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世代书香，祖居无锡七房桥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宅。但到父亲这一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父亲12岁丧父，中学毕业后，知道无望进大学深造，乃刻苦自学。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从教小学到中学、大学。
父亲一生著有《先秦诸子系年》等书七十余种。晚年他视力衰退后，把最后一部75万言的著作命名为《晚学盲言》，目虽盲而仍要学。他的治学精神是留给我们子女与国人最宝贵的财富。
分离三十二载 香江三代团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父亲的联系中断了，也不知道父亲去了台湾，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恢复了联系。1980年夏，继母胡美琦女士帮我们办了去香港的手续。当时每天因私出境的名额很少，我们兄妹一下子要走五个，难度很大，但在有关方面的特别照顾下，总算批准了四人。
1980年8月底，大哥、三弟、小妹和我终于通过罗湖桥海关，坐上了去香港的列车，当时心情很是激动。当年父亲离家时我只有16岁，那时我们住在苏州娄门小新桥巷的耦园，父亲在无锡江南大学教书，课后就回到苏州家里，就在那小小书房里写作。我们走过书房时，总怕弄出声音打扰他。至今这一幕，历历在目，父亲不苟言笑，在我们的心中始终是严厉的。从地铁出口处出来，我们还在东张西望地寻找，继母却先凭着照片认出并招呼了我们。在继母旁边站着一个身穿长袍的老人，这就是与我们分开了三十多年的父亲。
父亲患有青光眼，视力模糊，他常走到我们身边，从近处审视我们每一个人。他的确还把我们当作孩子，每天先自己正襟危坐，然后令我们挨次坐下。他问我们每个人的经历、生活、读什么书，当他知道我们兄妹是小学、中学、大学教师时，十分高兴，连声说“很好，很好”。知道十个孙子和外孙都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读书时，更是眉开眼笑。当谈到我们曾遭遇过的艰难困苦时，他唏嘘说：“吃点苦没有什么，我希望你们做好一个中国人，用功读书做学问。”他又说：“我对你们也没有尽到责任，尤其对小女儿，总觉得对她很惭愧。”他离家的时候，小妹钱辉只有9岁。这次来港，父亲和继母对她特别的好，在相处的短短一星期中，父亲还给我们讲中国历史，教导我们做人治学的道理。几乎每晚都要谈到12点以后，有时午睡了，他刚进卧室躺下，忽然又走到我们房间，讲起他刚想到要关照我们的话，他把所有的爱、所有的期望，都溢于言表。
半年以后，堂兄钱伟长和大妹钱易去香港访问，父亲和母亲再次从台湾去香港和他们见面。这样我们兄妹五人都和父亲见面了。堂兄伟长自小跟着父亲在苏州、北京读书，叔侄的感情很深。
过去父亲给我们的信，都是继母代笔的。我们只是熟悉她娟秀的字迹，并不了解她的为人。我们这次来香港，继母安排得非常妥帖。她对我们亲切和理解，在香港的几天中，我们之间好像一下子缩短了距离。
继母原是江西南昌的一位世家小姐。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后去香港，在新亚书院读了一年书。这时父亲孤身一人在香港办学，他不善料理生活，常发胃病。那年香港奇热，他睡在教室的地板上呻吟，使人十分同情。1952年4月父亲应邀去台北，14日，在淡江文理学院新建的惊声堂内，为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讲演，不料屋顶大块水泥坠落下来，父亲头顶受伤，后去台中休养。当时继母在台中图书馆工作，得知父亲在台中，每日下班后便去探视，为父亲烧晚饭，星期日一起去公园散步。他们逐渐建立了感情，后来继母去台北师范大学读书，1956年毕业后，便去香港和父亲结婚。
继母是父亲真正的知己。父亲晚年视力甚差，展纸落笔偶有重叠，必须继母诵读后增补修改，真可谓一丝不苟。父亲晚年数百万言的书稿就是这样整理完成的。因而我们对她由衷地尊敬和感激。
第一次和父亲在香港见面后，隔了四年，父亲九十岁生日，香港的朋友和学生们为父亲祝寿。在金耀基等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再一次去了香港。这时大哥钱拙已因病去世，父亲亲自给大哥的儿子钱松写信，要他学习伯父钱伟长。钱伟长也是少年丧父，依靠自己努力而学有所长的。去香港祝寿时，我们带了两个孩子，一个是钱松，他代表大哥一家；一个是我的女儿婉约，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学习中国古典文献专业，是孙辈中唯一读文科的，由于这个原因，她得到爷爷奶奶的特别青睐。
钱松那时正在清华大学学习，一心想出国留学，未经爷爷的同意，自己向香港的先生们打听。父亲知道了，严肃地对他说：“我是不会托人帮你们其中哪一个出国的，你们出国要靠自己努力。”钱松听从祖父的教导，后来考取了南京大学研究生，不久由校方派去美国访问学习一年。
这次香港一家三代团聚，使父亲非常高兴，有时说着说着会哈哈大笑起来。他的《师友杂忆》中写道：“余以穷书生，初意在乡间得衣食温饱，家人和乐团聚，亦于愿足矣!乃不料此亦难得。”父亲对骨肉离散的痛苦，比我们深刻得多!
钱易台湾探亲 父女情深似海
1988年初，父亲生了一场大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也很少进食，我们知道了都非常着急。正好这时，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赴台探亲的政策，大妹钱易正在荷兰访问学习，马上提出申请，第一个得到通知批准去台湾探亲。11月的一天，钱易终于飞越阻隔骨肉同胞四十载的台湾海峡，来到了父亲的身边。
那天，父亲早早就在楼廊的藤椅里等着了。当钱易叫着：“爸爸，女儿来了，女儿来看望你了!”扑向父亲时，父亲顿时满脸笑容，拉起钱易的手连声说：“好，好，你终于来了。”当晚，他即下楼与家人一起用餐，饭后又问苏州、北京儿女们的情况，父亲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好，又开始和客人们论古谈今了。第七天，他要钱易为他准备纸笔，伏案写作起来。有时一次可写两个小时，得十来页文字。
钱易在台北时，父亲见她总在家陪着他，就关切地说要她出去玩玩，但当他睡觉醒来又常问继母：“我的女儿在哪里?”晚上，有时钱易在卧室陪伴，一听到有动静马上起身伺候。父亲抚摸着她的手臂，柔声说：“去睡，别着凉。”有一次钱易为他擦背，父亲连声说：“好舒服哪，这是我的女儿第一次为我擦背!”钱易被感动得满脸泪水，喉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但是这短短的天伦之乐，也被蒙上了浓重的阴影，钱易在台北住了一个月不到，就被猜疑指责，污蔑她涉嫌叛乱，法院还送来了传票，家中敲门声、电铃声不断。父亲生气地说：“他们究竟要把你怎样?这些人已完全放弃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女儿怎么会从这么远的地方来探望父亲，他们是不承认父女之间亲情的。”最终父亲做出了要钱易提前两天离台的决定。离台的那天下午，一家人一起拍照时，父女还勉强露出笑容，但当钱易向他鞠躬道别时，他的面容立即凝重起来，不说一句话。
后来法院又“不予起诉”，此事不了了之。
父亲生前一直怀念大陆，怀念故乡，他把他在台北住的房子题为“素书楼”。因为他小时候住在无锡七房桥大宅第三进的素书堂。他喜欢回忆在苏州耦园度过的时光，那里的书房虽小，但他却在这个书房里完成了历史地理著作《史记地名考》。书房外，花园、池塘、假山俱全，他问我们：“现在这房子怎样了?”我告诉他，已辟为旅游景点，他点头说：“很好，很好。”他讲起在江南大学任教，常雇小舟荡漾湖中，饱览太湖绮丽风光时，一脸喜悦；谈到游览泰山、庐山的情景更是动情。有时他长叹一声：“我是看不到了。”不禁流露出无限眷恋的心情。
父亲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金山街，后来当局拨公款为他在外双溪临溪路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小洋房，父亲将其题名为素书楼。素书楼背山临溪，有竹有松，园虽不大，别有风致，父亲著书之余，常在园中散步、种花、吹箫、弈棋、打太极拳。他和继母在素书楼住了二十多年，一花一草一木，都是父亲和继母亲手栽种培育的。1988年，忽然有人提出素书楼没有租约又不付租金，凭什么借用，要父亲搬迁，后经调查后才清楚这是经过批准的，借用属于合法。但到了1989年，又有人提出这件事。他淡然说：“不要被人误解为享受特权，搬就搬吧!”于是他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退出素书楼的声明，说自己仅是一学人、一教师，亦未参加过任何现实政治活动，素书楼应和一般的政府宿舍有所不同。他说我已九十又五，没有精力与人明辨是非，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他表示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第二年夏，他在台北杭州南路买了一套公寓，搬离了素书楼。父亲到了新居后，仍念念不忘素书楼的家，说新房子没有树，生活不适应，他体力日差，记忆衰退，也很少说活，一直到他去世。
我与父亲
1950年，父亲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来信要我们弟兄三人赴港就读。这时大哥和我均已参加工作，三弟也考取了北京清华大学，因此，决意不去。我们都认为父亲之去香港，肯定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我们革命青年岂能也走这条路!我们回信时还附了一张剪报，颇有用报上的话来表达的意思。
我给他的回信虽然很“革命”，其实是很幼稚的。以致他在1980年由台赴港，要我们兄妹四人同去香港会面时，曾经担心我不肯去。正好那时我下放苏北还未回城，必须先回苏州办手续后，才能成行，所以，进展就迟了一些，直到父亲见我真的到了他身边，他还说：“我真怕你不愿到香港来看望我这‘不爱国’的父亲。”
父亲逝世的次年，继母大人在台湾《联合报》上，按照父亲的遗愿，写了一篇《时代的悲剧——钱穆先生和他的子女》，这篇长文有一节是说1984年父亲和我们在香港见面的事，大意说，父子儿孙相聚，盼望能给宾四带来些安慰，但是他总显得情绪落寞，有时就独自离群而去。他认为“当年父子异途，他独自流亡海外，儿子们以大义相责。当时国家天翻地覆，个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败，早已不在他心上，也无需作何解说”。可是，时至今天，是非对错，已经摆在眼前，父子相见，做儿子的岂可对过去没有一句话交代?“他要知道，分别几十年后的今天，儿子们早脱离了不成熟的中学生时代，对他这个父亲又是如何看法?”可是，我们当时见不及此。没有对父亲做出他希望的交代，真是悔之晚矣。以后陆续写的怀念文章，真能弥补这时代的悲剧于万一吗?
西山风景独好 魂归故土安葬
父亲去世以后，我的两个侄子钱军和钱松代表大陆的儿孙们往台执孝子之礼。
父亲生前曾经表示，如果人不能回去也要葬回去。父亲生前在苏州、无锡教过书，两地的乡亲和学生们都欢迎父亲归来。我们首先选中了胥口乡墅里镇。这里的居民生活富裕，交通方便。继母说，那里风景虽好，但太繁荣而失去清静，不是适合读书的地方。
1990年11月，继母专程来大陆择茔地，堂兄伟长夫妇和小妹钱辉全程陪同。他们先找了无锡马山，那里环境优美，眺望太湖，天水一色，极目千里，继母对钱辉说，这里固然好，但却富帝王之气，而你父亲只是个读书人，恐不合适。后来到了离七房桥不远的鸿山，这里山上有吴泰伯墓，东有梁鸿、孟光墓。继母说：“鸿山虽好，却有古迹，你父亲怎能去占一席之地呢?”接着又到了苏州吴县的东山，县领导说，这里果园极好，春天万紫千红，秋天硕果累累，生活设施齐全，有空地可供选择。但继母不愿意要公家的土地，又到了西山的四墩山选地。四墩山密密层层都种满了茶树、桔树、枇杷和杨梅。继母攀到半山，停下来说：“山上再好，我也不能选，这条路太窄了，为了建墓把路拓宽，要砍多少树啊，怎能叫老百姓受这么大的损失呢!”这时大家看到了前边一个山头距太湖更近，风景更好，叫石皮山。
继母说，这里的风景和他们在九龙沙田的和风台5号所见相似，她和父亲在楼廊上观海赏月的时候常常提起太湖，谈起将来有一天要在太湖边上建一小屋安度晚年。
继母终于下了决心：择地西山镇秉常村俞家渡石皮山。1991年4月，她再一次来到西山办理建坟手续，并在墓地附近造了几间房子，说要父亲从自己的屋子走向墓地。小屋里备了很多书，继母说，她和学生们会常来大陆探望父亲。
父亲西山墓中，陪伴他长眠地下的，有他一生各个时期的著作多种，这些书是他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子孙及国人的宝贵遗产。
（摘自《思亲补读录——走近父亲钱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定价：26.00元。原标题为：《怀念父亲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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