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说：一个国家的母语是它文化的载体，你学了多少，你掌握了多少母语，你就会成为有什么样文化修养的人。
陆谷孙先生是英语大师，但一再要求学生热爱母语，要“留住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线索”。
一国政府对母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大众的思维水准，进而影响该国的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我在统计各国诺贝尔奖获奖人数的时候，发现一条规律：获诺贝尔奖人数最多的几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放在第一位，采取各种保护自己母语的措施，而且通常是有意地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凌驾于”其他语言和文化之上。影响一个国家高科技人才培养的因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对自己母语和文化的态度。我以在国外的亲身经历谈谈自己的感受。
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前几个国家，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等。如果按照人口比例来算，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如意大利、丹麦、奥地利、瑞士、瑞典、挪威、荷兰等，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也很多。
在科技文化领域，英语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国和美国把英语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他们的母语。那么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他们的语言政策，首先是处理好自己的母语与英语的关系。
不到巴黎就不知道法国人对自己母语持有的优越感，也就不知道法国人是如何轻视英语的。我认为，巴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那里有很多世界闻名的名胜古迹，如巴黎圣母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等，数不胜数，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然而他们的所有标示牌、路标，凡是能看到的地方，都是清一色的法语。这就表明法国人的一种态度：你想来法国旅游吗？想欣赏这里的美景吗？想品尝我们的美食吗？那么，首先请学会我们的语言吧!
我在巴黎火车站遇到的一件事，至今还令我耿耿于怀。2008年，我和几位国内的朋友到德国开会，中间抽出一天去巴黎游玩。我们坐高铁来到巴黎火车站，要排队买巴黎市内地铁票。我们几个人排了二十多分钟的队，到跟前傻眼了，对那售票的小姐讲英语，她摇摇头，摊摊手，那意思是告诉我们：“我听不懂你们的话。”我们急得跟她打手势、比划，写数字告诉她要买几张票，没用，人家就是不卖给我们车票。我们看看紧跟在我们后边的是两位来自德国的女士，就先用英文对她们说明我们的意思，她们再用法语与售票员讲，最后终于买到了票。具有强烈优越感的德意志民族，他们在来到法国之前，也得把法语学好。都德的《最后一课》讲的就是这两个民族在对待自己的母语时如何较量。
我在德国一共游玩了一个多星期。德国很多地方也是清一色的德语说明。我想在书店买一张英语的德国地图，竟没有买到。大家一起玩儿的时候，有人会德语，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但是我一个人要提前回国，那天要从新天鹅堡转三次火车到法兰克福乘飞机，而且三趟火车班次排得非常紧，如果误几分钟就赶不上火车了。所以一定要看清火车时刻表、抵达各站的说明。但是，一到火车站我就傻了，全是德语，而我一天德语也没有学过。幸好，德语和英语是血缘关系最近的两种语言，很多词根是相似的，可以连猜带蒙，但是出错的危险也很大。这样我差点儿误了当日的班机。因为法兰克福有两个车站，一个是通往市区的，一个是通往机场的，不同的火车目的地不一样。我因为不懂德语，坐错了火车，坐上了到市区的那辆。我一到站提起行李就往出租车站跑，赶到机场已经开始登机了。
很多人都嘲笑日本人的英语不好，殊不知这是日本政府保护民族语言的一种措施。日本政府并不要求或者说期待各行各业的人都会英语。他们的翻译事业非常发达，把一些重要的文献都翻译成日语。这样不仅保护了本民族的语言，还可以避免很多日本人把大量的钱财和精力都投入到英语学习中去。
可以说中国对英语以及英美文化太“友好”，太“慷慨”了。从幼儿园一直到五十多岁的人，都在学英语、考英语，而这往往是以牺牲汉语的水准为代价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国人，特别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认真面对、思考的一个问题。
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不知有多少时间是花在英语学习上的。中国的父母也不知有多少金钱是投资在孩子的英语学习上的。很多时候这是以牺牲母语的学习为代价的。晋升职称或者招工，都要考外语；然而很少有人想到汉语能力才是攸关职工工作效绩的关键。现在有多少人能够写一篇文从字顺、条理清晰的汉语文章？然而这些都是工作中必需的技能。
此外，过分重视英语学习，会制约中国学生的专业学习，影响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总是非常羡慕英美学生，他们的外语学习只是一种点缀，一种爱好，基本不影响他们的学业。他们可以把我们用于英语学习的时间用来学习专业，用来研究，甚至用来娱乐。仅在这一点上，中国学生不知要比人家多花多少的时间和精力!
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三个人口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和国家来看，香港和台湾都把母语作为第一语言，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在这里读的中小学，也出现了大批影响华人世界的人文学者、艺术家。然而新加坡是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华语教育只是一种点缀，迄今为止我都没有听说过哪个有影响的华裔学者是新加坡培养出来的。这种对比是很值得我们反思的。
家长和教育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科技文化必须建立在自己的母语基础之上，个人智慧的发展必须以母语为支撑。要吸收国外的先进科技文化，外语当然很重要，但是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工具。任何一种语言都不仅仅是语音、词汇、语法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还包括这个民族的智慧、文化、社会、价值、历史、地理，甚至气候条件等。一个人除非泡在那个环境中，否则永远无法真正掌握另一种语言。所以，如果不能处理好母语和外语的关系，对一个民族的智慧开发、人才发展是很有影响的。
出大师多的国家，毫无例外，都非常重视自己的母语教育；不重视母语的国家，往往出不了人才。这对教育管理者和个人都是一种启发。
汉语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包含着大量的成语典故、名言警句，它们不仅是智慧、文化，也是一种道德标准、价值判断。
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富有表现力的表达，比如现在流行的“忽悠”这个词，它并不等于欺骗，也不同于欺诈，是很难准确翻译成英语的。而且它含有一种韵律美，这更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再如，“咱俩谁跟谁呀”，说的是两个人关系很铁，钱财不分，不必计较。这种表达比比皆是，让一个外国人学到这一层是很难的。
如果一个人只能用一种语言来表达事实判断，比如“我买了一个苹果”、“今年我发了3000元奖金”等，那不叫真正掌握了这种语言。很多新加坡的年轻父母，自己的英文水准就是在这种层次上，开始就只允许小孩说英语。他们的英语令英美人听起来吃力，中国人听起来迷糊。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这里的英语只是停留在非常技术的层面上，既不精深也不博大。在新加坡，汉语也只在中小学里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很多家庭不说，官方场合也不用。所以我认为新加坡是没有母语的国家，他们只有第一语言。这样的教育环境，只能出技术性的人才，如经营保险、计算机组装等，而不可能出现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作家。我还真想不起来，哪一个影响整个华人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大学者是新加坡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美国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对它的本科生作过一次调查，发现很多学生的母语都不是英语，他们都来自双语背景的家庭。这说明，母语不仅不会妨碍儿童的智力发育，还有利于开发他们的智力，培养出超人的智慧。这个观察不无道理。多语言也就意味着接受多种文化熏陶，有利于培养儿童从多种视角看问题的能力。
这里讲一个具体的例证。2011年4月20日，斯坦福大学的杰出数学家系列讲座邀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Manjul Bhargava教授。我也参加了。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刚过30岁的稚气未褪的小伙子，但在数学的各个分支领域已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他27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学位，仅仅任教两年就被授予正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正教授。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讲一个事实就够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是全世界最棒的。很多数学家是先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天文学)感兴趣，然后专攻数学的。Manjul Bhargava自己介绍，他出生在印度，他爷爷是一位研究梵文的专家，受爷爷的熏陶，他从小喜爱古梵文的诗歌，发现其中隐藏着很多数学奥妙，由此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这次讲座的题目就是《诗歌、语言学和数学》，他的爷爷还专程陪孙子来斯坦福大学。可能很多人不清楚，现在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梵文已经成为古老的书面语了。由此可见，独到的知识背景，特别是语言背景，是很有利于一个人成才的。
我想对中国的年轻父母说句心里话：汉语对儿童的智力成长是至为关键的，一定要把母语学好。而且，英语学习不是越早越好，要在儿童对母语掌握到一定程度时再开始，而且英语的学习不应该以牺牲汉语的学习为代价。
（摘自《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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