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女孩: 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

    提要：

    在中国，外出务工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绝大多数外国媒体都报道过工厂内部的恶劣环境，许多写中国农民工的书也并不真实。我希望能写点儿别的，我尤其对女性感兴趣。背井离乡，她们得到最多，或许失去也最多。  

    我是在一个叫林雪的朋友家里见到敏的。林雪为一家杂志撰稿，杂志的目标读者是打工族。我之前跟林雪说起我在给《华尔街日报》写一些有关年轻打工女孩的文章；林雪的妹妹在工厂打工，还邀了一位同事一起来，她就是敏。她矮小结实，一头卷发，眼睛乌黑，目光敏锐。她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还小,她可能十五岁，或十四岁，甚至十二岁，像一个穿着工装裤和运动鞋的假小子，不耐烦地盼着长大。她有一张娃娃脸，圆圆的，对世界无所保留，神情里充满着孩子的怡然自得。

    “我从湖北的农村出来，家里五个孩子，我老二，”她对我说。“父母是种地的，家里条件不好。”

    我们认识的那天，敏跟我说她的人生规划。她要在东莞工作七年，寄钱回家以报答父母养育她成人，这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孩子要报答父母，感谢父母的生养之恩。等她二十三岁的时候，欠父母的恩情已经还清，她就会回到老家，找个人结婚。

    刚来东莞的时候，她打工的厂子是一家生产闹钟、计算器，以及显示世界各个城市时间的电子日历表的香港公司。2003年3月，敏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厂子看起来挺体面的，大楼贴着瓷砖，庭院里铺着水泥，金属的伸缩式大门紧紧关闭。这种好印象直到她被录用并进到厂里面才有所改变。十二个工人挤一间睡房，上下铺紧挨着厕所；屋里又脏又臭。食堂的伙食也不好：一顿只有一荤或一素，米饭和一碗寡淡得跟水似的汤。

    流水线上的工人从早上八点连续工作到半夜——工作十三个小时，另加两顿饭的休息时间——而工人们连续很多星期每天连轴转。有时候周六下午不用加班，那就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时间了。工人一个月挣四百块，算上加班费接近八百。敏一想到未来十年每天都要坐在流水线上就充满恐惧。她才十六岁。

    敏在附近的一个商业学校报名上电脑课。晚上不用加班的时候，她就省出晚饭时间，去上几个小时的课，学打字，学电脑制表。

    2004年2月的一个周日上午，敏从香港公司辞职了，她去了人才市场。许久以后，敏还记得她第一次去人才市场的情形，有些细节像梦一样让她难以解释。敏很紧张。她什么都没带。她找工作的全部策略可以浓缩为四个字：放低目标。“你不能想找规格太高的公司，”敏后来说，“那样会被拒绝，很快就失去信心。”在一家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招聘员要看敏的简历。她从没想过要准备一份简历。招聘的人让她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她连笔都没带。但最终敏被录取，这份工作来得太突然，敏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第二天敏成了设备部门的一名文员。八个工人一间房；一餐伙食包括米饭，三菜一汤，有荤有素。办公时间一天十个小时，有时候周六或周日休息。敏一个月赚八百块，是她过去那个工厂基本工资的两倍。

    敏下班的晚上，我会到她工厂门口和她碰头。敏和我绕着她的工厂走几个街口，然后挑一家便宜馆子吃晚饭。她经常点一个荤菜，一个炒素菜，一条两人份的鱼；如果我们碰头的那天临近发薪日，她会坚持由她买单。有一次她表哥在，他带我们去吃麦当劳。敏盯着她的巨无霸看了很久，头低到桌面直到汉堡和视线持平，然后一层一层地吃掉——面包、西红柿、生菜，牛肉。她从没来过麦当劳。

    我第一篇写敏的报道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之后，我们在她工厂附近的一家糕点店碰头，我给她带了一份报道的翻译稿。她看的时候都没碰一下蛋糕和冰豆沙。她又读了那篇文章好几次，后来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看看我过去的样子，她写到，我发现我真的变了。

    前不久还想得到的东西，敏现在却已经厌倦。当她意识到自己是里面地位最低的一个时，加入办公室的兴奋感很快就过去了。每个人都把工作丢给新来的、最年轻的同事。

    5月下旬，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我有个惊喜给你。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哈哈。

    她在工厂大门口等我，我看到她把头发拉直了。发尾呈不对称的弧线，她那少女式的长卷发不见了。敏告诉我，她在发廊用药水烫了三个小时，花了一百块钱。她刚拿到头一份整月的工资。

    “我昨天交了辞职信，”敏说。

    这就是敏的惊喜：她拉直了头发。她也将辞职付诸行动，跳回到不确定的状态。

    6月底，敏意外地晋升到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她的工作就是站在烈日下的人行道边，说服路过的人加入她的工厂。那个月底，老板也批准她离职。敏又去了人才市场。她在原来厂里的人力资源部刚好做满二十四天，凭这个她能建立起新的事业。敏第二次去人才市场，心里完全清楚她应该怎样做。她只接触那些人力资源部空缺的公司。在神兴橡胶工业公司的摊位前，她跟招聘员说她在人力资源部工作过一年。“如果你说的时间短了，”她后来跟我解释，“他们会觉得经验不够。”她被录取了，工资比前一任员工涨了五十块一个月。  

    敏两天后开始在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上班，她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日休息。她这一级的工人四个人住一间房，里面有洗手间和电话。她一个月挣八百，包吃包住如果她做得不错，还有涨工资的机会。

    敏的新工作是记录工厂四百名工人的聘用资料、员工表现、惩罚记录以及工资。她对办公室政治也更为应对自如了。但小工厂也有小工厂的问题，敏也渐渐发现了。工作场所杂乱无章，她的职责也不明确，敏紧赶慢赶才能做完所有扔给她的活儿。 

    2004年8月，来这里两个月之后，敏领了工资就走了，跟谁也没说。她在工厂附近的一家旅馆过夜。睡着的时候，一个人撬了她的门。小偷拿走了九百块钱和她的手机，这是她唯一保存东莞所认识的所有人号码的地方：介绍她新工作的前同事，出来后交到的朋友。

    2004年夏天，敏的手机被盗后，她从头开始构建新的生活。她给表哥打了电话——那是唯一一个她背得出的号码——他帮她同我重新取得了联系。敏回到了人才市场，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手袋工厂的人力资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工资是每个月八百块，不加班，星期天休息。她十八岁了，这是她一年内换的第四家工厂。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敏在她工厂附近的公园里散步，她穿着为回家买的新衣服——生平的第一条牛仔裤，斜纹夹克，还有一双粗跟靴子。她邀请我去她们村过年。

    冬天回老家过年，在农民工的日程中是一件核心事件——在春节前后的六个星期里，大约有两亿中国人乘坐火车旅行。随着新年临近，即将到来的旅行变成了工厂世界里最大的当务之急。在长达多个小时、甚至多天的旅程中，车上厕所堵塞，水龙头没水，人们蹲在过道里，双手捧着脑袋。乘客们极少抱怨，即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他们还是好脾气，各自集中精力照看着身边的行李。这是春运列车总是如此拥挤的另一个原因：没有农民工不带礼物回家的。

    敏带回家一件羽绒服，一盒主要成分为驴皮的传统中药，一个她工厂生产的钱包，雀巢奶粉，饼干礼盒，两件男士正装衬衫，一个装满糖果的心形塑料盒，和一千块钱——她一个月的薪水，紧紧折成方形的一沓。她自己只带了手机，MP3播放器，还有一个化妆镜；其余的一切都是带给家人的礼物。这是2005年2月，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礼拜。

    广州火车站人山人海，我们在疯狂的人群里突围，终于挤上了7:32分开往武昌的过夜硬座快车。

    对敏而言，时间过得太慢。这只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长途旅行。她望望窗外；看看表；玩弄手机。她每隔几分钟就跟我汇报，—直到我让她闭嘴为止。  

    午夜刚过，我的手机收到短信，欢迎来到湖北，敏的老家。我们勉强睡着了。凌晨三点，走道对面的一家人突然醒了，就像弹簧突然跳起，开始大声谈笑，声音传遍车厢，仿佛正是下午时分。6:57分，我们到站了，坐大巴回家。

    10：12分，大巴过了长江，敏突然醒来。公路上每经过一个城镇，她都会把名字念出来：黄石，梅川，黄梅。“我们快到了，”她说，声音因为兴奋而有些紧张。

    敏的妈妈陈美容已经等在大金镇外的路边。她四十二岁，眼窝很深，棕色眼珠，颧骨很高。她笑得开怀，露出许多牙齿，敏回家的第一天里，我就没见她的笑容停过。她已经两年没回家了。

    在通往她们村的路口，敏的妈妈叫了一辆有当地特色的出租车：一辆摩托，后面拖个铁皮车厢，下面装两个轮子，架了几块窄窄的木板当座位。里面坐着五名年轻女子，都穿着紧身牛仔裤和宽松夹克。车子突突行驶在土路上，到了一片两层砖房跟前，我们从车上爬下来。敏的爸爸沿着小路走来迎接我们——他瘦削，苦相，笑容疲惫。家里很安静。敏的妹妹和弟弟都去亲戚家了；另外一个妹妹在家里看电视。敏进门的时候她只是抬头看了看，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了屏幕。

    我们一边吃着猪肝面和煮蛋——敏的妈妈为了欢迎她回家，特地在她的碗里放了三个蛋。敏一回到家，就开始引导家人走向文明。有雾的早晨，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关窗；她对母亲说，湿气对身体不好。早饭后，父亲点上一支香烟，被她一通教训：不应该抽烟，要用茶水漱口，不然牙齿会变黑。敏在家里四处查看，一样样指出她想要改进的地方：安热水器，洗衣机，院子里铺上一条水泥道。在农村人家，往地上丢垃圾，灭烟头，吐痰，都是司空见惯的；每隔一会儿，家里人就会清扫起来，把垃圾丢到院子里。敏在孩子们的卧室一角放了个塑料袋，要求弟妹们把垃圾丢到袋子里去。我看到她对母亲重复这一指令。 

    吕家的房子楼下有个大房间，两厢各有一间卧房；孩子的房间里有两张双人床，电视机整天开着，音量调到最大。起居室周围的房间各有不同的功能。楼上的地面有个深坑，用于存放粮食，整块的生猪肉和咸鱼挂在钩子上，还有一间房堆满了齐膝深的棉花。房子的一侧是厨房，烟火烧得墙壁乌黑，另外一侧是牛棚和黑母猪与猪崽的圈。鸡在人脚边走来走去，把蛋下在厨房的碗柜下面。

    敏回家的第二天，带着三个弟妹和两个表弟去了最近的城市武穴，乘大巴要一小时的路。她仍然惦记着改善家里的条件：她想买饮水机，还有吹风机。集市上很拥挤，人们都在办年货。敏带着孩子们穿行在商铺间，为家里买东西：袜子给爸爸，新毛巾给客人。还有洗发水。她使劲还价，花九十元买了个饮水机，二十元买了个吹风机。她还买了一次性塑料杯，这样更卫生；家里人混用几个瓷杯，又不常洗。

    年三十那天，敏的全家，还有所有叔叔伯伯的全家都去给祖先上坟。回家后，敏的父亲拿了一方红纸，认认真真写上给灶王爷的祝词，他在大门上贴了对联。晚上，全家人燃放烟花，看电视播放的春节晚会节目。大年初一，孩子们起得很早，按照传统，大年初一要去村里拜年。

    春节后，敏放弃了改造家里的计划。饮水机干了；大家都开始重新使用瓷杯子。塑料垃圾袋放在角落，已被遗忘，直到有一天消失不见。敏转而集中精力准备再次离家的旅程。

    大年初五，我们跟敏的父母道别。第二天早上八点，火车到达了东莞。走出车站，搭公交车去工作。当东莞那些工厂开始出现在车窗外的时候，她一幢一幢望过去，一言不发。“家里是好，”最后，她说，“但只能待几天。”

    自从敏过完年从老家回来之后，对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满意。工作上学不到任何新东西，敏决定按兵不动。夏天来到珠三角，每天的气温都在三十摄氏度以上。夜晚宿舍里很憋闷；车间里化学品的气味太刺鼻，时不时会有年轻女孩在流水线上晕倒，被人抬出去。进入盛夏，人们的雄心往往暂时停歇，就像动物休眠。

    但影响敏决定的不仅是天气而已。2005年6月的一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告诉我，“今年我就待在这里了，”敏说。“明年，过完年之后，我就辞职找新工作。”

    我们继续聊着天，我逐渐明白了她刚刚说过的话：她为未来的生活画好了蓝图。

    那是2005年9月底， 敏又跳槽了。她找到一份新工作，在一家五金厂的采购部当助理。  敏的新工厂生产电源、电脑显示屏以及DVD机的金属零件。她的工作时间长达十一个小时，隔周才休息一个星期天。她每月收入有一千元；如果好好做，可能会提升她当独立的采购员。她开始读一本题目叫《生产计划与原料采购》的书。

    敏在这里干了五个月之后，升职担任了厂里的铸件采购员。这是她的一大突破，新工作一个月的工资是一千两百元，还有每月六千到一万元的回扣收入。上任的头半年，她一共存了三万元，寄回家一万一千元。她第一次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城里开了一个银行户头。他们希望她把钱都寄回家。

    我们坐在她的厂子附近一家商业广场的麦当劳里。敏点了冰咖啡和薯条；她现在经常出去吃饭。我记得两年前，她平生第一次去麦当劳的情形，她低垂着头，凑到巨无霸汉堡跟前，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吃掉了她的汉堡。

    2006年夏天，敏回了一趟家。她给家里带了一台长虹彩电、DVD机，还有五千元钱。她给父亲买了一件价值八十元的衬衫。那是他生平最好的一件衬衫，敏在家期间，他一直都穿着。

    2007年春节，我又回到了敏的村庄。她请了两个星期的假，因为家里有人结婚。参加完婚礼，我余下待的时间过得很快。最后一天早晨，敏送我去公交车站——她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回东莞。她穿着一件西瓜红的系带外套，黑色七分牛仔裤，还有高跟靴。

    在车站，我坐上了开往武汉的大巴。我从车窗里向外挥手，敏笑了，也朝我挥手。天开始下雨，她冲到附近的小店里去躲避。我的车开走时，我看到敏正专心地往手机里输短信。她在琢磨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跟往常一样，她总是胸有成竹。

    （摘自《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版，定价：3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