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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4年07月01日 星期二

    听水读抄

    陆灏 《 书摘 》( 2014年07月01日)

        五十多年后再次遗憾

        又到了秋季拍卖的日子。我虽从未参与竞拍,但也很关注拍卖行情,因为其中往往能透露一些文坛和收藏的信息。

        2005年12月上海嘉泰的拍卖专场,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批已故作家施蛰存先生的藏品。我因为与施先生有十多年的交往,他的一些藏品我都在他家见过,所以也很关注。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茅盾在1979年写给施先生的两页信笺,拍卖行估价四千到四千五百元,最后竟然以六万多元成交。前几天去看望86岁的藏书家黄裳先生,这次他也有一些藏品拿出拍卖,大部分都成交了。在我祝贺他的时候,他却告诉我一件遗憾的事,原来他也想要一本施先生的藏书,托人竞拍,结果竞拍价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没买成。说起这本清康熙精刻本高不骞的《罗帬草》,黄先生在五十多年前就看中,那次他去一家旧书店,看中几本旧书,当时因价钱谈不定而没买,第二天他还是想去买下,再去那家旧书店,才知道他昨日前脚刚走,施先生后脚进,把三本最好的书买走了,其中就有这本极为少见的《罗帬草》。“谁知五十多年后再一次没买成。”黄先生不胜感慨。拍卖就是这样,总是吊足人的胃口,又留给人无穷的遗憾。

        巧对

        多年不见王翼奇先生。去年桃红柳绿之际,与友人漫步西湖边,见多处亭台上有翼奇先生书撰的对联,就求他为我写一幅字。日前重游西湖,与翼奇先生见面,他已经写好了一幅对联送我,写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中的一联:“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

        翼奇先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听他聊天,真是难得的享受。一曲《二奶之歌·走向新时代》,把我们一行笑得人仰马翻。他说,有人惧内,俗称“气管炎”,却又包了二奶,谁知惧内成性,连二奶也怕。人问怕二奶怎么称呼,他说:“支气管炎。”又有人拿了一盆文竹问他可对什么,他脱口而出:“武松。”

        他还以“牛排”对“马列”,可称绝对!对对子最能见一个人学识、思维和反应,朱彝尊幼时,塾师举“王瓜”使属对,应声曰:“后稷”,师怒笞之。以前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出国文试卷,即以“孙行者”为对子试题,他心目中的理想对子是“胡适之”,有人以“祖冲之”作答,也不失为妙对。陈先生认为对对子最能表现中国语文的多方面特性,以此为试题,可以测验应试者能否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思想条理是否清晰。翼奇先生以“牛排”对“马列”,如果在当年,入清华大学大概毫无问题吧。

        妙对的故事很多,读来总让人称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也录了不少古今巧对,其中有一姓刘的遇见一个姓李的,互问姓氏,姓李的说:“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姓刘的回答说:“斩白蛇入汉关,高祖是刘。”

        那你说是谁画的

        1983年,全国书画鉴定组成立,成员包括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凯、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七位顶级书画鉴定专家。此后八年,鉴定组行程数万里,对全国208个单位和部分私人收藏进行了鉴定,过目古代书画六万一千多件,基本摸清了大陆收藏古代书画的家底。

        作为谢稚柳的学生和助手,劳继雄参加了八年鉴定的全过程,并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九大卷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

        劳继雄在书的后记“历经八年话鉴定”中介绍,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成立过由谢稚柳、张珩和韩慎先组成的三人鉴定组,但不久韩慎先和张珩相继去世,鉴定工作中止。到了八十年代初,由谢稚柳直接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写信,从而催生了鉴定组的再次成立。劳继雄在后记中重现了鉴定组第一次开会的情景:谢辰生首先致词,并取出一听香烟,说是二十年前张珩临终送他的,一直封存至今,就是为了等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与大家共享,同时也是对张珩、韩慎先的怀念。这时启功幽默地说:“在座我的年龄虽小于谢稚柳、徐邦达,但身体最差,说不定工作未完就呜呼哀哉了。”谢辰生说:“在座几老中你最年轻,小乘修炼功夫好定会长寿。”谢稚柳接着说:“轮到你还早着呢!”一时满座欢笑。

        八年中,七位专家谁都没有呜呼哀哉,但到了后期,启功多有缺席,徐邦达因故退出。《启功口述历史》中谈到当年鉴定组:顶尖专家组在一起也常会出现意见相左的时候,此时如都以老大自居,也就难免出现矛盾。有的人容不得不同意见,如果他认定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他就会质问:“你说是假的,那到底是谁画的?”争到后来,有人索性提出辞职。后虽经谷牧调停,那人也不好坚持了,但常借故不来。那人当然就是徐邦达。徐邦达与谢稚柳在鉴定时的争论,劳继雄都有详细记录,煞是有趣。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记载,1984年11月5日在鉴定故宫博物院所藏唐柳公权《行草蒙诏帖卷》时出现了不同意见,劳继雄的记录很简单:谢稚柳说真的,杨仁凯也说真的,徐邦达、傅熹年说假的。没有记录启功的意见,或许启功当场没表态。但在《启功口述历史》中却有很生动的回忆,有次启功与谢稚柳同乘一辆汽车,在座的还有唐云,谈起此帖,启功对谢说:“你看它像柳公权这也许不错,但这次你要听我的,这是铁证如山。”谢稚柳说:“好,我听你的。”但过了几天,谢稚柳又跟启功说:“我又看了,觉得还是柳公权。”启功“也就只能随他便了”。

        对柳公权的这件《蒙诏帖》,据启功说,谢稚柳是从书法风格上判断,认为是柳公权所书。而启功早年从张伯英那里就得知此为赝本,因为它的文辞不通,当是后人摘录临摹柳公权的本子。

        虽然启功认为铁证如山,但还是没能说服谢稚柳,启功的态度只是“随他便了”,并不再争,这样也就不伤和气。读《实录》,会发现对一幅作品出现不同意见时,徐邦达的看法总是与谢稚柳相左,启功则有时站在徐一边,有时站在谢一边。而读《实录》,最好看的就是这类不同意见,如1983年鉴定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所藏王翚《渔村待渡图》,谢稚柳:画很有水准,但字不是王翚所书。徐邦达:画很好,字确实不是王翚,但章似真。启功:要假都假,不可能是一件真画而字请人代笔。谢稚柳:也有可能是一件真画,当时没落款,而后再补加的。

        有时看两位老先生针锋相对的意见,真有点小孩子耍脾气较劲的味道。

        读《实录》,最有意思的往往就是专家们赏析的评语。如故宫代管文物中有一本董其昌《仿古山水书画合册》,启功说:“字好,画乱七八糟。”徐邦达说:“好就好在乱七八糟。”还有一件祝允明《草书姑苏十咏卷》,徐邦达评论说:“不假,是晚年之笔,写得极坏。”北京文物商店总店有一件曾衍东的《迎春图卷》,虽是真迹,但谢稚柳评说道:“丰子恺的老师,画得坏透了。”华喦的《竹楼图轴》,谢稚柳的意见是:“画得坏,不一定假。”龚贤的《半山草屋图轴》定为“真迹”,启功说:“即使真也不是好的作品。”

        真的未必是好的,流传下来的古代书画中常有这种现象。也有一些作品画得很好,却不真。荣宝斋有一件马湘兰的《兰竹图卷》定为“伪迹”,徐邦达说:“画得有味道,不坏。”

        徐悲鸿流水作业画马

        庞薰琹的自传《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多年前就读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写徐悲鸿流水作画。抗战中庞薰琹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那时徐悲鸿从广西回重庆,是名义上的系主任。他一到系办公室,别人就忙开了,有人为他磨墨,有两人为他拿纸,地上铺了七八张纸,“他用流水作业的办法,第一笔先在每张纸上画马鼻子,第一张纸画好,换第二张纸,第二张画好,换第三张纸。把所有的纸都画上第一笔,接着是画第二笔马头,同样的办法,接着是马身,马腿,最后一笔是马尾”。庞薰琹一时想不通:“这样作画方法,我过去没有见过。”看了几次后,徐悲鸿一来他就走开了。但过些天庞薰琹也理解了,“在巴黎绝没有人一开口就向画家要画。而在我国似乎向画家要画,是理所当然”。当时向徐悲鸿要画的人很多,大大小小的官都向他要画,又不能不给,迫不得已只好采取这种流水作业的办法。

        前两年,一位名画家因被人揭露流水作画而闹上法庭。当时我就想,他如果引徐悲鸿的先例,不是很理直气壮的吗?现在拍卖会上徐悲鸿画的马不知几许,幅幅天价,过了六七十年谁管它当年是不是流水作业画出来的!

        不过,庞薰琹的自传有一点可能记错了,他说1942年10月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吕斯白邀请他去担任图案课教员。他到了中央大学后“不久,徐悲鸿从广西回来了”。而根据王震编的《徐悲鸿年谱长编》,徐悲鸿是1942年6月下旬回到重庆中大的,要比庞薰琹到得早。当年6月29日中大艺术系师生为徐举办了欢迎会,《年谱长编》收录两帧欢迎会合影,都没有庞薰琹。《年谱长编》也没有参考庞薰琹的自传,更不曾提徐悲鸿流水作画的事。

        苗子的“调皮”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在北京和吴祖光、丁聪等老先生吃饭。饭桌上谈笑风生,话题说到了远在澳洲的黄苗子先生,两位老人争着“揭发”这位老朋友的“劣迹”。丁聪说,有一次,自然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他去参观一个展览,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件展品丢失了。丁聪走去一看,原先挂展品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神偷手到此一游!一看就是苗子的字迹。还有一次,抗战胜利后,丁聪和吴祖光在上海编杂志,住在共舞台的楼上,苗子常来玩。某天苗子走后,他们发现房间里的一个观音铜像不见了,当时就猜想一定是苗子拿走的。后来果然在苗子家的客厅里摆着。丁聪问他是怎么拿的,苗子说,那天天热,他把西服搁在铜像上,走的时候拿西服就顺手牵羊把铜像拿走了。

        吴祖光也“揭发”了一件事:有一次,苗子去杜月笙那里玩,走时也顺手带走了一件工艺品。过几天,杜派人来问他,上次借走的那件东西看完了没,要是看完了,就让来人带回去,要是没看完,就放在他那里。苗子当然只能说是看完了。

        “惯偷!”丁聪当年说这句话时故作严肃的表情,至今还在我眼前。李辉说:“这便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黄苗子。在朋友眼里,他调皮得可爱。”

        苗子到了六十多岁,依然不改“调皮”的本性。三十多年前,黄永玉刚从农场回北京,苗子有一次去看他,黄永玉兴奋地把他表叔沈从文的一份手稿给苗子看。苗子又“调皮”地顺手把手稿放入衣服口袋中。后来黄永玉向他要还,他总回答说:好像没这回事。黄永玉尽管绝望而恼火,却也“奈何不得这位好友满脸委屈冤枉的神气”。每隔几年,黄永玉都要翻箱倒柜找一回,心想,“或者是委屈了好朋友也说不定,他那么好的人……”

        终于,苗子不“调皮”了,把沈从文的这份手稿送还给黄永玉。这份手稿可能是沈从文解放后唯一的一篇小说。

        (摘自《听水读抄》,海豚出版社2014年2月版,定价: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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