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一词，含义因历代而不同。字是死的，而含义现装。讲书人有自己主观，未必为作者文心。
一切皆须借文为志达，好固然好，而也可怕——写出来的是死的。生人、杀人皆此一药，药是死的，用是活的。用得不当，人参、肉桂也杀人；用得当，大黄、芒硝也救人命——而二者药性尚不变。而文字则有时用得连本性都变了。
“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在《论语》上如此。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道教，老子原来是很积极的，老子“无为”是无不为。（《道德经》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矣。”）“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但什么都受它支配；“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能之先”。可是现在所说黄老、老庄，只是“清静无为”，大失老子本意。
君子不仅是向内的，同时要有向外的事业之发展。向内太多是病，但尚不失为束身自好之君子，可结果自好变成“自了”，这已经不成，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而现在，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官场现形记》写官场黑暗，而尚有一二人想做清官。《阅微草堂笔记》记一清官死后对阎王说，我一文钱不要，“所至但饮一杯水”。阎王哂曰：
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
（卷一《溧阳消夏录一》）
（注：《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溧阳消夏录一》：“北村郑苏仙，一日梦至冥府，见阎罗王方录囚。……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官又辩曰：‘某虽无功，亦无罪。’王曰：‘公一生处处求自全，某狱某狱，避嫌疑而不言，非负民乎？某事某事，畏烦重而不举，非负国乎？三载考绩之谓何？无功即有罪矣。’”）
刻一木人，一口水不喝，比你还清。现在是只会贪赃，而不会办事——向内、向外都没有。这是造成亡国的原因。老子“无为”是无不为。
曾子在孔门年最幼，而天资又不甚高，“参也鲁”。曾子虽“鲁”而非常专。“鲁”，故专攻，固守不失。然此尚为纸上之学、口耳之学，怎么进来，怎么出去，禅家所谓稗贩、趸卖，学人最忌。曾子不然，不是口耳之学，固守不失；而是身体力行，别人当做一句话说，而他当做一件事情干。他是不但记住这句话，而且非要做出行为来。他的行为便是老师的话的表现，把语言换成动作。
何以看出曾子固守不失、身体力行？有言可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
此曾子自讲其对“士”的认识。“士”乃君子的同义异字。我们平常用字、说话、行事，没有清楚的认识，在文字上、名词上、事情上，都要加以重新认识。曾子对“士”有一个切实的认识，不游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不模糊；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不浮浅。而且还不只是认识，是修、行。
（一）认识，（二）修，（三）行。
“修”，如耕耘、浇灌、下种，是向内的。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一上台，真有点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人若是兽心，他面一定兽相。至于“行”，不但有此心，还要表现出来。
曾子所谓“弘毅”。“弘”，大；“毅”，有毅力，不懈怠。“任重而道远”，不弘毅行么？
讲牺牲，第一须破自私，人是要牺牲到破自私，而人最自私。想，容易；做，难。坐在菩提树下去想高深道理，易；在冬天将自己衣服脱给人，难。而这是“仁”，故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若只此一回，还可偶尔办到，如“慷慨捐生易”；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至死方休，故须“弘毅”。曾子对士之认识，修、行算到家了，身体力行。
任←重—弘
道←远—毅
合此二者为仁，道远亦以行仁。
仁（道），君子（人），以道论为仁，以人论为君子。
儒家，知是第二步，行第一。《论语·雍也》云：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即此意也。因好之、乐之，故肯去办，肯去行。人总不肯行远道、背重任，不肯去背木梢、抬十字架。“好”、“乐”是真干，只“知”不行。人不冤不乐，绝顶聪明的人才肯办傻事，因为他看出其中的乐来了。
先生讲尽心尽力，学生听聚精会神。这是知解，连参悟都不到，何况“行”？人若说，我不“好”、不“乐”，怎能“行”？其实行了就好，就乐，互为因果。
（摘自《中国古典文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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