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非搞不可
1980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厦门设立经济特区。3个月后项南来福建任职，特区建设的事情仍然是一张白纸。
1981年3月11日，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项南特意作了《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
这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会上发言时，项南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于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新加坡。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要求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项南第一次提出具有战略高度的“三个要干”。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在中央不可能从财力上给两省更多支持的情况下，关键要真正实行特殊政策，下放一点权力。可以考虑在中央“六统一”的前提下，把“三权”下放给福建。即人权、财权和地方立法权。省以下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由省委、省政府根据需要自行决定；并允许两省在国内外招聘技术人才；允许两省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贸易、海关、物价和劳动工资等方面有自主权；包括省里有权设立银行。同时，两省可以自己制定单行法规，报中央备案。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项南还提出，在两省还没有迈开步子以前，不必担心两省“太特殊”“太灵活”，倒应该经常提醒两省，中央给了你们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个武器，你们为什么不敢特殊，不敢灵活，为什么至今还打不开局面？现在的问题是，要鼓励我们的干部敢去闯，敢担风险，敢打开局面，这就难免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还没有迈开步子，就怕乱，怕犯错误，不敢迈步，是出不来经验的。
在项南的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
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早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
彻底平反福建地下党冤假错案
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福建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项南到福建任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过了2年多，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堆积如山。一些冤假错案，虽经胡耀邦、邓小平、宋任穷等同志多次批示，仍然得不到解决。
项南上任伊始，就多次谈到要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尽快落实干部政策，并陆续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项南强调：别纠缠历史旧账，不过分强调个人责任，这些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恶果。
1981年10月，项南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决定，确立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查清福建地下党冤案，公开公正地予以解决。为此，省委还专门成立了“落实地下党问题办公室”，抽调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福建平反地下党冤案的工作，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中央书记处派出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组成的调查组，指导和推进福建地下党冤案的平反工作。
1983年春，福建省召开了正确处理福建地下党遗留问题座谈会。项南代表福建省委发言，明确指出：“福建地下党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应该恢复原来的革命形象。对于这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应当本着一个正确的方针予以认真解决。”在中央和福建省委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地下党“三大案”平反，为原地下党老同志在1976年之后又受到不公正处理的“405专案”彻底平反。复查平反了6000多个与福建地下党有关的冤假错案，为4000多名原福建地下党的同志恢复了党籍。
项南仍然觉得不够。他认为，这些地下党的同志，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由于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不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还因此失去工作，生活无着，即使有工作的同志也大多数长期不给调资调级，生活相当困难，应当提高他们的待遇。
1984年3月10日，福建省老省长、中顾委委员江一真在福建调研，项南与江一真深入交换了意见，由江一真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落实原闽南白区知识分子地下党员政策问题的建议》，送交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胡耀邦批示让中组部协同福建抓紧进一步解决。
就在江一真向胡耀邦写报告的同时，项南分别找到张连、许集美等人，要求他们将过去在泉州地区工作过的老同志组织起来，搞个经济实体，利用同海外华侨有很多密切联系的优势，穿针引线，牵线搭桥，发挥余热，为福建引进侨资、外资，发展经济，建设一个新侨乡作出贡献。
建设石油化工福建基地时，人才匮乏，项南想到了刚获平反的闽西南知识分子地下党员们，亲笔给省计委副主任张维兹写信。信中说：那些遭受摧残致死的知识分子的遗属，组织上还应做哪些善后工作，请与程序同志商量。闽西南地下党干部有哪些是应该大胆起用的，也请列出来，包括可以担任什么职务，都可一并提出。现在是到了发挥他们作用的时候了，党中央已为我们创造了这一条件。
从“文革”动乱里走过的项南，切身体会到被不公正对待的滋味。他以无私无畏的精神，顶住压力，在中央和胡耀邦同志的支持下，彻底平反了福建历史遗留的冤案，千方百计为这些长期受冤屈的同志安排工作，提高待遇，做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为福建的改革开放事业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
决定企业命运的“松绑”放权
项南主政福建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步伐大大加快，经过两年的实践，在福建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1983年福建企业的经济效益很不理想。企业被自身的压力和旧的运营模式五花大绑，难以动弹。
1984年3月23日，在省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写出发自心声的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交到了项南的手里。
信中诉说旧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他们的手脚，企业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要求省委，省政府下放企业内部的干部任免权、奖励基金支配使用权等五项权力。
项南看完，很快就作了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再前进了的感觉。本人认为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第二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55名厂长、经理呼吁信——《请给我们“松绑”》。项南还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改革激情评论式的导语。如此迅捷的反应和重视程度，是厂长、经理们始料未及的。
一石激起千重浪。呼吁信的公开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一系列连锁反应。
3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头条位置转载了3月24日《福建日报》的呼吁信以及25日刊登的省经委、省委组织部支持呼吁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很快，《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都加以转载和播发。
4月15日，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邀请55位厂长、经理中的5名代表赴京座谈“松绑”呼吁和体制改革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主持召开了3次座谈会。他指出：“松绑”放权“不仅对体制改革，且在整个经济工作的池子中投入了一块石头……”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省委、省政府积极支持‘松绑’和采取的放权措施，受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好评。”5位代表还应邀到中央党校，《红旗》杂志社进行座谈。
在全国国营企业体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情况下，厂长、经理们提出的搞活企业的5项要求阻力重重，项南强调“松绑”放权不能报纸登了了事，要抓落实，抓出成效。
在4月10日的福建省工贸会议上，项南指出：要使企业有活力、动力和压力，根本问题就是要改革，改革的核心就是放权。必须使我们的厂长、经理有人权、财政和管理权。一个厂长或经理没有这三种权力，可以断言，这个企业是办不好的。我们希望各部委、各厅局都和省委，省政府一样，时时刻刻想着当厂长、当经理的困难，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
4月24日，要求“松绑”的呼吁信发表一个月后，福建省委常委和省政府党组作出决定：5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位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项南亲自为会议写了一条名为《省委决定下月中旬召集55个厂长进行检查：还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的新闻在《福建日报》刊出：
昨日省委常委和省府党组在整党会议上作出决定：下月中旬再一次召开55个厂长、经理会议，对“松绑”放权进行检查：有哪些权没有拿到手，还有哪条绳索没有解开，是谁对放权“松绑”搞得好，是谁把着权不放，是谁不给“松绑”。检查将指名道姓，找出促进改革的单位和个人，找出阻碍经济改革的单位和负责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自主权，逐步摆脱企业对行政的附属地位。
项南亲自写的短消息稿，给改革者以鼓舞，给观望者以督促。
在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初期，福建率先提出“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开了全国国企改革，政企分开之先河。1994年2月，为纪念具有历史意义的“松绑”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大讨论10周年，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作出决定：将每年的4月21日定为“全国企业家日”。
（摘自《项南画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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