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疼与奴性

    还没进教室，就听见里面人声鼎沸，我心里高兴——《活着》这片子选对了，他们喜欢这部电影。可我的牙却越发疼。一进教室，我就坦白交代：“各位，对不起，我这几天牙疼。”我指指左边的腮帮子，把左眼和嘴往一起歪了歪，做了一个很痛苦的表情：“中国有句俗话，牙疼不算病，疼起真要命。所以你们最好少让我说话。”

    费米和索菲娅几乎同时喊起来：“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因为我不会说瑞典话。”

    “我带你去！”

    “我开车送你！”

    “嚼一块口香糖试试！”

    在一片热情的喊叫声中，托马斯“噌”地站起，声色俱厉地斥责费米：“留着你的口香糖吧，它只会使牙更疼！”话音未落，他就冲出了教室。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费米跳起来追，他早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边的魏安妮拿出了手机，要给她的牙医打电话。

    我赶紧阻止：“不，不，我已经吃了中药，现在不那么疼了。”

    魏安妮坚持要打，我不得不夺过她的手机。

    她不甘心地质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认为牙疼不算病？”

    “这个问题下课之后我来解答，好不好？咱们现在说《活着》行不？”我急忙转移话题。

    魏安妮照本发言：“材料里说，这个电影是小说改的。小说中福贵的妻子、女儿的丈夫、女儿的儿子，还有他的战友春生都死了，只有福贵没有死，而电影里他们都活着。我的问题是，张艺谋为什么让这四个人活着？”

    坏了，小女生又钻到数字里去了，为什么这四个人活着，只能问张艺谋。我估计，张艺谋主要考虑观众心理，如果让福贵的亲人都死光了，那么观众就会感到很压抑。”

    “其实让这些人活着也一样压抑，而且让人更压抑。我想，这正是张艺谋的高明之处，他让所有的人都死于偶然性，可这偶然性后面又都藏着必然性。中国的一个成语——苟且偷生，是不是可以说，张艺谋在批判、在反思这种生活态度？” 费米说完了，跷起了二郎腿，把一块口香糖扔进嘴里。    

    这时，门开了，托马斯端着一杯水走了进来。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小瓶，对我说：“德国的止痛药，里面含有很少量的鸦片，对一切疼痛都很有效。请马上服一片，即使林则徐知道了，也不会反对。”

    我服了药，对托马斯说：“我们正在讨论《活着》，你有什么高见？”

    托马斯回到座位上，往后一仰：“它告诉我，马克思是正确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文化造就人生。萨特的理论听起来很动人——存在是自由的，人可以选择生活。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偏激片面难以实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福贵可以选择赌与不赌，五十年代的福贵却不能选择吃不吃大食堂，更不能选择炼不炼钢，六十年代所有的中国人都不能拒绝‘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他们可以选择，事实上，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结束生命。这是一种宿命，宿命之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张艺谋无意中袒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美学观——人生就是一种忍耐，忍耐是美的，忍耐至麻木是最美的。不客气地说，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缺陷，张艺谋把缺陷当成了美德，他所赞美的忍耐，说到底就是奴性。奴性，用心理学的术语讲就是受虐——既不反抗，也不逃亡，而是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着。”

    托马斯看了我一眼：“对不起，我用了奴性这个词。我知道，这是对所有的热爱中国文化的人的冒犯。但是，你既然问我的高见，我就得照实说。你需要假话吗？”

    我指指腮帮子：“人需要假话，生病的时候尤其如此。你说的可能是真话，鲁迅早就说过同类的话，可是它把止痛药的效力减了一半。”

    “哈哈哈”，托马斯大笑起来，突然，他止住笑，很诚恳地说：“其实，中国文化中的一切恶德，也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只不过程度不同。作为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受虐倾向，比如，牙疼的人明明知道碰触那颗给他带来痛苦的牙会引起新的疼痛，但他还总是不断地用舌头去舔那颗牙。”在他说这话的时候，我的舌头正在舔那颗疼牙，想看看它对德国止痛药的反应。费米等人转过头看我，我尴尬地点了点头：“是这样。”

    托马斯得意地拍了一下桌子：“用小疼来防备大疼。这就是受虐遵循的原则。张艺谋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原则。所以，这部电影与其说是表现中国人苟且的人生，不如说表现了导演苟且的艺术。”

    费米敲敲桌子：“你的意思《活着》就是小疼？”

    索菲娅问：“你说的用小疼防备大疼的根据是什么？”

    托马斯拿起小黑本，来到黑板前，操起碳素笔，瞟了小本本一眼，迅速地画了一个树枝，又在那树枝两侧画了两个水滴状的东西。然后指着树枝：“这是人的中枢神经，当人感到疼痛时，中枢神经就会分泌出这两种东西。”他指着那两个水滴：“当人感到快乐时，中枢神经同样会分泌出这两种东西。所以，痛感与快感的生理基础是同样的。”他像乐队指挥一样，用碳素笔在空中划了一个半圆，然后往下一劈：“这是最新研究成果，这就是科学根据。”

    托马斯回到了座位，双手抱头，身体往后一仰：“如果把张艺谋的中枢神经做一个实验的话，我相信，他的分泌物一定与法斯宾德的不同，而法斯宾德的又会与伯格曼的不同。”

    魏安妮发问了：“你的意思是说，瑞典文化中的奴性，或者说受虐性比德国更强更多吗？”

    “是的，贵国在二十多年前就提供了一个全世界都知道的范例。” 费米和索菲娅面面相觑。

    “你说的是发生在斯德哥尔摩的抢劫案。”魏安妮说话了。

    托马斯有些惊异地点点头： “不错。”

    魏安妮理了一下额前的头发，像背书一样讲起来：“他说的是发生1973年8月23日的银行抢劫案，那天下午，两名劫匪带着武器冲进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胁迫银行的四名职员交出全部现金，否则就杀了他们。”

    费米恍然大悟，一拍桌子：“噢，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斯德哥尔摩症状’。”

    魏安妮接着说：“斯德哥尔摩警察局赶到现场，劫匪无法逃走，就把这四名职员——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当成了人质。警察与劫匪相持了六天，在这六天里，那四名人质不断地请求警察撤走，要求政府满足劫匪的要求。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这样做。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警察救出人质，抓住劫匪之后，这些人质却仍旧向政府为劫匪求情，当媒体采访他们时，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称赞劫匪的美德，感谢他们没有夺去他们的性命。”

    魏安妮说：“这个案例引起了各国心理学界的极大关注，心理学家可以解释‘暴力洗脑’——在暴力的威胁下，为了活下去，人质的心理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他们会成为暴力的助手，配合暴力的要求，也就是说，暴力引起的恐惧可以使人质成为暴力的赞美者甚至拥护者。但是，心理学家却无法解释在暴力威胁消失，生命获得保障的情况下，人质为什么仍旧保持着当时的心理状态。有一位心理学家，对不起，我忘了他的名字，把这种现象叫做‘斯德哥尔摩症状’。”

    索菲娅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突然，她想起什么，转向托马斯：“嘿，托马斯，你把这种事也归结为受虐吗？”

    “你不觉得劫匪与政治、人质与福贵之间有某些相似之处吗？”托马斯冷冷地反问。

    索菲娅热烈地说：  “当然，他们都在爱——人质爱上了劫匪，导演爱上了审查制度。”

    托马斯笑了笑：“啊，聪明的索菲娅！你说得太对了。可是，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爱，不是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统治与服从，为什么奴隶会爱上主人？因为主人掌握着权力。二十年前，我曾经问过一位苏联心理学家：为什么斯大林时代之后，知识分子仍旧热爱苏维埃？他的回答是：不，他们热爱的不是苏维埃，而是权力。我又向一位社会学学者请教同样的问题，他反问我：苏联的旗子上是什么？我说：镰刀和斧头。他说：它们代表什么？我说：农业和工业。他说：不，古时候它们代表刑具。这两位苏联学者的回答合在一起，就是我的答案——奴隶爱上主人是因为后者拥有权力，并且可以向他们施加暴力。”

    托马斯停了下来，揉揉发红的鼻子，接着说：“那么，为什么暴力消失之后，奴隶仍旧甘当奴隶，仍旧忠于他的主人。两年前，我回到莫斯科，又去拜访那位社会学家，我问他，为什么有人怀念斯大林。他的回答是，那是出于习惯——他们习惯了暴力。他还翻出英国史书来证明——1838年，英国贵族哥兰尼格解放了他的两百多名奴隶，可是奴隶们并不需要这种自由，他们强烈要求继续为主人服务。哥兰尼格拒绝了他们，伤心和失望使奴隶们陷入疯狂，他们冲进哥兰尼格的房间，杀死了他。几天后，我去拜访那位心理学家，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他说，那是因为这些人在那个时代得到了好处。这两个人的回答合在一起就是上述问题的答案——习惯加好处。因为习惯了奴隶的处境，所以他们仍旧甘当奴隶；因为这种处境给了他们好处，比如吃、穿，所以他们仍旧忠于主人。‘斯德哥尔摩症状’的产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人质习惯了当人质，在当人质的过程中，他们尝到了好处——活着。”

    （摘自《中西 风马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4年3月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