不但不反对改革，甚至改得比你还积极，然后通过将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
上一次改革最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人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大的争议，但如何认识9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实际上却有很大的分歧。尽管许多人直到现在仍然将90年代的改革看作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但其实从那时起，改革就已经进入畸形状态。即使是一些出发点良好，甚至是设计良好的改革措施，也往往是被扭曲，走样变形。这种情形，在国企改制中达到了高潮。自此之后，改革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变味，改革开始失去民众的支持。
应当说，目前这场改革，最大的危险仍然是在这里。如果不出所料的话，2014年下半年或2015年，改革有可能会出现胶着状态。破局的势会出现钝化，而大面积的消极怠工、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扭曲变形，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在一些地方就已经开始看到苗头。要注意到，权贵集团作为整体行动的能力并不强，但形成整体意识和默契的能力是很强的。特别是在以个体追逐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充分的发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60条，条条是通向善之门，条条是铲除恶之路。做得好，每一条都可以解决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大问题；做得不好，每一条都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尤其是在诸如土地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这样直接关涉重大利益关系的问题上，都要谨防被既得利益集团弄得走样变形。
在本次改革中，如何保障民众的财富和利益不至于被再次掠夺，已经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因素会决定改革的成败。本次改革充满陷阱，这也是这次改革会相当艰难的原因之所在。
（摘自《读懂中国改革.2——寻找改革突破口》，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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