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少年中国！

    是之今日之中国，欲收语言文字统一普及之效，是非藉通俗教育为之先不为功。而通俗教育最要之主旨，又在舍极高之理论，施以有效之事实。若是者，其唯新剧乎！

    ——周恩来

    南开风云

    20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戏剧界的代表团来到天津的戏剧博物馆进行交流访问。在他们与馆长黄殿祺谈笑风生时，美方团长用饱含崇敬的语气称颂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政治家：在他从政之前，曾经是好莱坞的一个优秀演员，出演过一系列的电影，如《金石盟》《君子红颜》《克努特·罗克尼》等。黄殿祺听后笑着回应他：我们的周总理也会演戏，他不光能演男人，还能演女人，他演的女人很漂亮。

    黄殿祺所说的，正是周恩来1914年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参加校内剧社的一段历史。而这类新式剧社，伴随着1919年“五四”前后的时代风云，经历了一段段历数不尽的人世沧桑！

    20世纪初的天津城，喧闹嘈杂。海河里的船只往来如梭，当吐着滚滚浓烟的火轮驶过，原本平静的河面便激起一层层雪白的浪花。远远望去，整个河岸呈现着一派美丽和壮观的景象。只是这些行驶在水上的轮船挂着的都是米字旗、太阳旗等各色各样的外国旗。

    河岸上租界林立，每到阳光灿烂的日子，街道上就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来来往往的悠闲过客很多是操着不同语言的各国洋人。他们在这个洋味十足的城市里形成别样的风景。

    而距离租界不远的城南，有一所民办的新式学校——南开中学。由于这一时期，讲授四书五经的私塾教育依然是政府倡导的主流学问，所以兴建一所传授新学的新式学堂，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有面子的事情。这所学校初建之时规模很小，风格低调，看上去并不起眼。在喜欢讨论各种时事新闻的天津人的心目中，南开中学只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学校，是一个几乎不会产生新闻的地方。

    这个情况到了1909年，开始发生变化。这一年的春天，街头巷尾的人们开始集中讨论两则新闻：一则是精武门的霍元甲刚刚击败了英国的大力士；再有一则就是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将要客串戏子，他在学校组织新剧演出，并且亲自粉墨登场扮演男主角。

    前一件事情，人们谈论的时候充满惊佩，但后一件事情，他们则是带着不屑、不解，甚至是痛恨的心情来议论的。

    中国三教九流，戏子从来最低下，一个中学的堂堂校长，刚刚从海外回来的留学生，不仅将下三流的表演带进神圣的学校，还要公开扮演剧中角色，于是“世风日下”、“礼崩乐坏”的议论纷起。

    张伯苓听到这些议论，却丝毫不以为意。10月17日这一天，他自编自导自演的新剧《用非所学》上演了。剧中讲述的是一位在国外学习工程学的留学生贾有志，抱着工程救国的远大理想学成归国，本希望实现自己的报国大志，但是他空有幻想，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在经过了几番与当权官员的交往之后，便逐渐被功名利禄所诱惑，最终拜倒在一群官僚的脚下。

    这部新剧，是张伯苓根据当时许多留学回国的青年人的思想状况写下的。剧中讽刺了一些不成熟的留学生们在国外接触了新思想，起初振奋非常，自以为掌握了救国之道。但回国之后，本以为可以学以致用的种种学问，因为他们缺乏生活的磨炼和社会阅历的积累，而无以致用。他们看不清眼前的形势，又往往被人利用，从而变成另一股的腐朽力量。此剧在当时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1909年10月17日，《学非所用》在南开上演，在全校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张伯苓的初次尝试获得了成功。

    此后，张伯苓在学校里设立了南开新剧团，公开推动学生演剧运动。南开新剧团从此成为了中国影响最大的校园剧社，这是新剧活动在中国北方城市最早的开始。

    南开新剧团设置编撰部、演作部、布景部和审定部，鼓励南开的学生积极参加剧团活动。

    而1914年前后，正是职业文明戏经历了“甲寅中兴”后逐渐走向堕落腐化之际，社会上各大文明戏院的演出充斥着声色犬马和低级趣味的内容，文明戏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很低。但南开新剧团的学生业余演剧，却与商业文明戏迥然有别。因为演剧是以教化学生为目的，而非图利，故而他们演出剧目坚持着文艺探索的方向。

    在校长“开风气之先”的提倡下，南开中学的学生们充满奋发向上的勃勃生气。

    1913年，15岁的少年周翔宇随伯父周贻庚全家从奉天铁岭迁到了天津，并在同年的8月考入南开中学。这个少年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人们更为熟知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周恩来。

    16岁的周恩来担任了南开剧团布景部的副部长，参与了南开剧团的不少活动。1914年11月17日，是南开中学建校十周年的校庆，周恩来扮演了张伯苓组织的八幕舞台剧《恩怨缘》中的一个女子——烧香妇。这是周恩来的第一次舞台尝试。由于他长相俊美，所以经常在学校的各种舞台剧里饰演女角。周恩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新剧作品是《一元钱》，这也是当时南开最受欢迎的一部剧目。

    关于周恩来演女角，南开学校的史料这样记载：周翔宇同学在新剧表演方面最具有特长，牺牲色相，粉墨登场，倾倒全座。才艺双全的周恩来从此成为南开剧团的台柱子。

    南开在先后的几年中，一共上演了三十多个剧目，如1910年的《箴膏起废》，1911年的五幕剧《影》，1912年的八幕剧《华娥传》，1913年的八幕剧《新少年》，在今天看来都是可圈可点。南开演剧也由此在各大院校中声名远播，后来全国的高等院校纷纷仿效南开中学，开设学生演剧这一课程。

    小荷才露尖尖角——曹禺的南开生活

    1922年9月初的一天清晨，又一个新学生走进了天津南开学校的大门。当这个学生来到灰色的东楼前，看到过道左侧的一面大穿衣镜上有一副横匾，上边刻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他立刻对着镜子，把头发梳理了一下，又从头到脚把衣服整理了一遍，纽扣也依次检查了一遍。

    这个在穿衣镜前整理衣冠的学生叫万家宝，是天津名绅万德尊的幼子，十多年后，当他完成了自己第一部戏剧作品《雷雨》时，改笔名为曹禺。

    刚刚进入南开学校的曹禺只有12岁，但他的行为和思想却比同龄人成熟。他性格敏感、忧郁，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但又较为内向，不善于和别人交流。曹禺还没有进入中学，就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镜花缘》《西游记》，后来连《红楼梦》都读过了。

    在黄金般的中学时代，曹禺尽情展示他的青春活力和闪光的才华。在学校里，他的精力旺盛充沛，沉重的课堂学习、各种各样的作业，都没有妨碍他去做他感兴趣的事。他写小说、写戏、搞翻译、当编辑，内在的潜能得到了开发。

    1925年，曹禺15岁。这一年，对他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此时的南开新剧团已先后公演过将近五十个剧目，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基础，并形成自身的传统。

    1926年，张彭春在校内排演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选中相貌清秀的曹禺来担任女主角，给了曹禺一次施展才能的机会。如果说曹禺曾经不甚了解戏剧艺术的社会意义，但在《国民公敌》的排练中他肯定深深体会到了。

    排演中，张彭春首先向全体演职人员讲解易卜生的生平和创作道路，把特制的易卜生的著作年表挂在黑板上，由易卜生的第一部作品《勃兰特》讲起，直到易卜生的晚年剧作。

    若干年后曹禺回忆张彭春的讲课，说：“彭春先生做事非常认真，他对大家说，这次排演，非同小可。要成功，必须下苦功夫，从剧本的题旨、人物、表演到舞台布置，都要在艺术上精益求精，不容稍懈。他讲话时那种严肃的神情，至今我还不能忘记。”

    在这次排演中，曹禺对张彭春的戏剧艺术修养、渊博的知识、严谨而科学的作风、导演方法，都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曹禺的表演本来就没有什么框子限制，一经老师指点，他的才能便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他步入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当23岁的曹禺作为清华大学戏剧系的毕业生写下《雷雨》这部毕业作品时，他在《雷雨·序》中题写：“我将这本戏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这是曹禺发自肺腑的声音。

    五四期间，中国新的民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是一群拥有无限希望和民主思想的生机勃发的年轻人。

    张伯苓，在担任南开校长、出演《学非所用》时33岁！   

    周恩来，在《一元钱》演出时只有16岁，参加共产党时25岁！  

    曹禺，第一次登台演出时只有17岁！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在十多年前写下的《少年中国说》，到了五四时期，终于得到了时代的印证。这群英姿勃发的新青年们，以他们的少年激情书写了祖国历史的新篇章。

    此后的中国将是少年的中国，中国社会中弥漫着年轻的朝气。他们一扫旧时代的陈腐气息，使国民焕发出了蓬勃的力量和生机。也就是从这群青年开始，中国真正地步入了民主之路，拥有了共和之魂。随着少年中国的成长，中国的话剧也开始走向成熟。

    （摘自《民国戏剧：守望》，东方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