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都市与山水之间
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
（茅盾《子夜》）
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啊！”（见《忆》的跋）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俞平伯《城站》）
这是原籍浙江的两位作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和杭州的描写：一条充满喧嚣和躁动的黄浦江，一个美丽却慵懒的西子湖。显然，一提到上海，他们首先想到的是黄浦江，是黄浦江两岸的高楼大厦；而提到杭州，则他们眼前浮现的是西子湖，是令人们流连忘返的湖光山色。
原因似乎很简单，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相对于另一个文化中心兼政治中心北京，上海的人文、地理环境等可能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看来，上海是天堂——如果你已成名；上海也是地狱——如果你无法出人头地。更确切的说法也许来自一位浙籍作家穆时英：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而杭州，虽号称“人间天堂”，在这些文人眼里却只是一个休闲隐居的胜地，一个被视为上海后花园的城市。中国士大夫所推崇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表现在民国时代的文人身上，前者就是去上海；而回杭州，则往往是为了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民国时期浙籍文人在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往返史，就是那一代中国文人的心灵史。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文人，这些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才子、浪子和游子，每每把在上海拼搏后的疲惫和绝望、失意和消沉，轻轻放在西子湖畔，然后带着从青山绿水中汲取的灵感和力量，重新回到那喧嚣而富有活力的黄浦江边。而生命，就在这短暂却无尽的旅途中渐渐消逝。且听徐志摩的《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也许，对于这些来往于沪杭之间的浙籍文人，时间的流逝更易激起他们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吧。而且，对于那些在事业上失意的文人，倘若想从爱情中得到安慰，则杭州就是最好的可以找到爱情并使爱情成熟的地方。于是，我们看到：
1923年，胡适在杭州邂逅与其二嫂同父异母的妹妹曹诚英，后者曾在6年前胡适的婚礼上充当伴娘，给胡适以深刻印象。二人在西子湖畔品尝了自由恋爱的甜蜜滋味，被胡适在其日记中形容为“烟霞山月里的神仙生活”。可惜胡适生性胆小，没有与发妻离婚，致使曹诚英一直为其守节，最后感到绝望，才萌生上峨眉山出家的念头。
1928年2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被柳亚子称为“富春江上神仙侣”。
大诗人徐志摩，民国时期有一个阶段要经常来往于沪杭之间，两个城市给予他感觉上的巨大反差可以从他以下这段日记中看出：
首次在沪杭道上看见黄熟的稻田与错落的村舍在一碧无际的天空下静着，不由的思想上感着一种解放：何妨赤了足，做个乡下人去，我自己想。但这暂时是做不到的，将来也许真有“退隐”的那一天。
鲁迅眼里的杭州与上海
说到民国文人与上海和杭州的关系，自然少不了要提提鲁迅，不过鲁迅对上海和杭州似乎都没有多少好印象。
从1927年10月3日到上海，一直到1936年10月19日逝世，鲁迅在上海整整居住了十年。那么他为何选择定居上海，上海在他眼中又是怎样一个城市呢？通常人们都知道他对上海没有好印象，从其文章中也容易找到很多例证。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认为，上海在鲁迅心目中并不可爱，“鲁迅只是把上海作为暂时落脚的码头，而一时无处可去，上海倒也显现出吸引力”。他说，鲁迅眼中的上海，城市色调是白中带红，城市的味道是咸咸的海风味。“这白和红，不是绅士的白手套与血色的红酒，而是弥漫全城的白色恐怖和街头偶现的红色标语；至于咸咸的海风味，则是上海深具海的包容和动荡的人文气息。”
鲁迅对上海的情感是爱恨交织的，假如不是为了谋生，鲁迅恐怕不会选择上海。不过，如果说鲁迅不喜欢上海确有理由的话，那么作为浙江文人，鲁迅对杭州没有多少好印象就有些奇怪。
1909年初春，鲁迅被许寿裳举荐进入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教授化学和生理学，这是他一生中在杭州时间最长的一个阶段——待了整整一年。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这一年中鲁迅很少游览西湖。许寿裳曾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鲁迅极少游览，在杭州一年之间，游湖只有一次，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做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流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鲁迅从小生长在江南小镇绍兴，西湖怎么会令他产生不过如此的印象呢？也许，鲁迅弟子川岛的一段话，多少可以解释这一困惑：“鲁迅先生在杭州住了四日，虽是那么难得的高兴，再后来见面时说起来也总不忘此行。但说道杭州时，以为杭州的市容，学上海洋场的样子，总显得小家小气，气派不大。至于西湖风景，虽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才子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认乡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此外，鲁迅对杭州的印象不佳，可能与童年时他祖父周福清犯下行贿案被关押在杭州狱中，而他作为长房孙不得不定期到杭州探望有关。杭州成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疮疤，每一次到杭州都会唤起他内心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如此景色再美又有何用？
西湖最惹文人恋
不过，浙籍文人群体中除鲁迅以外很少有人会不喜爱西湖，尽管具体评价不同，但都不吝赞美之辞。出生在钱塘江上游的郁达夫对西湖更是怜爱有加，只因为他在杭州度过了他的青春时代。
对于杭州，郁达夫也有他独到的见解：“我的来住杭州，本不是想上西湖来寻梦，更不是想弯强弩来射潮；不过妻杭人也，雅擅杭音，父祖富春产也。”如此一来，杭州成了郁达夫的第二故乡。在他的集子里有《杭州》、《孤独者》、《还乡记》等大量杭州题材的佳作，从中可以看出郁达夫对杭州对西湖的无限热爱：“我以为世界上更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而且，郁达夫最爱秋后的西湖：
环抱在湖西一带的青山，木叶稍稍染一点黄色，看过去仿佛是嫩草的初生。夏季的雨期过后，秋天百日，大抵是晴天多，雨天少。万里的长空，一碧到底，早晨也许在东方有几缕朝霞，晚上在四周或许上一圈红晕，但是皎洁的日中，与深沉的半夜，总是青天浑同碧海，教人举头越看越感到幽深。这中间若再添上几声络纬的微吟和蟋蟀的低唱，以及山间报时刻的鸡鸣与湖中代步行的棹响，那湖上的清秋静境，就可以使你感味到点滴都无余滓的地步。
恐怕西湖之秋，也只有在郁达夫的笔下才能如此娇媚而有灵韵。沐浴在秋日的夕阳中，坐在临水的阁楼上，望望湖水，喝喝清茶，抽几口烟，喝几壶酒，怕就是人生的极致了吧。
朱自清曾以为西湖的夏夜是热蓬蓬的，湖水像是“沸着一般”，然而秦淮河的水却是“冷冷地绿着”，似乎与俞平伯的“林下之风”和“闺房之秀”有些矛盾。其实西湖有她的秀美与空灵，春丽、夏热、秋静、冬寂，四季各有其独特之美；秦淮河却似一位小家碧玉，来不得半点躁动与不安，多的是她的妩媚与多情。
浙籍文人中还有一位施蛰存，他对杭州也始终有一种美丽的记忆，且看其1922年日记中的片断：
（阴历）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二时后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
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上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
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几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了望，方知是夜渔也。欻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阛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中借到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尽花生米五十文。
显然，只有对杭州真心热爱且有深刻了解者，才能写下如此富有诗意的文字。
（摘自《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3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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