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摒弃党派偏见，不以成败论英雄，应该承认：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家、革命家和改革者。他为了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抛弃了富裕的家产、高官厚禄和大学教授的地位，选择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并且受尽艰险、屈辱、打击、污蔑、牢狱之灾而不悔。
——作者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受陈独秀影响，对社会进行革命实践的大行动是发动湖南的“驱张运动”。当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对湖南的统治极其昏庸而残暴，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恨，一致呼吁：“张毒不除，湖南无望。”1919年12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和湖南学联为骨干掀起的驱张运动，终于在湖南全省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毛泽东与运动骨干商量决定在本地加强斗争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派出“驱张代表团”，进行请愿活动，以争取外省支援。毛泽东负责北京代表团的工作。这次行动与他同陈独秀的接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
毛泽东于12月18日到达北京，除向总统府、国务院呈文，向各界宣传、揭露张敬尧祸湘罪恶外，与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急进的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密切联系，开始较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到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自己也说：“在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我热烈地搜寻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完全的信仰。”自然，这里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他把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当作马克思主义来接受，而且自己原有的康有为大同思想、西方的民主自由以及封建思想影响，也没有肃清。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述：“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更明确地承认：“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
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完全是正常的。因为被称为中国信仰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李大钊，当时也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久；陈独秀则还处在由自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另一件能证明毛泽东此时虽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书，但思想上还是“大杂烩”的事实，就是他这时还十分信仰胡适“只谈问题，不谈主义”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钊与胡适争论“主义与问题”火热的时候，毛泽东不是站在李大钊一边，而是响应胡适“多研究问题”的号召，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这个章程中所列的144项问题，是对胡适文章所提到的问题的具体展示，思路和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可见毛对胡的思想和主张是认真研究、衷心拥护的，不是随便附和。因此，毛泽东到北京后，还拜访了胡适，争取胡支持湖南的驱张运动。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请胡适设计了在湖南具体落实胡适主张的方案。胡适1951年5月16～17日日记回忆：“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所以毛泽东在当时给朋友信中称：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把毛泽东从以上思想“大杂烩”中导引出来、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家的主要导师就是陈独秀。可能是因为在北京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受其他各种思想的干扰，印象不深，到上海与陈独秀交谈后，才加深了认识，所以，毛泽东后来甚至说是陈独秀最早告诉他“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离开北京，1920年5月5日到达上海。一方面是为一些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行，另一方面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毛泽东带着与胡适交谈过的话题拜访了陈独秀，与陈做了一次长谈，结果得到一个与以前同样的印象——唯陈独秀给他的影响最深。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这时的“信仰”，是对西方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幻想的破灭和抛弃，和对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制度和马列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拥护。看来，陈独秀的新信仰，对于刚刚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苦苦思索还未得要领的毛泽东来说，起了“画龙点睛”、“拨云见日”的作用。所以，毛泽东才有上面对斯诺讲的话。
接着，毛泽东又读了三本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书——《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他说：“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这里对读三本书与思想转折时间的回忆，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因为陈独秀组织翻译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而其他两本书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真是读了这三本书，才“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不能说“1920年夏天……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转变，不可能从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旧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旧思想。旧思想的离去和新思想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种思想还会长期共存。这种“大杂烩”的现象，决不会从这年夏天起完全结束了。同时，毛泽东这时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点，不像陈独秀与胡适那样，各趋极端，而是善于吸取各种思想主张的长处，为我所用。就在毛泽东与陈交谈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他还是念念不忘胡适，不忘胡适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后，立即给胡适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随后，毛泽东一面奉陈独秀的教导，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湖南共产党和青年团；一面又奉胡适的指引，办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9月，自修大学开学。不过，这时由于北京、上海工读互助团的相继失败，更由于陈独秀给了毛泽东更大的影响，他不再是实行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工读互助团，自修大学也就成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了。
毛泽东是1920年7月离开上海的，现有资料表明他从此开始，在陈的指导下，在湖南进行建团建党工作。毛泽东回长沙后，就学新青年社，筹备文化书社。名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实为宣传马克思主义。8月2日，文化书社成立，9月9日开始营业。在筹备过程中，资金严重困难。陈独秀为它做“信用介绍，免去押金”。据毛泽东起草的开业后一个月的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书刊杂志中，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理论机关刊物《新青年》和指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界》（周刊）最受欢迎，销量最多。半年后统计，这两种刊物分别售出2000册和5000册。这样大的销售量，当时全国是少有的。毛泽东回湘后，上海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一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可及时提供给毛泽东和他组织的机构、团体。
另外，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社”。毛泽东也在8月22日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因为上海已经成立了培训去苏联学习的“外国语学校”，所以俄罗斯研究会的三大宗旨之一是“派人赴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派出任弼时、萧劲光等六人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习，然后赴俄进东方大学深造。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清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这时在法国的蔡和森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所以，毛泽东在给蔡的信中明确表示：那种没有权威、没有组织的社会状态是不可想象的，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做不到的”；那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人，如果不是“故为曲说”，便是“愚陋不明事理”。
陈独秀上海发起组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由于主要内容是宣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批判无政府主义，又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帮助。
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会议主题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采取何种方法？从何入手？毛泽东首先介绍了旅法会友提出的五种方法：一是社会主义政策，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三是激烈方法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是无政府主义。毛泽东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与会者各抒己见，热烈讨论达两个小时，最后表决，毛泽东、何叔衡等12人赞成第三种，二人赞成第二种，一人赞成第四种，三人未定。
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还特别说明“宣言即仲甫所为”。
《共产党》在当时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创刊词“短言”并未署名。此信表明当时毛泽东与陈独秀关系之深。
陈独秀十分支持毛泽东发展青年团的正确方针。因此，在中共“一大”后，湖南得以顺利地建党，并在陈独秀的具体指导下，建党初期的工作取得了优秀于其他各地的模范的成绩。
（摘自《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版，定价：12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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