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老子在讲水的“七善”中提到的。善信就是诚实的善，真实的善。即信守诺言是真诚的，是让人信服的。
另外，老子还在很多章节提到守信的重要性，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意思是说，别人为什么不相信你呢，是因为你失去了诚信，做过不守信用的事，因而人们不再信任你了。老子认为，领导者应该注重自身的信誉，这是领导者权威的基础，千万不能失信于民。信誉不但对领导者来说是重要的，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人的生命。为人处世之道，就是要诚笃守信、取信于人。《淮南子》中说：“人先信而后求能。”没有信誉，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
古代圣贤都强调“信”字。孔子同老子一样对“信”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论语·学而》中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信与义是相近的，它属于义的范畴，表示一个人以言语所作出的承诺，要经得起检验，换句话说就是要言行一致。另外，《论语·为政》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不兑现自己的承诺，不讲信用，真是不知道他怎么在社会上立足呢?又怎么与他人相处呢?此外，《春秋》中也说道：“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言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信?”在这里，强调了信是大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言，言不能不信，如果言而有信，就是义，就是大道，就是人的立身之本。《左传》中说道：“信，国之宝也。”有人也曾经问孔子什么是治国的法宝，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人们又问如果三个方面必须去掉两个，那应该保留哪一个呢?孔子毫不犹豫地说：民信。由此可见，孔子把诚信看得比粮食和军队更重要。
唐朝初期政治家魏徵曾经在《述怀》中以“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的诗句来赞美重诺守信的行为。季布是项羽帐下五大将之一，他非常讲诚信，许多人都同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就是“一诺千金”的由来。侯嬴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为了向信陵君践行自己的诺言而舍弃了生命。因此，季布和侯嬴以诚信见称于时，并为后世所赞颂。待人以诚，言而有信，这应该是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讲，信用就是信誉，信誉比能力更重要。如果领导者耍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他可能得势于一时，但不会得势于一世。
1860年9月16日曾国藩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其中就引用了一个老僧的话：“唯忘机可以消众机。”这个老僧所说的“机”就是机巧，在这里形容一个人的奸巧、欺诈。曾国藩经常教育自己的家人和下属要待人以诚。只有待人以诚，才能以诚换诚。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去伪而崇拙”，不要耍奸巧，要有诚意。他认为，“唯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下之至巧”。他还教导弟弟曾国荃在为人处世中要讲诚意，在带兵过程中也是如此。曾国藩还时常提醒他要与左宗棠诚心相处，才能使左宗棠诚心相待。曾国藩曾经说过：“驾驭将领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拿出诚意。”他认为，“君子的行为没有比用忠诚倡导天下人更大的事了”。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领导者的魅力来自于真诚，它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人格的力量。只有胸襟坦荡，虚怀若谷，才可以取得人们的支持和真诚相助，成功才成为可能。
《容斋随笔》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他生前要看的最后一部书。毛泽东是在延安马列研究院图书室找到的这本书，从此他爱不释手。无论战争环境多么艰苦，也无论行军多么紧急，行装中可以扔掉日用品，但绝不会舍弃书籍。尤其这本《容斋随笔》从不离身，被毛泽东从延安带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带进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每次离京到各地视察，也总是将《容斋随笔》带在身上，空闲时就翻阅。可以说这本书陪伴毛泽东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在，毛泽东不知读过多少遍的《容斋随笔》就珍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中很多篇章都留下了他用黑铅笔画上的圈圈、点点、杠杠。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容斋随笔》中的思想是非常欣赏和认同的。
那么，《容斋随笔》是怎样一本书呢?
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正值盛夏季节，在南宋都城临安的皇宫里，翰林大学士洪迈，正在陪侍宋孝宗议论政事，谈着谈着，宋孝宗忽然说道：“近来看到一本《容斋随笔》，很有见地，是一本好书。”
洪迈又惊又喜，谦恭地回答： “那就是臣所著的《容斋随笔》!只不过是臣的一些读书感受而已，没有什么可看的，让皇上见笑了。”
宋孝宗赞赏地说： “爱卿太谦虚了，这本书大家的议论是很好的。”
洪迈受宠若惊，连忙起身叩拜，感谢皇帝的褒奖。
洪迈，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字景卢，号容斋，《容斋随笔》就是以自己的字号作为书名的。洪迈出生于一个士大夫家庭，官至宰相。他学识渊博，著述极多，勤奋博学，阅读了大量书籍，并把自己的读书感言以笔记的形式留存了下来。经过四十余年的积累，形成了《容斋随笔》。 ．
《容斋随笔》讲了商鞅变法中一个移木立信的故事。
战国初期，秦国是一个政治、外交和国力都比较弱的诸侯国，常年受到楚国和魏国的侵扰，东方国家把它当做夷狄，就连诸侯国的盟会——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联合国”——都没有资格参加，没有什么“国际地位”。为改变民穷国弱的局面，秦孝公即位后，下令求贤变法。商鞅听说这个消息后，从魏国赶到了秦国。他通过秦国的宠臣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和秦孝公长谈四次。商鞅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得到了秦孝公的赏识和认可。秦孝公遂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全权负责秦国的变法，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法令。左庶长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由此可以看出秦孝公对商鞅变法改革的重视。
商鞅知道，要使新法在秦国顺利推行，首要的事情就是必须取得百姓的信任。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要使秦国人清楚和懂得变法的道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想出了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他命令士兵在都城南门的市场竖立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并且在旁边贴了张告示，内容是：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赏给十锭黄金。告示贴出去不久，就围满了人群，纷纷议论起来。大家边看告示，心里边想：论重量，这根木头一般人都能扛得动，论距离，从南门到北门也不算远，怎么会出这么多的赏金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商鞅见没人相信，又把奖赏提高到了五十锭黄金。这样一来，人们更觉得不可思议，也更加猜不透这位新上任的左庶长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正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力壮、膀大腰圆的小伙子，说：“我去扛城南门那根木头，要是官府赏给我钱，就说明他们还讲信用，往后咱们就听他们的；如不赏给我钱，就说明他们是愚弄咱们百姓，他往后说得再好，我们也不信他们那一套了。”他来到了南门，扛起木头就走。这时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地跟着他，想看看他是否真的能拿到五十锭黄金。到城北门，只见新上任的左庶长正在那里候着。他看了看扛木头的小伙子，立即把五十锭黄金奖给了他。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不久就传遍了整个秦国，商鞅这才下令变法。
但是，老百姓对商鞅的变法还是半信半疑。变法实施之后，有一次，太子触犯了新实施的法律，商鞅说：“法令行不行得通，关键是看能不能执法严格。”于是就要处罚太子。但是，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对他的处罚不就是对秦国的处罚吗?所以，商鞅就变通了办法，按照法律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又在太子的另一个老师公孙贾脸上刺了字，以示警告。这件事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从此以后，秦国的贵族和百姓没有不遵守法令的了。
十年的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周天子还给孝公送来礼物，封秦孝公为诸侯，此时的秦国在“国际”上可谓是一个“超级大国”了。
实际上，商鞅的“移木立信”，是仿效魏国吴起的做法。吴起在魏国西河做郡守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办法来取信于民的。
吴起为了在西河地区建立威信，让士兵在南城门外立了一根木杆，并在城中大造舆论说：“如果谁能把这根木杆推倒，就任命他做长大夫。”老百姓听说此事后，议论纷纷，半信半疑。有的说：“这官也当得太容易了吧?”这时有一个年轻人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来到南门外，把那根木杆推倒了。之后，径直来到吴起的官衙，禀告自己已推倒了南门外的木杆。吴起派人查验证实后，立即提升他做了长大夫。从此，西河地区的军民对吴起的赏罚十分信服。
曾国藩认为，不贪财，不失信，不自以为是，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则自然会使鬼神钦佩，人人都很敬重你。有信之人以法令、礼仪作为信义之本，而无信之人则以恶好作为判断信义的标准。古往今来，任何统治者维系自己的统治，无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权术驭人取胜，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玩弄下属于股掌之上，使人对自己产生害怕、神秘的感觉，将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另一种则是以诚信取胜，对人以诚相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领导者，驾驭人群，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恩信，二是威信。这里，不管是恩信，还是威信，都离不开一个“信”字，它是维系政权、管理施政的基础。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信用”二字也是其立命之本。古人所讲的“人无信不立”就是这个道理，不管是在政治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之中都是如此。“失信于民”是政治上的大忌，而“失信于人”则是生活中的大害。
反复无常，这是从政者无德的表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登科的好友，李文安非常敬重曾国藩，因而把李鸿章送到曾国藩门下学习应试诗文。从师两年后，李鸿章中进士，又过了两年，被补为翰林院编修。李鸿章为人智慧，善于应变。在与太平军的一次作战时，李鸿章采取了诱降的办法，允诺给投诚的太平军将士以高官厚禄，但投诚的太平军将士放下武器之后，李鸿章却背信弃义，设计将投诚的太平军将士全部杀死。曾国藩听说之后十分不满，指责李鸿章这是不信、不义之举，并以此告诫部将切不可失去“信”和“义”二字。
曾国藩总结自己的成功“秘诀”就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就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诚相待。他说，为什么湘军能够有战斗力?能够打败太平军?就是上下之间有一个“信”字。大家以诚相待，才使得湘军有战斗力，才能打胜仗。“诚”是团结的基础，也是解决部属之间相互不团结因素的重要方法。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是要失败的。
曾国藩的一生，信奉的也是“诚实”二字。
曾国藩自认为愚钝，因而也对奸诈之人心怀厌恶，“以诚相待”就是曾国藩以“拙”胜“巧”的妙法。正是凭着这种方法，曾国藩建立了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受到清廷倚重的湘军。
“信”的实质是个“诚”字，就是“至诚”。关于“至诚”，《中庸》是这样讲的：“至诚是不间断的，不间断就可以长久延续，长久延续就可以得到验证，得到验证就能更加悠远长久，悠远长久就能广博深厚，广博深厚就能高大光明。广博深厚，可以承载万物；高大光明，可以覆盖万物；悠远长久，则像天地一样没有止境。这样，没有表现而自然彰明，没有行动而万物改变，无所作为而获得了成功。”
管子曾经说过：“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此言十分深刻。“结”者，就是一个领导者的凝聚力、公信力，没有这个“结”，也不可能实现有效的管理。
道德被颠覆，这正是老子大声疾呼“善信”的根由所在。
(摘自《领导者36项修炼:感悟《道德经》管理智慧》,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4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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