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在杭州，他能随时随地自得其乐。杭州是多彩多姿的，而西湖又引人入胜。苏东坡充分参与西湖上的生活，有时和妻子儿女一起去游湖，有时与好喝酒的同僚同游。他多才多艺，方面最广，一支笔运用自如，写出的诗句，巧妙华美，合规中矩，地方文人，对他敬佩万分。

    由文学掌故上看来，苏东坡在杭州颇与宗教及女人有关，也可以说与和尚和妓女有关，而和尚与妓女关系之深则远超于吾人想象之上。在苏东坡的看法上，感官的生活与精神的生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在人生的诗歌与哲学的看法上，是并行而不悖的。因为他爱诗歌，他对人生热爱之强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于他爱哲学，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会沉溺而不能自拔。他之不能忘情于女人、诗歌、猪肉、酒，正如他之不能忘情于绿水青山，同时，他的慧根之深，使他不会染上浅薄尖刻、纨绔子弟的习气。

    这个年轻耽于玩乐的诗人之态度，若予以最好说明，那就要看他怎么样使一个道行高洁的老僧和一个名妓见面的故事了。大通禅师是一个持法甚严、道行甚高的老僧，据说谁要到他的修道处所去见他，必须先依法斋戒。女人当然不能进他的禅堂。有一天，苏东坡和一群人去逛庙，其中有一个妓女。因为知道那位高僧的习惯，大家就停在外面。苏东坡与此老僧相交甚厚，在心中一种淘气的冲动之下，他想把那个妓女带进去破坏老和尚的清规。等他带着那个妓女进去向老方丈敬拜之时，老方丈一见此年轻人如此荒唐，显然是心中不悦。苏东坡说，倘若老方丈肯把诵经时用来打木鱼的木槌借给妓女一用，他就立刻写一首诗向老方丈谢罪。结果苏东坡作了下面的小调给那个妓女唱：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愁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这正是戏台上小丑的独白，甚至持法甚严的大通禅师也大笑起来。苏东坡和那个妓女走出禅房向别人夸口，说他俩学了“密宗佛课”。

    把女人与和尚分开是不可能的，至少在中国文学上是如此。和尚的故事，往往是女人的故事，而女人的故事也往往是和尚的故事。在东方西方是一样的，在一般世俗人的心里，对那些独身主义者总是暗怀恶感，因为他们向天下宣称他们没有男女之欢的生活，不同于一般人。而对独身主义者暗怀的恶感，就增强了薄伽丘《十日谈》小说的流行。再者，和尚与女人之间的艳闻，比商人与女人之间的艳闻可就使人觉得精彩多了。

    苏东坡做杭州通判时，有一次，他曾判决一件与和尚有关的案子。灵隐寺有一个和尚，名叫了然。他常到勾栏院寻花问柳，迷上了一个妓女，名叫秀奴。最后钱财花尽，弄得衣衫褴褛，秀奴便不再见他。一夜，他喝得醉醺醺之下，又去找秀奴，吃了闭门羹。他闯了进去，把秀奴打了一顿之后，竟把她杀死。这个和尚乃因谋杀罪而受审。在检查他时，官员见他的一只胳膊上刺有一副对联：“但愿同生极乐国，免如今世苦相思。”全案调查完竣，证据呈给苏东坡。苏东坡不禁把判决词写成下面这个小调儿：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空持戒。只因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

    毒手伤心，花容粉碎，色空空色今安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和尚押赴刑场斩首示众。像以上的这两首小调儿，因为是用当日的口头话写的，大家自然口口相传，对这位天才怪诗人的闲谈趣语又加多了。

    在那些名人逸事中，有一本是关于苏东坡和他那喜爱寻欢取乐的朋友佛印的故事。那时节，苏东坡对佛学还没有认真研究，在他四十岁以后，在黄州时，他才精研佛学。黄州的几个和尚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在那些人中，至少有两个——惠勤和参寥，是诗人学者，颇为人所尊敬。由那些随笔逸闻上看，佛印并不算重要。但是佛印是以风流潇洒出名的，而且在一般通俗说部里，佛印比参寥更常为人提到是苏东坡的朋友。

    佛印原本并不打算出家为僧，并且他出身富有之家。根据一个荒唐故事，他的生身之母也就是李定的母亲。显然他母亲是个放荡不羁的女人，曾出嫁三次，和三个丈夫各生过一个儿子，在当年是不可多见的。在皇帝对佛教徒赐予接见，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时，苏东坡就把此人推荐上去。佛印在皇帝驾前力陈对佛教的虔诚信仰。皇帝一看，此人颀长英俊，面容不俗，说他若肯出家为僧，慨允赐他一个度牒。佛印当时进退两难，只好答应出家。他在黄州时，常在一队仆从侍奉之下，乘骡出游，与出家苦修的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佛印富有机智捷才。在他和苏东坡有点儿哲理味道的故事中，有一个是这样的。一天苏东坡和佛印去游一座寺院，进了前殿，他俩看见两个面貌狰狞可怕的巨大金刚像—— 一般认为能伏怪降魔，放在门口当然是把守大门的。

    苏东坡问：“这两尊佛，哪一个重要？”  

    佛印回答：“当然是拳头大的那个。”

    到了内殿，他俩看见观音像，手持一串念珠。

    苏东坡问：“观音自己是佛，还数手里那些念珠何用？”  

    佛印回答：“噢，她也是像普通人一样祷告求佛呀。”  

    苏东坡又问：“她向谁祷告？”

    “向她自己祷告。”

    东坡又问：“这是何故？她是观音菩萨，为什么向自己祷告？”  

    佛印说：“你知道，求人难，求人不如求己呀！”

    在苏东坡与佛印富有讥讽妙语的对话中，大多是双关语，难以译成另一国文字，不过下面有一条。

    “鸟”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中国俚语中颇为不雅。苏东坡想用此一字开佛印的玩笑。苏东坡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举例说吧：‘时闻啄木鸟，疑是叩门僧。’还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

    佛印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

    这些逸事中总是说这位和尚斗智胜过了苏东坡这位诗人。我疑心这些故事都是佛印自己编的。

    在苏东坡时代的生活里，酒筵公务之间与歌伎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歌伎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为大家唱歌。她们之中有不少颇有天赋，那些会读书写作擅长歌舞的，多为文人学者所罗致。因为当时女人不得参与男人的社交活动，男人需求女人相陪伴，男人只好向那些职业性的才女群中去寻求快乐。有时，那种调情挑逗却是纯真无邪，也不过是戏谑而已，倒有几分像现在的夜总会的气氛。歌伎唱的都是谈情说爱的歌曲，或轻松，或世故，或系痴情苦恋，或系假义虚情，或暗示云雨之情，或明言鱼水之欢。高等名妓也颇似现代夜总会的歌女艺人，因为芳心谁属，可以自由选择，有些竟有不寻常的成就。总之，当时对妓女的看法，远较今日轻松。在那个时代，不但韩琦、欧阳修曾留下有关妓女的诗，甚至端肃严谨的宰相如范仲淹、司马光诸先贤，也曾写有此类情诗。再甚至精忠爱国的民族英雄岳飞，也曾在一次宴席上写诗赠与歌伎。

    只有严以律己的道学家，立身之道完全在一“敬”字，同于基督教的“敬畏上帝”，只有这等人才特别反对。他们有一套更为严厉的道德规范，对淫邪特别敬而远之。道学家程颐——苏东坡的政敌，在哲宗皇帝才十二岁时，就警告皇帝提防女人淫邪的诱惑。这位年轻皇帝竟那么厌恶这种警告，到他十八岁时，只有一个女人就把他说服了，使他相信那个女人是对的，而那位道学家是错的。  

    苏东坡一生，遇有歌伎酒筵，欣然参与，决不躲避。十之八九歌伎求诗之时，他毫不迟疑，即提笔写在披肩上或纨扇上。下面即是一例：

    停杯且听琵琶语，细捻轻拢，醉脸春融，斜照江天一抹红。

    苏东坡写了有关女人的抒情诗，但从来不写像他朋友黄庭坚写的那种艳诗。

    宋朝的歌伎使一种诗的新形式流行起来，那就是词。在苏东坡时代，词这种诗的新形式正在盛极一时。由于苏东坡、秦少游、黄庭坚，以及宋代别的词人如晏几道、周邦彦等的创作，词这一体的诗成了宋朝诗的正宗。苏东坡在黄州时才发现了词，极其喜爱，从在黄州的第二年开始大量填词。但是词只是一种抒情诗，内容歌咏的总是“香汗”“罗幕”“乱发”“春夜”等。这种艳词与淫词从何处何时划分开，完全在于词人对素材处理的手法。而苏东坡不但成为有宋一代的大词家，宋词之得以脱离柔靡伤感的滥调儿，也要归功于苏东坡，至少他个人是做到了。

    根据记载，苏东坡没有迷恋上哪个歌伎，他只是喜爱酒筵征逐，和女人逢场作戏，十分随和而已。他并没有纳妾藏娇，倒是有两个女人与他特别亲密。才女琴操听从了他的规劝，自己赎身之后，出家为尼；朝云，后来成了他的妾，当时才十二岁。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需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伎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的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地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作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哓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摘自《苏东坡传》，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