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一个文人，自认为“书生”，他也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高级干部，矛盾的双重身份曾使他的人生大放异彩，也使他的命运坎坷纠结。1949年以后，作为中共中央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卷进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直面中国往何处去的路线斗争。他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进退两难。1966年，“文革”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祭旗”。邓拓选择玉碎，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他是因“文革”而自杀的第一人。今年是邓拓的百年诞辰，他的人生悲剧，作为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今天仍值得探究。
我们党从来反对盲目性，反对谁的话都听。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从他的话。不要盲目地听信一个人的意见。要克服盲目性，提倡自觉性。 ——邓拓
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热火朝天，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担忧急躁冒进必有隐患。6月，刘少奇布置中宣部起草一篇《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作为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做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交给毛泽东审定。毛只批了四个字：“我不看了”。毛一向高度介入《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我不看了”是极反常的批语，其实明确表示对社论的不满。
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这是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分歧，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路线之争。邓拓了解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一度有传言，说要调他去当主席秘书，人们都认为这是“高就”，而邓拓非但没有高兴，还私下忧虑地说：伴君如伴虎。如履薄冰的邓拓说过一个原则：“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据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的帽子。最后，邓拓小心谨慎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
“这件事情上我父亲有点书生意气了。”邓拓儿子邓壮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想着改小字号，让主席在情绪上也好接受一些。可那印出来就是白纸黑字啊。”这篇文章一发表就注定是重磅炸弹。文中写道：“急躁冒进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仅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许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是建国以后全国最早公开反“左”的社论。毛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那段时间邓拓发起党报新闻改革，把《人民日报》由四个版扩充为八个版，借鉴民国时代办报经验，增设副刊，邀请名家写杂文散文。改革受到社会各界好评，但毛泽东认为改得很不好：“纸张紧张，还出这么多版，谁看得完?”1956年邓拓本来要被提名为八大中央委员，但他坚决辞谢，既是谦让，更是因为他已萌生了辞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念头。
被毛泽东面斥“死人办报”
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邓拓终于被推到了悬崖边。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于第二年2月提出希望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各大报纸纷纷响应号召刊登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的文章，而《人民日报》表现得十分“保守”。邓拓特别规定，对来稿要严格把关，在保持作者原意不变的前提下，删改激烈语言再发表，并且要加编者按语以缓和火气。毛泽东批评邓拓“书生办报”。1957年4月开始，《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多次公开表扬这两张报纸，指示鸣放要“加温再加温”，对于《人民日报》的不温不火，他的不满终于爆发。
4月10日下午，邓拓刚吃完饭就接到通知，毛主席要召见全体编委。邓拓、胡绩伟等6名编委乘车直奔中南海。他们被领进毛泽东的卧室，毛穿着睡衣，盖着毛巾被，靠在床上，半躺半坐，不停地抽着烟。邓拓开始汇报工作，一开口就屡次被打断。毛说：“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中央开了很多会，你参加了，不写，只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开会。”“你养尊处优，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邓拓几次想解释都被顶回，最后邓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而毛说他是“假辞职”，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
整整批了四个多小时，邓拓等人终于可以离开。回到报社，他平稳情绪，一五一十把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传达下去。胡绩伟回忆，报社同志听说毛主席批评邓拓“养尊处优”，都难以接受，认为这点同邓拓同志根本沾不上边，也没有任何人响应号召打小报告“革邓拓的命”。两个月后，毛泽东派贴身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吴冷西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分管理论和文艺，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
今天回望这段往事，有人说邓拓单纯正直，不善于察言观色，不会按照领导意图行事，才招批评。事实恰恰相反，邓拓是有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作为总编辑，七年来列席中央工作会议，他的政治敏感度非常人可比。起初，他觉得批评文章过火，有损党的形象，要删改再发。接下来他更多考虑的是保护作者。邓拓私下说：“主席说百家者两家也，我就更相信他讲的双百方针是假的。《人民日报》不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鸣放，学了要出乱子。”后来毛泽东在工作会议上又说了“引蛇出洞”。“我父亲这时就明白，登了谁的鸣放文章会害了人家。”邓壮说。直到“反右”拉开大幕，那些被邓拓压了稿子、删改过词句的作者才明白邓拓的苦衷。事后邓拓本人也不无后怕地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1958年1月，邓拓接到通知参加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党史上一次很关键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受到批评，承认“反冒进”是错误的。大跃进运动蓄势待发。在会上毛点名批评《人民日报》，提到那篇被邓拓改小字号发表的反冒进社论，恰在此时邓拓走进会场，毛泽东当着全体与会者说：“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邓拓就是无能，我说过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死人办报。”邓拓在底下默默做着记录。
离开报社以前，邓拓约胡绩伟到京郊潭柘寺散步。他说：“我们党员，连当和尚的自由也没有，我真想在哪个深山名寺，落发为僧，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写一点自己想写的文章。”
祭旗：“文革”自杀第一人
“文革”终于拉开序幕。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吴晗。1965年底批《海瑞罢官》，邓拓本来还在写文章替吴晗说话，但矛头很快就指向他。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指为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开路先锋，市统战部部长廖沬沙是 “执鞭”的“兄弟”，文风最犀利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则是领军的“主将”。斩“将”是为把他身后的“帅”拉下马。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写道：“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171篇杂文只是邓拓蒙冤的导火索。祭旗这个词的确概括了邓拓在这场浩劫中的厄运。
1966年5月16日，致命一击降临。就在这一天，“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被捕。也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同时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文中大批邓拓，其中有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时期又混进党内。”
“邓拓作为老党员，很清楚‘叛徒’和‘反党’之间的本质区别，被定性为叛徒，就永无翻身可能。”袁鹰说。
那天黄昏，丁一岚下班回家，眼神示意邓拓到走廊说话——5月份以来，家中警卫员都已换成“监视员”。邓拓劝她带孩子搬出去避避，跟他隔离开，最好明天一早就走。丁一岚说：“好吧，等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回来。”邓拓说：“你怎么这么傻，还有将来吗?”在阴暗的过道里，夫妻二人抱头痛哭，却不敢哭出声音。
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六千字报告表白自己的忠诚，遗书的结尾这样写道：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对于邓拓临终前的“山呼万岁”，有人认为他当时的认识有局限，至死仍怀崇拜；有人说这是一个老革命者的心声；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保全家人，不做这种“表态”，家人恐怕也难逃牢狱之灾。邓拓无意间开启了一种“格式”，在他身后，翦伯赞、傅雷等知识分子的遗书，也都做了这样的“表态”。
5月18日凌晨，邓拓服安眠药自杀。他给妻子的遗书写道：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于你们的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邓拓去世第二天，他的诗词信件书籍等皆被抄走。丁一岚冒死藏下了两方诗帕，是邓拓亲笔写给她的情诗。下放劳动时，她把诗帕缝在棉袄里，严寒中穿着棉袄干活，汗水把诗帕上的字迹都洇了。这两首诗，一首写于结婚六周年；一首写于1944年整风运动，邓拓因抗战前曾被国民党逮捕，两次遭怀疑和审查，他将忧郁和相思之情写成长诗《战地歌四拍》寄给丁一岚，其中几句似乎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古道凄清埋诗冢，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想旦夕四野动烽烟，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西东。漫负笈携囊早登程，且休回首，向莽莽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3月上）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