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国人立心立命，一百多年来，数代知识人提供过答案和个人选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一代、陈独秀胡适鲁迅一代、顾颉刚陈寅恪郭沫若一代、殷海光顾准李慎之一代，然后是高尔泰李泽厚一代，中间消失，然后四五一代如秦晖等……后来者或有诸多不满，但我们对他们可超不可越，更不可臧否得刻薄。
陈寅恪：“默念平生，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梁漱溟：“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前现代社会的圣贤功行多跟现代文明国家的公民人格相当，这是一个有些悲哀的事实。我们很多人虽然都心向往之，却两头不靠。
想起民国实业家，让我们今人惭愧的人物太多了。如知识人关注不够的“面粉大王”、 “纱布大王”荣德生。有一次荣氏家族开祠堂酒，族长请荣德生在宴席上坐首位，荣德生说： “钱不等于地位，我应当坐第几个位置就坐第几个，你虽然没我有钱，但‘人穷不让辈’，我没资格坐这个位置。”
钱穆先生一生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招魂”。据说他曾打金钱卦测算国运，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占而卜的修为。1949年，他对劝他留下来的人说，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钱自己从中读出了世路英雄不能涵容万有之气，怀疑自己不能见容，所以转赴香港。
作家赵婕称道爱因斯坦的孤独，这不仅是形式上的独处，而是指从未曾彻底放弃对自我意识的掌控。老爱自承：我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这种寂寞在青年时代使人感到痛苦，但在成年时却觉得其味无穷。真正健康的人类之子既淡化民族国家、思想观念方面的是非对立，也不从属于婚姻、家庭、朋友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
读傅雷的作品，感觉他和他译笔下的人物跟我们恍若隔世，但那种人生的自觉完善是值得的。读傅雷心中常有电闪雷鸣之象。虽然，这样的雷雨似乎没能浸润我们的世道人心。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一位前辈生前告诉我，他目力所及，只有茅于轼算得上君子，为几百元的稿费还去税务机关交个人所得税。看茅老的言行，多有可爱。虽然他的观点有可商量的，甚至有“糊涂的”，我也曾一时冲动批评过他；但他是我们生活中的世臣、长者，他是可亲的。有的人也有温情或温文尔雅的一面，但他们在我们面前永远是“巍巍然”的。
南怀瑾先生“仙逝”。这个现当代史上的奇人异士，可谓肉身成道、人能弘道的典范之一。晚年的他念念不忘虚云大师，抗战期间在重庆，有一天夜间行路，九十多岁的虚云在前孤身一人，南先生趋前对虚云说，师父，太黑了，危险，我来扶你。虚老顾南微笑，脱臂而出，前路暗淡，你我各走各的，不必相扶。这是信言的语。
夏承焘先生去世时，弟子周笃文随侍在侧。夏先生要周吟诵为其送行，周吟诵的是夏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浪淘沙》：“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周的弟子们转告于我，很是感动，记录于此。
有人注意到，历史学家高华去世，人们在赞颂他的精神的同时，却很少有人真正愿意成为他那样的学者，真实朴素地去追问历史。高华是问道不问贫的。但很多人以为时代不同了，道和生计可以兼得，结果误人误己，也娱人娱己。高华在精神层面上超越了世俗，而多数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小成即堕。
单正平先生考证“学风”问题。拿民国学人的著作和当代的学术明星对比，前者论文极少有数万字的大制作；而后者相反，你很难读到他们的短文。面对今人规模浩大的著述，只能自叹“读力”不济，敬而远之。有人笑说，这是因为后者已经饾饤化，当然也有很强的寂寞感，只好抓住一切机会和信息，不说白不说。
经济学家朱锡庆的《知识笔记》一书很好读。他说，除资源型经济以外，任何经济发展都是知识积累和普及的结果。中国最近三十年经济奇迹般发展，是民众知识体系更新的结果。他对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的结论是：“作用不大，既不是知识的源头，也不是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
政道分流，知识人守道不免孤独，参政不免露怯。诸子之后，知识人就不再是大政治家型的人物了，而是顺臣、子民、诤友。有野心者也只是想做帝师、王师、国师；等而下之的卑劣者，是奴才、帮凶，是变着花样折辱同类和民众的罪犯。要以平等心态在官界、商界、大学之间出入自如，似乎还需要漫长的演进。
知识的分布不均带来的灾难很大，比起贫富、强弱等表象，文野之别更为本质或关键。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权势富贵人物及其孩子极其野蛮的原因，他们是这个世道“成功”的代表，内心荒寒，无知、脑残得成为这个世道的危机和灾难之源。我们的文明讲知书明理，读书识礼，即在达于某种均衡，依止于天地人文之序。
有人批评“我们的学风”，读什么信什么。流行市场法治时，学者们像拿着两把刷子，一把市场一把法治，刷来刷去，刷满自己的文字，刷满众人的视野；现在国学等又“先进”了，人们开始刷国学。这是立身非诚，而是立于伪了。朋友说，这跟学风无关，这跟社会的心智有关。这个社会喜欢这样的类人孩式的暴发户学者。
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跟它的知识阶层相关，二者可谓互为因果。如果这个时代长不大，这个阶层也难以长大；如果这个阶层长不大，这个时代也多撒娇、蛮横、小情感泛滥。如果这个阶层难以提供世道人心之福音，它就成为虚伪的渊薮，一如圣经中的法利赛人。专横的世道及其人物因此总是偏好低幼、弱智、舞枪弄棒……
有人指责我们当代的一些知识人无特操，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昨天讲民国，转眼就讲施密特；今天讲市场法治，转眼讲读经通识……知识人并非不能天覆地载，只是要有一以贯之可立的自知之明。这也是我们社会多年来流行的病症，从主义救国，到市场救国，德治救国，法治救国，读经救国，我们多把自己都不正信的东西用来要求别人了。
一二十年前，刚从学校毕业，曾一度把名人挂在嘴边，动不动学术大师之类，什么伟大的罗尔斯，权威的福柯……有一次，一个海外朋友说，不要这么想啊，他们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工作称职的教授、学问有成的学者而已。给他们加冕大师，跟他们站在一起，你的世界就有救了吗？人家的杰出成就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缥缈认为《非常道2》的可观处在“后记”，这也是一种读法。我在那里说，今天的文明跟传统的人类骄傲并非同道：“我们很少在创造人类的高贵，我们更多是在消费、滥用人类的财富；我们很少在积累，我们更多是在消耗……我们很少是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实的种子，我们更多是吞噬养料制造废品、垃圾的病毒……”
（摘自《人间世》，九州出版社2014年9月版，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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