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回忆他与邓广铭在“牛棚”里的一段往事，读来却似荒诞小说。“文革”的闹剧我们时刻不应忘记。
北大历史系的“牛棚”，起于1966年7月底，大概在1969年的5月底或6月初，早晨刚刚起床，一位“工宣队员”来到关押我们的三院101室，对杨人楩先生说：“你可以回家了，现在就收拾行李!”三年了，这是我们一直盼望的话，如今听到了，却又有点突然。我们人人血流加快，杨先生可以出去，那不就是我们的一点希望火光么?
行李收拾好，“工宣队员”领着杨先生到了隔壁看守室。留在屋里的我们，一个个床上趺坐，大气不喘，好像能听到彼此的呼吸，目光碰到一起，要赶快避开，心里真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时候，隔壁忽然传来杨先生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原来那间屋的墙壁上，有一幅毛泽东的挂像，想必是“工宣队员”同杨先生说了什么，要他走前有个表示。
隔了一天，邵循正先生也放出去了。他同样被领到隔壁，原来这是必有的一个“出棚仪式”。
邵先生放出之后，希望之火在我们心里烧得更旺。有点空闲，都会悄没声地收拾一下零碎物品。胆大的谢有实，不掩饰他急切回家的心情，还刮了胡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塑料口袋之类。不约而同，我们谁都不再洗衣服了，免得衣服没晾干，门口喊出的名字是自己，湿衣服没处放，行李不好打包。洗脸的时候，也不打湿毛巾，擦一擦就行了。后面几天放得很快，有时候两三个人一块出去。出去的人，行过“出棚礼”，再回房间来拿行李，临出门的时候，对留下的人会回过头来多看一眼，这一眼，是安慰?是同情?还是明天棚外相见——说不清楚。101室，一个挺大的房间，我们住进来的时候，双层床一张挨着一张。两床之间，仅容一膝，要侧行才能出入；如今，再没有拥塞、压迫之感，反倒显得有点空空荡荡了。
“牛鬼蛇神”一个一个放出去，最后剩下的是邓广铭先生和我。我们接到通知，搬到38楼去住。
38楼是历史系的男生宿舍。住进这里之后，既不叫我们劳动，也不让我们参加会议。两个人相对枯坐，手里只好各捧一本“毛选”。真亏得有这本“毛选”，否则，连手往哪儿放，我们都不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身边没有专人看管，这是一大变化。开饭了，我去食堂买饭，邓先生常常要我代买。到这个时候，就是买个“甲菜”，也没有人过问了。邓先生多半要吃“甲菜”。
楼道里很脏，到处都是垃圾。早晨，我打扫完房间，顺便扫扫门口的左右两边，有学生见了会说：“算了，扫不完的!”我们慢慢感到，周围的学生，没有三年以前的那种敌意了。时间一长，甚至感到学生对我们却有几分怜悯或同情，我们生活在这里，不必太过紧张。
有形的“监管”，明显松弛下来，可另一根无形的绳索却紧绷起来——清队的“政策攻心”，一波接着一波，攻得人坐卧不宁，一直攻到我们房间里来。
那时节，迟群、谢静宜以“军宣队”身份“进驻”北大、清华，“占领上层建筑领域”。这都是当时的用语，大会、小会上这样说，报纸社论上也都这样写。“军宣队”来了之后，自然要以“占领者”的身份实施号令。第一要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理出隐藏在教职工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至于走资派，早已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只待随时处理罢了。而清理隐蔽的敌人，与对待明火执仗的“走资派”大有不同，“军宣队”说，要去“深挖”才行。
迟群、谢静宜在这方面有一个得意之作，据说获得了上面的首肯，作为经验，行文全国，予以推广。这个得意之作，当时有个名称：体现宽严政策、实行政策攻心。在北大的具体做法就是：东操场上举行全校教职工大会，几千出席者。大会的第一个程序是“从宽”。即有某人走上台来，当众坦白说，自己参加过“中统”“军统”之类，过去隐瞒多年，如今在中央派来的军宣队“政策感召之下”，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痛下决心，我要“竹筒倒豆子”，一点不留，全交代出来，说到这里甚至语带呜咽。有的还要妻儿老小一同登台，“重演”一遍在家里如何劝夫、劝亲，几经反复，最后选择了坦白自首，走上光明大道的一幕。有道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坐在台下的我们，谁不明白这是事前导演，甚至排练过的?
坦白者的话音一落，“军宣队”的负责人登台讲话，郑重宣读，坦白者的罪行已经交代清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决定免予追究，如此等等。正在一旁低头待罪的坦白者，被允许走下台来，径直回到本单位的“革命群众”之中，队伍里还会迎以掌声，从此，他就成为“人民的一员”了——这叫做“政策当场兑现”。
“宽严大会”，自7月21日至8月27日，一个多月里连连开了四次，竟然清出叛徒3人，特务55人(其中潜伏特务就有17人)，历史反革命分子21人，现行反革命分子9人，地主、富农、坏分子14人，以上各项加起来共有102人之多——掐指一算，这个数字，又抵得上聂元梓的半个“牛棚”!迟群、谢静宜演的这一出，造出了多少冤情孽鬼，但“上有好者”的责任不可不论。今天说起此事，谁也不能过多责难坦白者的不实。抛开“上有好者”和迟、谢的帮衬，那就混淆了原生、衍生的关系。主从不分，过多责难坦白者，无异于让坦白者二次受辱，那样如何能够正确总结历史教训?
接下来还有“从严”的一出。坦白者入座甫定，台上一声高喊：“把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被押者此刻甚至还在懵懂之中，就被身边早有准备的两个年轻人，各扭一臂，押送到台上。接着，是被押者所在单位的“代表”登台，历数他某年月日各有什么罪行等等。言之凿凿，由不得你不信。“军宣队”负责人跟着再以书面决定方式郑重宣读，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至今拒不交代，决定给予从严处理。一声“从严”，从操场出口的地方开进一辆吉普车来，一直开到台下，身着警装的人，把被从严处理者当众上铐，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此时台上通过高音喇叭高呼口号：“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全场响应。此时“军宣队”再次讲话：“现在坐在群众中应该从严的对象，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但为了给予坦白从宽的机会，今天就拿出一个典型，给做个参考。如对你们有参考价值，回去就向宣传队竹筒倒豆子，老实交代问题，免得走上绝路!”话语不多，极具威慑力量。
偏在这个时节，历史系军宣队高队长推门进入我们的房间。他就像没看见我，坐下来面对邓先生说：“邓广铭!你是不是还有没交代的问题?宽严大会之前，还是你的机会!”说完这个话，不等邓先生回应，抬起屁股走了。隔了三天，这位高队长又推门进屋，还是同样一句话，说完又抬起屁股走了。如此两来两问，邓先生好像也不能不为所动，他沉默了。我在一旁看了，也觉得事情严重，替邓先生捏一把汗。到食堂替他挑个适口的“甲菜”，是我唯一能做的事了。又隔两天，高队长第三次进屋，还没有开口，邓先生倒先说话了：“我有问题要交代!”依照常理，这个时候，高队长应当让我回避走开，或是把邓先生领到另一间房里单独交谈才对。不想，这个时候的队长视我如同无物，并不叫我回避，他伸手掏出笔记本来就记。我呢?我先想到的是自己。此情此状，足可表明我不是这次清队的目标，这一点可以确定无疑，但是，高队长不让我回避，也就是说，他不担心我把事情泄漏出去，这又表明什么呢?不用说了，一时半会儿我还不能指望出去——心里这样想，我的耳朵还是竖起来听。只听邓先生说，他参加过一个党派，叫做“独立党”，党魁是胡适；领过党证，001号，不过党证早就丢了；“独立党”还有机关报，叫做《独立评论》，出过好多期。
高队长还要顺藤摸瓜，问这问那，邓先生说，这就是“竹筒倒豆子”了。高队长遂以从不曾有过的缓和语调说：“好!再想起什么，可以随时找我!”合上本子走了。在部队里，高队长是一位营级干部，做事相当沉稳老练，不是年轻的战士那样毛手毛脚。不过，今天，他脸上也挂出一点儿收获的喜悦。
高队长走了，我有点沉闷，只能找点别的话头来搭讪。邓先生却一如平常，又同我聊起天儿来。
在此之前，我们同处一室已近一个月了。日子怎么过的呢?手头除一部《毛泽东选集》之外，再没有什么书可读，也没有报可看，不允许我们昼寝，我们又不愿枯坐，剩下来，只有手里拿着“毛选”，相对聊天了。这一年，邓先生62岁，我35岁，他治史阅世的年头，比我的岁数还多。他对人、对事常有自己的看法，记忆力又极好，天南地北，不管说到什么话题，就像现在上网搜索一样，能链接出许许多多相关的人和事来，我听起来，倒也是苦中作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能同邓先生相与一室，不仅心境舒缓下来，还能增长见识。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提到施蛰存，我问邓先生，三十年代为什么同施有一场笔墨官司，弄得鲁迅杀出来助阵。邓先生说，那是他当学生的时候，见施蛰存对一段引文解释有错误，就撰文纠正他，施蛰存硬不认账，邓先生说，他与鲁迅并不相识，是鲁迅自己杀出来指责施蛰存。鲁迅说，那个青年人给你指出来的，全是硬伤，用语很挖苦，把施蛰存说得体无完肤。我们还谈到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三十年代，济南城的一个中学里，学生排演了林语堂的这部话剧，剧本一反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把至圣先师孔夫子描绘成一个登徒子式的好色之徒。对这种大胆的描写，反对旧礼教的青年观众，觉得新鲜，反响热烈。可是，山东的“圣裔”很多，争论最后变成了一场官司，层层上告，一直打到南京，弄得“圣裔”之中最显赫的人物孔祥熙，也站出来说话。邓先生说，他当时正在济南。他说出好多好多细节，听得我兴味无穷。这样的聊天，只有38楼两人一室的特殊环境，才得能够，而到“文革”结束之后，都要做自己的事了，更没了这种时间和机会。现在回想起来，另成了一番回味。
书归正传。邓先生向“军宣队”的交代，我初听之下，心里一震，听到后面，简直是满头雾水。邓先生说的是实情吗?打从清末中国出现政党以来，掐着指头数，不论斤两算个头儿，加在一起，不过一二十个，这“独立党”，可从来没听说过呀!再说，胡适组的党，该是有案可查的呀——再一想，胡适，他是个“不党”的人物!现成的党他都不参加，居然会去自己组党，还当党魁?《独立评论》，倒是有这么一个杂志，是一个同人刊物，抗战兴起，停刊不办了。只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这是必看的一套杂志——总而言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说的，听起来好像有鼻子有眼，可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邓先生与胡适，确有一层关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北大从云南复员回到北平，傅斯年任代理校长，1946年5月，傅斯年刚刚到校视事，万事待理。这时候邓先生也到了北平，第二天，邓先生去看望老师、同乡傅斯年。邓先生回忆说：“他见了我，什么话也没说，便让工友搬了张桌子来，道：‘我现在忙乱得很，没有人帮忙，你来了正好帮我的忙。’”邓先生也没说二话，就坐在这张桌子前办起事来。邓先生的本职在历史系，校长室是一个兼职不兼薪的差事，连个名分也没有，来办事的人，出于礼貌，称呼他“邓秘书”，他不置可否。校长胡适，9月份到校上任，傅斯年腾出身来要去南京了。行前傅斯年对邓先生说：“我代理校长，你帮了不少忙，胡先生回来当校长，你还得帮他的忙。不能马上丢开校长室的工作不做。”邓先生唯唯。他跟以前一样，还是师命谨从。说起来，傅斯年是邓先生的老师，胡适还是傅斯年的老师，胡适当然更是邓先生的长辈。邓先生没有二话，在校长办公室的那把椅子上接着坐下来。到五十年代，我听邓先生讲课的时候，口耳相传，他坐过的这把椅子，已经定格为“胡适的秘书”了。而胡适这两个字，解放以后，含义不断丰富，“反动”色彩一天浓似一天，“胡适的秘书”的含义，似乎是胡适的所作所为，至少得知道个七成八成。因此一有“运动”到来，凡涉及胡适，邓先生就有压力。不过，前几个回合，都被邓先生挨过去了，可胡适的影子，还一直跟在邓先生身后没散。这回“牛棚”里所有的老教授都放出去，独独邓先生一人被扣下。“军宣队”的疑点，还在他与胡适的关系上，这是不言自明的事，除此以外，邓先生身上还有什么瑕疵可疑呢?
我相信，邓先生出此一招，必有他的考虑。我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如上事实，在此也试图作一点解读。
命运操诸人手，不能全听摆布，这是邓先生的总路线。残酷的“从严”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样的事，以邓先生的性格，他断不会接受，他不是那种引颈就戮的人；戏剧性的“从宽”路，人格受辱，那更不是邓先生所能考虑的。两条道路都走不得，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显出来邓先生的老辣智谋，他将计就计，硬是从两不可为之间，推出一条顺水船儿来：你不是怀疑我与胡适的关系高深莫测吗?好!我就给你一个胡、邓之间的莫测高深——胡适是党魁，我是天字第一号的党员!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了。至于那个“机关刊物”《独立评论》，从头到尾看上一遍，恐怕足要几个月，到得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再说，军宣队高队长一听邓先生说要交代，以及接受交代时的神情反应，足已让邓先生摸到了虚实。邓先生知道“军宣队”手里没有牌，完全是诈。总之，邓先生同高队长这次谈话之后，占得了先机，下文如何，那就足够“专案组”去忙乎一阵子了——后来的事情，随着时移势易，果然满天的乌云，一阵风吹了个干干净净。两个月之后，1969年10月，邓先生、我随同全校两千教职工，到了江西省南昌县鲤鱼洲干校劳动。就是在鲤鱼洲，转过年来，1970年8月，还召开了第六次宽严大会，又处理了“叛徒4人、特务9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1人，伪军、政、警、宪骨干分子4人，反动党、团骨干4人，现行反革命分子4人，地富2人”等等，一共38人之多，这次会前、会后，都没有人对邓先生问起过“独立党”这桩事。
邓先生爱好京剧，是一个高级戏迷，与马连良、张君秋、杨秋玲都是朋友。邓先生!您泉下有知，我能再为您唱上一段儿吗?先生，我扮个正净大面，您且听了：
(白)：迟群呵，娃娃，你中了老夫的拖兵之计也。
(唱)：迟群小儿忒张狂，
把我邓某当寻常。
任你宽严、严宽两张网，
由尔捞来凭尔装!
休道说生死权力手中掌，
管教你晕头转向、出乖露丑撞南墙，
——鲤鱼洲头一样闯，
秋水长天也风光！
（摘自《万象》，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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