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欧洲大学讲过学，外国人看到我一张东方人的脸，尤其我任教的叫东亚系，都会先问我从哪里来。我都会直接答以台湾，他们后来也都以台湾人在背后叫我。这个名称加在我的头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确实是在台湾住了一生，交游虽然从未限于地理环境，但所交大多数也是本地人，我很赞同周作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的籍贯与出生地都不是台湾，但把台湾认作是故乡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最近十几年，我的“故乡”认同发生了问题。很多人因我的籍贯是浙江，便把我看成大陆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的籍贯确实不在台湾，又因为我出身大学中文系，看人误会了中华文化，会把我以为正确的意见告诉他，久了后便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我认同台湾，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而且语气很是不好，这让我忿忿不平，我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呀。后来政府看到有些人在挑拨族群议题，便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代之以“出生地”。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台湾，都可以摆脱籍贯的困扰，做个名正言顺的台湾人了，但我不成，我只不过从一个外省转成另一个外省罢了，算来算去都是一个“中国人”。在此刻的台湾被称做“中国人”，不见得被敌视，但确实是被“异视”的，尽管我不论到浙江或湖南，手中都还得拿着大陆政府发的“台胞证”。
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当然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我比一般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掌握到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中华文化精义，我以做中国人为荣。然而我自己做中国人，却从不“鄙夷”外国人，也从不轻视别人的文化。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它可爱之处，不同文化也各有其价值。只是我已习惯了中国文化的节奏与气味，吃惯了中国的食物，习惯了用中国的文字与语言来表达我的爱与思想。这辈子我已别无所图，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地做个中国人好了。
我们如果把中国做比较广义的解释，没有台湾人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来自中国。除此之外，我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台湾，甚至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来自台湾，除掉台湾，我的中国是不完整的。所以中国对我而言是不能割舍的，而台湾也是不能割舍的，这不像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中国与台湾在我身上不是矛盾而是统一，不是排斥而是融合，二者是完全可以得兼的，而且除了少数政客，在这岛上，两者也得兼又融合得那么普遍。
我从没“回去”过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地。我到过很多次大陆，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最北到了松花江流入黑龙江的一个名叫街津口的地方。那是大陆人数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居住地，那里比“北大荒”更北。我们乘船在黑龙江上走，船夫得小心不越过江的中线，一过去就是俄罗斯了。最南面我到过海南岛的三亚湾榆林港，三亚湾最南的沙滩上有几块延伸到海的礁石，上面被古时的迁客骚人刻着“天涯”、“海角”的字样，每笔都透着绝望的心情，那是传统中国人所能到达的最南的地方。这些地方我都去过，而浙江鄞县，那个登记在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对我只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为什么没去过“故乡”？我一下子想不出明白的答案，也许是情怯，也许是因为自觉慎重所以要等待吧。我当然知道，大陆有些地方已彻底改头换面。譬如鄞县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鄞县现在只是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区，用大陆现在的标准，我算是宁波人才对。我对故乡的了解，全从古书中得来。古时候宁波是一个“府”，明清时府下辖有五县，即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国语》上说：“勾践之地，东至于鄞。”可见这地名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然而这些历史上的故实，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宁波出现过一些名人，包括明清时期的屠赤水、全谢山，范氏的“天一阁”与“浙东学术”，民国时代的蒋家，还有包玉刚、董浩云等等，也都与我无甚关连。跟我扯上关连的是政府要人民登记户口出身，鄞县被有点莫名其妙登记上我的身份证，成为我的“籍贯”了。
我对父亲的事所知甚少，不知道他是否出生在他自己的家乡，对故乡的风物了解多少。也许他很早就离开了，对历史地理所知有限，他跟上一代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以飘泊“为业”的，那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
因为父母都去世得早，使我跟籍贯上的故乡没有联系的管道，不论父母，在他们的故乡应该都有“根”可寻的，但他们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线索。所以所谓籍贯，都是由父母留下的一点文字上的符号，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可言。
后来我知道了，我算浙江鄞县人不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报户口的时候我父亲已死，家人就以我母亲的籍贯报我们的籍贯。民法上有“从父”或“从母”的规定，我的姓是从父而来，而籍贯却是从母而来。这鄞县两个字跟着我一辈子，以前所有的证明文件，包括结业证书、毕业证书、退伍令、结婚证书甚至学校人事处印的教职员通讯簿上面都要登载的。
我没到政府机关去更改籍贯，一方面没这必要，一方面隔了一阵，身份证上的籍贯栏已去除，就更无须更正了。
我现在想谈谈我真正出生的地方辰溪，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同样模糊。抗战的时候，政府把重要的兵工设备搬到偏僻的山区，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山城。只记得小时候母亲哄我，常说不乖的话要把我丢给老虎吃掉。那是一个山岳溪谷纵横的地方，是不是还有老虎不得而知，晚上常听到凄厉的叫声，也许是野猫或是其他猛兽吧，野猫也会偷袭婴孩的。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几篇写的都是辰溪，那些故事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由于是写我出生的地方，我便特别注意。有一篇名叫《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发生在辰溪的故事。沈从文写辰溪的时候都会把溪字写成谿，这两字是可以通用的，他写道：
辰谿县的位置，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见底。河面长年来往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为石灰岩，无论晴雨，皆可见到烧石灰人窑上飘扬的青烟与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对河与小山城成犄角，上游为一个三角形小阜，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干坞与宽坪。位在下游一点，则为一个三角形黑色石蛆，濒河拔峰，山脚一面接受了沅水急流的冲刷，一面受麻阳河长流的淘洗，岩石皆玲珑透空。山半有个壮丽辉煌的庙宇，庙宇外岩石间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浮雕石佛。太平无事的日子，每逢佳节良辰，当地驻防长官、县知事、小乡绅及商会主席，便乘小船过渡到那个庙宇里饮酒赋诗。在那个悬岩半空的庙里，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听下行船摇橹人唱歌。街市尽头下游便是一个长潭，名斤丝潭。两岸皆五色石壁，矗立如屏障一般。长潭中日夜皆有五十只以上打鱼船，载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浮在河面取鱼。小船渑流而渡，艰难处与美丽处实在可以平分。
这是极好的描写文字，而文中所描写的正是我出生的地方。照沈从文的写法，辰溪该是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不料那儿好像没出什么人物，却是土匪强盗的集散地。他的这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就是描写一个煤矿工人造反成了土匪头的故事。小说里面一个煤矿工人杀了一个兵，又抢了他的枪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就成了土匪头子。后来这个强盗被埋伏的官军捉到了，也就心甘情愿地乖乖就擒，虽然到死都还耍了些手段，却也死得痛快。这强盗做任何事，好像都气定神闲又安时处顺的，即使是死了，也让任何一方都不觉遗憾。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做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不料我在辰溪只待了三年多，在辰溪的时候我根本还不懂事，父亲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死了。我约略记得，父亲的丧事办得很潦草，似乎找了隔山的一块地就匆匆埋了，墓碑是木制的，只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当然那种碑与坟，隔不久就会消失不见的。辰溪是我父亲的埋骨之处，我一度想回去祭扫，但浅浅的坟与木制的碑，还能祭扫得着吗？我再也没回过辰溪。
（摘自《家族合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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