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以“爸爸”在和女人做爱时，“奶奶”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来开场。家庭成员之间的礼节、禁忌和尴尬在这幅喜剧的画面中轻轻巧巧地表现出来，许多读者说对这个开头“笑个不停”。
作者颜歌戏称自己“头一次写了本笑话书”。的确，《我们家》充满了类似开头那样的一出出轻喜剧。主人公“爸爸”既是一个不断制造尴尬闹剧的中年男人，又是以忙着消除家人矛盾、促进和睦关系为己任的家族继承人。他奔忙在21世纪中国西部的永安平乐镇，经营着调节西南人民口味的豆瓣的生意，有点儿油，也有点儿憨，嘀咕着一肚子怪话，却生怕伤害任何人，力求万事妥帖，人人圆满——上至老母亲、兄长，下至妻女，包括外头的兄弟、婆娘。而在这个为了家里家外捂盖子消矛盾的忙碌中，一个个类似在我们日常饭桌上交流的段子被有条不紊地串联起来：昏倒在情人家里、妻子和情人在医院的相遇、老母亲用虚拟的遗产来安抚媳妇、给兄长介绍对象遭遇难堪、谣言八卦悄悄的传播……读着仿佛就像听朋友在说一桩桩匪夷所思的趣闻：“怎么会这样”，“太搞笑了”——然而是真的呢。所有这些有家常味的趣事连结起来，反映了一个磕磕绊绊地走到亮丽光鲜的现在的家族历史。
小说使用了大量的四川话，更确切地说，使用的是川西平原上郫县的方言，包括一些俚俗粗鄙的惯用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情态。本地人读起来会心地笑，外地人也觉得新鲜有趣。将随时变化消亡的口语编织进文学作品里，使之依存出色的作品得到记录流传，实在是作者为文化遗产作出的莫大贡献。地方化、俚俗化、口语化，看上去是“五四”以来为现代作家开辟的一条创新式的捷径，但如何与书面汉语结合起来，构成耐读的节奏，还要构成在汉语世界里可跨文化传播的文本，是相当考量作者功力的。颜歌把地方口语赋予了“我爸爸”的故事，非常地亲切；而故事所涉及的家庭秘闻、伦理禁忌，又通过鄙俗的方言而形成滑稽的闹剧，可以感到作者在自由虚构上的能力。
书中荒唐可笑的段子，不少都用来构成情节的转折、冲突，或者用来构成戏剧中的“发现”。如小说结尾，送给“奶奶”的寿联，看上去吉祥如意、尊敬有加，实际含义却是讽刺男女之事，由此揭开了家族里令人大跌眼镜的陈年秘事。伴随着这一个个的转折和“发现”的，就是尴尬和可笑。一切的紧张，一切的焦虑，由此在故事人物彼此之间的嘲讽和自嘲中得到了缓解。同时，透过在家里具有无上权威的奶奶最终也不免被嘲讽的情节，可见作者编织的是犹如简·奥斯丁小说世界那般的喜剧：没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道德人物，人人都是可笑的，人人都是愚钝者。而让所有人都可笑、笑所有人都未能避免的“丑事”，难道不也体现了具有包容性的力量和肯定的勇气吗？
（摘自 豆瓣·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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