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在加蓬

    加蓬的木材行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商人在非洲经营情况的绝佳案例。

    一个国家的两极分化

    加蓬是位于赤道附近的中非小国，总面积26.8万平方公里，约为16个北京，人口总数约150万，为海淀区人口的一半。因为地广人稀，再加上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使得加蓬的人均GDP购买力平均高达1.6万美元，是中国的两倍。

    从空中看下去，加蓬就像是一棵巨大的花椰菜，一眼望不到边。这个国家有85%的面积都被热带雨林所覆盖，剩下的也大都是热带草原，农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食品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堪比欧美国家。

    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的国际机场很小，和中国的市级机场差不多。出了机场，沿着滨海大道驶向市区，海滩上挤满了人，男人们在烤肉，妇女们在闲聊，孩子们在踢球，一片祥和气氛。路上车子不多，好车不少，而且大都是SUV，什么牌子的都有。滨海大道的路面很干净，路两边的建筑式样新颖，有些甚至可以说非常怪异，显然这座城市为各国的新锐建筑师们提供了展示自己想象力的舞台。

    离开了这条滨海大道，高楼立刻就不见了，路两边的垃圾也多了起来。但是和其他非洲城市相比，马路上的行人和小贩都要少很多，乞讨的人也不多。据说加蓬一半的人口都居住在首都，但这座城市竟然没有公共汽车，普通人上下班只能走路，或者和其他人合乘一辆出租车。

    我们的旅馆位于一条幽静的小街上，是个两层小楼，房内设施勉强相当于国内的三星水平，每晚要价3.5万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相当于450元人民币）。我的房间没热水，我以为这是因为热带地区不需要洗热水澡，也就没多问。  

    旅馆的老板是个上海人，据说他还在利伯维尔开了数家旅馆和百货店，生意做得挺大。这位老板的老家是江苏盐城，因此他找了好多盐城的乡亲来帮忙，比如这家旅馆的领班徐阿姨就是。徐阿姨看上去五十多岁，普通话说得不是很好，法语只会几个单词，只能通过手势和店伙计们交流。好在她的主要工作就是管账，倒也很轻松。

    “这里的黑人很奇怪，他们不好好工作，就知道享受。”徐阿姨对我如此描述她眼中的加蓬人，“比如这条街上的房子都很差，但他们都开好车。”

    确实，如果只看衣着的话，你不会认为徐阿姨是小老板。她穿得很随便，上身永远是一件汗衫，下面永远是一条短裤，脚下永远是一双拖鞋，而这里的工作人员穿得比她体面得多，白衬衫加皮鞋，像个白领。我后来发现，作为曾经的法国殖民地，加蓬人在很多地方模仿法国人的做派，比如早餐喜欢吃法棍加咖啡，讲究穿着，不善动手但嘴上功夫厉害，善于辩论。事实上，大部分加蓬人就连日常生活也不说本民族的语言了，而是一律用法语，这一点让加蓬人在接受法国文化时基本上没有障碍，连带着对来自法国的一切基本上全盘接受。

    但是，中国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在一个普通加蓬人看来，异族人来到这里开店当老板，这本身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利伯维尔有很多白种人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虽然是老板，虽然也很有钱，但他们和员工们同吃同住，甚至比员工们工作还辛苦，这就不免让人感到奇怪，甚至有些不适。

    “曾经有个温州人在雅温得大街上卖小煎饼，被当地报纸爆炒了好多天。”新华社驻喀麦隆记者站首席记者刘芳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其实这位温州人当时刚刚到雅温得，人生地不熟，需要一份容易上手的工作，这种情况再普通不过了。当他赚到一点钱后便很快改行，和其他温州人一样倒卖小商品去了，但这件事被喀麦隆媒体无限放大，被当做是中国人和当地穷人抢生意的案例。”

    刘芳精通英法两门外语，在中非的法语区生活了四年，对这里的情况十分了解。她告诉我，别看加蓬的人均GDP很高，但普通加蓬人非常穷，一个从农村进城打工的加蓬男子每天只能挣两千多非郎，其中一半要用来给全家人买食品，而且也不是什么法式大餐，而是面包或者木薯之类的东西，加个鸡蛋就算是开荤了。另一半工资用来看病，因为加蓬的医疗设施奇缺，看病非常昂贵。

    晚上，我们一行人去一家当地人开的法式餐厅吃饭。席间，大家恶补了一下加蓬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加蓬这地方最早是被葡萄牙水手发现的，利伯维尔港曾经是黑奴的重要交易场所。后来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先后占领了这里，利伯维尔一度是法国在赤道非洲的行政中心。1960年加蓬独立，成立了加蓬共和国，并从法国移植过来了一整套行政体系，包括三权分立和议会制度等等，相当于跑步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自从共和国第一任老总统于1967年病故后，下一任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在这个宝座上一坐就是42年，对于一个民主国家而言这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而当老邦戈于2009年病故后，新选出来的总统居然是他的儿子阿里·邦戈·翁丁巴。这位新总统曾经留学美国，还娶了一位美国白人女子为妻。后来他决定回加蓬继承父业，便和妻子离婚，又娶了一位法国白人女子为妻。从这个经历来看，新总统似乎应该是—位非常亲西方的人。

    正是这位新总统，让加蓬政府和中国商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了起来。

    一个法案的两种解读

    我们这次是应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邀请，来加蓬考察当地的林业发展现状。加蓬的水资源与森林资源部（以下简称水森部）和WWF合作，办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企业的培训班，向中国商人们普及林业可持续发展和森林认知的相关知识，希望中国商人能够遵守加蓬的法律法规，可持续地开发加蓬的林业资源。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任加蓬政府高官的中加混血政治家让·平回温州老家探亲，顺便邀请了一个家乡的亲戚来加蓬做木材生意，从此开启了中国木材商人来加蓬经商的大门。此后，关于中国木材商人在加蓬违法砍树的消息不断出现在媒体上，引来了不少国际环保组织的密切关注，纷纷要求加蓬政府加强管理，保护这片珍贵的热带雨林。

    说起来，加蓬的热带雨林之所以保存得很好，与老总统邦戈的专制统治有点关系。1999年，一位名叫麦克·费伊的美国生态学家徒步3200公里，穿越了整个非洲中部，沿途拍摄了大量照片，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这块全世界第二大热带雨林的美妙之处。老总统看了这些照片后被震撼了，于2002年下令在加蓬设立13个自然保护区，占整个加蓬总面积的11%。保护区内禁止任何人类活动，违者严惩。这项法令在一夜之间就把加蓬的保护区比例从非洲最低的国家变成了比例最高的非洲国家，被后人称为“环保政变”。

    新总统阿里·邦戈上台后没多久，又颁布了一项新的森林法修正案。新法案有两条格外引人注目：第一，从2010年开始禁止一切原木出口，原木必须在加蓬境内加工成板材后才允许出口。第二，所有加蓬境内的林业公司必须在2012年年底之前将所拥有的采伐区全部纳入林地规划程序，并在三年内完成林地规划，否则就将收回采伐许可证。

    “新法令来得太突然了，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参加培训班的一位来自广东的木材商人黄沙（化名）对我抱怨说，“这个法令出台前只咨询了法国企业，没有跟我们中国企业商量过。中国企业力量不够，没有发言权，人家不听你的。新法规偏袒法国人，最终得益的都是法国企业。”

    黄老板为我详细解释了这两条法案的出台背景：第一条法案从表面上看是为了增加木材的附加值，顺带提高加蓬的就业率，对于加蓬老百姓来说应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中国市场对木材有特殊的需求，比如这里有一种名叫巴西花梨（简称巴花）的千年古树，纹理很美，中国人喜欢连树皮带白边一起切下来当木纹贴片，也有一些人拿整块木料做匾额，展示台或者茶艺台，这两种用法都需要直接加工原木，但加蓬政府的法律强制要求所有木材加工厂都必须先取芯干燥，然后锯成板材才能出口，带白边出口是违法的。“这就等于把金条变成了薯条！”黄沙说。

    第二条法案从环保的角度来看也是很合理的。但在黄沙看来，这条规定让已经有林子的企业得利，而这基本上指的就是法国企业。后进来的中国企业有钱也买不到林地，便只能向法国企业买木头。“我知道有家法国企业有100万公顷林地，可只有一家象征性的木材加工厂。”黄沙说，“他们根本就不想搞加工，而我们这些有加工厂却没林地的企业只能从他那里买高价木头。”

    黄沙还向我表达了对加蓬政府的不满：“加篷政府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初投资建厂时没人查你，等你厂子建好了，有了固定资产，他们就来找你麻烦了。而且经常是我们所有手续都全，对方还是能找出理由说我们不合法，要罚款。”

    厦门立德旺林业公司的老板高作鹏补充道：“加蓬法律缺乏连续性，有时候这种风险大到我们都没法承受的程度了。事实上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要贿赂，我永远不会相信一个非洲官员能够保持廉洁。” 

    我把中国企业家的疑问当面转述给了加蓬水森部林业局局长，他一一做了解释。“我们非常想和中国商人沟通，但没办法一个一个去谈，这样做太不现实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中国企业能有个类似行业协会的组织，选出一个代表来和我们谈判。”局长先生最后说道，“甚至都不用成立正式的行业协会，只要想办法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就足够了。” 当我把这段话再转述给两位中国企业家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几乎不可能。“海外中国人不抱团，大家谁都瞧不起谁，永远推不出一个有威望的人。”黄沙说，“即使有人愿意出头组织行业协会，其他人肯定不愿意参加，最后还是办不成。”

    “那么中国使馆有没有可能出面组织呢？”我问。

    “中国使馆在加蓬确实有个经商会，但平时不怎么管我们，我们也不愿去找他们。”

    这段谈话是在饭桌上进行的，也许是边吃边谈的缘故，两位中国商人的话可能有些偏激。同桌正好坐着全球森林贸易网络中国分部的经理金钟浩，这次专程从北京赶到这里来给企业家们讲课的。他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加蓬的一部分私营企业老板教育程度不高，缺乏专业知识，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也不愿去了解，也不肯花力气融入当地生活，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自身文化的缺陷，不是非洲人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给他们做培训，希望能帮助他们尽快适应这里的情况，遵纪守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双赢。”    

    两个商人的一种困境

    在加蓬的中国商人当中，庄炳川算是一位相当资深的人士。他1999年来加蓬经营一家地板厂，先后在这里工作了13年，亲眼见证了加蓬木材行业的发展。庄炳川在加蓬能赚到第一桶金的主要原因是像巴花这种在国内市场具有极高价值的特殊树种。一根好的巴花原木在国内市场能卖到100万人民币以上，甚至在拍卖市场上拍出过300万人民币的高价。“普通木材是用来养人的，巴花是用来发财的。”金钟浩总结道。

    可惜2009年老总统邦戈去世，新总统阿里刚上台就宣布禁止原木出口。而A级巴花板材在国内市场每立方米最多也就能卖个一万多人民币，这就等于切断了暴利的来源，难怪中国商人要抗议了。

    三利公司是中粮集团下属的一家木材公司，在加蓬拥有98.7万公顷的林地，是加蓬最大的中国林业企业。

    三利的销售经理徐寅斌亲自带领我们参观了三利的木材加工厂。“加蓬人对待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对中国人明显有一种歧视。”徐寅斌说，“这一点我们很难比。”既然这是事实，就不能总想着抱怨。不少中国公司明白了这一点，正在迎头赶上。比如徐寅斌的法语就说得非常流利，而且他无意中还透露了他和很多加蓬官员都是好朋友，双方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

    我还采访到了一位前三利雇员张军（化名），同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张军离开三利后另立山头，很快就把公司做大，在华商圈子里被戏称为“国王”。他的公司只雇用了20名中国人，却雇了400名外国员工，很多人都担任了公司高管，比如财务主管是个意大利人，财务经理是加蓬人，林地规划主管是个法国人。张军还特意强调，法语是公司内部的通用语言。    

    张军也非常重视和当地人搞好关系。他的公司出钱帮助林地社区建学校，修教堂，办医院，很多事迹都上了加蓬当地的报纸，为中国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张军和徐寅斌一样都不是搞木材出身的专业人士，庄炳川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人虽然有语言上的优势，但不懂技术，不会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战略眼光。  

    有趣的是，同样有着国企经历的徐寅斌和张军却都对少数私营企业表达了不满，认为他们投机取巧，扰乱了市场，让守规矩的人背了黑锅。比如徐寅斌认为，正是因为某些中国商人不守规矩，喜欢用贿赂来解决问题，导致加蓬官员的胃口越来越大，就连三利这样的国企有时也不得不以各种名义给官员们送钱。而张军则相信，一些中国私企抱着捞一笔就走的心态来到加蓬，不善于做长远打算，也不愿意花力气融入当地文化，这才导致了各种矛盾。他认为新的加蓬林业法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门槛，把一批不合格或者不合法的中小企业淘汰出局。而WWF这次开办培训班的举动非常好，能帮助中国企业学习加蓬的法律法规，尽快适应这里的文化，免得被淘汰。

    尾声

    加蓬之行的最后一天，庄炳川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联合了盛阳木业等五家中国私营企业，联合起草了一份动员书，希望能尽快成立一个亚州木业联合会，对内互相监督，对外派代表和加蓬政府谈判，为亚洲企业争取话语权。  

    中国新任驻加蓬大使孙继文也在中国大使馆和我们见了面。他宣布，为了更好地为加篷的中国人服务，他将立即着手建立一个官方网站，把加蓬现有的法律法规翻译成中文上阵列网站上，WWF翻译的加蓬新森林法，以及与林地认证和FSC认证有关的法律条款也包括在内。

    有一天采访结束后，张军派车送我们回旅馆，前排一位记者忘记系安全带，被交警拦下，要扣司机的驾驶执照。司机下车和交警理论，对方直接告知，给钱就放你走。我在后座用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了下来，那位交警见到摄像机立刻慌了神，挥挥手把我们放走了。  

    回到旅馆，因为刚下了场大雨，气温有些低。我决定向服务员抱怨一下没热水的问题，她进屋一查，原来是热水器坏了，很快派人来将其修好，我终于洗了来加蓬后的第一个热水澡。

    只要你主动去争取，这里其实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上述这两个小故事就是加蓬乃至整个非洲最好的寓言。

    （摘自《土摩托看世界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7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