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得了多个国际大奖，但其中童星伊斯梅尔又回到孟买贫民窟的“正常”生活里：政府要来拆迁从不通知哪天，说来就来了。拆的那天清晨小童星还在睡觉，被警察的竹棍打醒赶出来。电视镜头中，贫民窟住户家里东西来不及拿，被推土机推了一地。同样遭遇的还有其他二十名在电影中出演的儿童和其他贫民人家。事情的发生好像就是为了坐实一个事实：电影所言不虚。
在镜头前，小童星的父亲很愤怒。我想起到印度前，带领我的朋友说过，印度贫民不一样，因为他们有宗教，所以虽然贫穷，可是有尊严。我还想起一个找不到工作在车站饿了整整三天的中国民工说，现在他干出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想起联合国始终认定消除贫困是最重要目标。
镜头前的童星说，印度政府承诺奖励给他们家一所新房子，一直没有等到。他现在不相信了。我想，以后就算有，也是“星级形象工程”吧。一起拍电影的其他那些非主角的孩子不会有新房子，还有那绵绵延延无边无际的贫民窟居民也不会有新房子。假如不是“沾童星的光”，这样“正常的拆除”都不可能成为新闻，也不会有人知道。以前是这样，以后很久很久还会是这样。这次推掉这些人的家是为了造公园。
这只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印度拆迁，没想到还真遇上了朋友亲述的拆迁经历。
2007年去过一次印度，三年之后又去了一次。我发现它和中国一样，机场变化是它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象征。第一次到新德里机场，惊讶的不是它的破旧，而是,夜里机场门外地上，睡了许多从头到脚都被布裹住的人；在从机场进城的路上，出租车超越了一头大象；回程班机晚点十几个小时不算什么，奇怪的是找不到有关航班的任何消息，连个小黑板告示都没有。可是三年后的2010年，现代化管理的新德里新机场，技术先进、美轮美奂。进城的路不仅开阔，隔离带还在大规模造景，而且两边的房子到处是“拆”的标记。
第一次去印度，曾住在新德里火车站附近的旅馆，旅馆外面曲里拐弯一大片街区，那就是著名的大巴扎。每天晚上，我都会在那里逛很久，红红火火的小店小铺，游荡的瘦瘦的神牛和众多好奇的洋人挤在一起，空气中混合着牛粪和人尿的味道，蔚为奇观。挡不住的异国情调扑面而来。临走时我又在那里住了两天，进过一家小铺子，店主是兄弟二人，分管着几个店面，那弟弟不仅聪明，还有着印度旅游界稀缺的诚实。我们聊了很久，最后剩的卢比，都留在了他的铺子里，换成了丁零当啷的银首饰。
三年后再来，没有住那个街区。可临走还剩了一点卢比，又想念起那个卖首饰的聪明年轻人。进入街区，没料想大巴扎也变了。原先窄窄挤挤的小街似乎变宽，有两家店面安上了大玻璃，虽小却很有点现代派头。甚至还找到一家西式速食小馆午餐。空气中少了异味：修了简易小便池，神牛也了无踪迹。和以前相比，显得稀稀朗朗，小摊小贩少了很多，如潮的洋人也一并退去。找了很久，才找到他——借着别人店铺一角，他摆了个小小柜台，生意大大缩水。
我们如老友重逢般喜出望外。遂问起他和大巴扎的变化。他很激动：“谁会相信这种事情！那天政府的人来，说要拓宽街道，就给我们十五分钟离开。我疯了一样，拿大塑料袋把所有首饰扫进去背着就逃。十五分钟，推土机就上来了。”我目瞪口呆、深表同情。我说，不能吧？你们六十年的民主，英国人留下的司法制度，去告啊！他笑了，指着斜对面紧闭大门的旅馆：“那个旅馆老板就去告了，输了官司不说，政府的人来，还扇了他大嘴巴，说谁让你去告的。”令人感动的是，他很乐观，笑得很甜：“挺好，终于成家了。”
印度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它的庞大人口，今日之“庞大”又将成为日后人口增长的基数。人口压力和贫困，也使得普及教育更为困难，而教育上不去，人口压力更大。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成为社会变革持久的障碍。我还记得站在著名的蓝色之城城堡上，鸟瞰美丽城市，耳边的录音解说却是：这个城市还是按照“种姓”分区居住。在那里时间久了，在乡村都能看出谁是“贱民”来，他们的眼神都是别样的。其实，没有一个宗教是不经历逐渐成熟的过程的，也没有一个宗教的成熟是不经历改革的。而宗教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只是一个复杂社会改革的一个部分。印度的另一个传统是：媒体虽然是自由的，可是媒体对政治上层的纠葛更感兴趣，而对民生议题兴趣缺缺。在英迪拉·甘地时代强行限制了一些政治报道，居然歪打正着，把一些记者“逼”到关注民生新闻的路上。而当这个压力去除，报道方向又有反弹，社会底层的声音很难上传。
在印度大城市中有这样的社区，里面建造了大量钢筋混凝土的永久性建筑群，却都是自己私盖的违章建筑。面临拆迁时有些房主还有能力力争保留。但是，这样的机会和大多数贫民无缘，而那些经过力争保留下来的社区，看着也悬。因为是违章建造，大多见缝插针地盖，建筑密度超过了采光规范不说，还违反防火规范，十分吓人。
每个社会都有它独特的、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不要指望一夕间以一个变化就能完成。当然，假如一切都由少数官员说了算，社会隐患引发的灾难可能就更严重了。
印度经济改革的关键转折，是私有经济突破长久的国家管制，才开始起飞。它六十年的发展进程无疑也走过弯路。我想，如福山所说：“穷国之所以穷，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资源，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的制度。”在他看来，缺乏强大的法治是“穷国无法实现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一种不是原生的制度，移植路径各不相同。假如根本不信奉制度的规则，就不会照规则去做，哪怕移植的是先进制度，实行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想，印度等亚洲民主国家，都有他们与特定社会文化相连的特殊经验教训，他们的经验需要学习、他们的教训我们也完全不必避讳。
（摘自《历史在你我身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9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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