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最高处，不仅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中国，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不仅因其地位重要，也因其背负了国家和百姓巨大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直辖市是中国繁荣与富强的缩影。
因此，直辖市的发展，未来如何破局，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上海能否成为未来的远东经济中心? 北京何时不再成为北方的黑洞?
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直辖市? 答曰：直辖市不仅需要有强盛的经济，需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还需要合理的阶层分野，更要有吸引四方的归化能力和包容四方的开放气度。
作为中国的龙头，上海一度成为中国百年来最繁华的城市，亦被称誉为“东方巴黎”。然而，百年变幻，时序轮转，东京、香港、台北、新加坡先后崛起，昔日海上花已无法傲立枝头。
上海“远东中心”梦已远?
世博会之于上海，类似奥运会之于北京，上海欲以世博会作为其冲刺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奠基礼。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的角色，已渐行渐远。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北九州、中国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这使得上海不仅落后于深圳及珠三角、长三角其他城市，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内地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而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自1978年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1／4，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却发展迅猛。以苏州为例，其占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更是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阻碍了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虽然最近中央批准上海建设中国国际金融中心，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心、央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均在北京，上海实际上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同时，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城市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这种条块分割模式，使上海无法完成对全国资源的吸纳，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不过，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美国崛起的机会，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国际经济中心，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其发展空间也是巨大的。
上海的未来发展，除成为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更需要“软”略与远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使其综合改革获得相应活力。而在社会流动性、活力与创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无论是大到美国一国的崛起，还是小到深圳一市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移民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将培养出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对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有着巨大作用。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座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还是突破“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困局，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
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的大患
无奈的是，一直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之都的上海，其市场化程度却很低。上海经济结构不平衡，更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使得其未来堪忧。
2008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率几乎比深圳高出一倍。其国有经济投资总额高达2295亿元，比2007年猛增29％，但是，其民营经济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却比2007年减少了34.5％。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成为上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较少依靠市场竞争，而较多依赖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的垄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在2008年“两会”提交的一份提案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有七千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等地。而今日的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结果因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与其希望成为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结局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业少而薄弱，造成整个经济效率低下。而这一切，都是由上海“重国轻民”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市政府过严过细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对一些国有企业的成立，上海市政府则往往是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在上海社保基金案发生之后，上海一些职能部门“明哲保身”的想法很明显，企业在审批环节频频受阻。一些权力下放到各区县的中低端干部手上，他们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利用职权的小腐败风气开始显现。在“楼脆脆”事件中，不少股东就是上海梅龙镇的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则直接推高了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边城市投资。
2008年3月，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式的扶持转到面向整个行业的“普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上海将想方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在未来，上海市政府只有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力。
政治地位过高制约上海经济发展
上海的城市行政级别以及其主政长官的政治级别都比较高，这样可以使其在获得国家投资、争取国家项目上占有一定优势。比如，上海固定基本投资的比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高不下，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到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等也落户上海，中央政府甚至出资，给上海建大价钱的磁悬浮。这些投资，都在短期内使上海的国有经济获得优势，但从长远来说，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大批民营企业的外迁，足可成为未来之隐忧。
而在习惯依靠国家投资的国有企业“高衙内”，则往往竞争力不强。以宝钢与米塔尔集团作比较，30年前，宝钢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项目，耗资300亿元，宝钢创立之时，即已风华正茂；而米塔尔集团是于1976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的，当时不过是一家年产量仅6.5万吨的小型轧钢厂。但是，30年后，当宝钢仍然满足于做“全运会冠军”的时候，米塔尔集团却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成长为全球第一钢铁巨头。
在未来10-20年中，中国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的功能，只赋予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取消其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性。淡化直辖市的政治色彩，其实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打造大上海需再移民1000万
在中国众多的城市中，唯有北京与深圳汇聚了全国56个民族，容纳了全国各地的移动人口，成为“移民之城”、“全民梦工厂”。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容纳足够的移民，不仅是对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的考验，更是其强大的社会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同时，在全球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中，移民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上海1888万常住人口中，上海户籍人口为1371万人，外来人口为517万人，外来人口只占上海总人口的27％，而户籍人口却占近3／4。
移动人口比例过小，使上海难以成为现代化大都市，亦难以成为一个善于改变的城市。户籍人口过多，导致社会阶层单一，地方利益格局难以打破，从而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活力。同时，户籍人口过多，亦给城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目前，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突破300万人，超过户籍人口的20％，仅养老保险金就有170亿元的缺口。更严重的是，上海即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10年前，一部名为《和平饭店》的香港电影，隐晦地表达了国人对于上海的期望：“和平饭店”成为天下一切无家可归者的归宿。而唯有此种气度，才可造就恢弘博大、令人心向往之的城市。
内地化使上海失去灵魂
自19世纪开埠至民国时期，上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
但是，经过四十余年的凝固，上海的海派文化基本丧失殆尽。上海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移民，已经被“格式化”，与外界数十年的隔离和人口的停止流动，已经使上海“本地化”，失去了包容天下的器量。同时，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亦已被数十年的故步自封所中止。海派文化真正的灵魂，其实已经转移了到香港和台北。仅以电影为例，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开山之祖，多为大陆人员。
上海，唯有培养更多元的文化、更强的包容能力，更接近现代化，摒弃过于热衷政治的传统，开放民间创新能力，发扬并且超越“海派文化”，方可走向未来，成为真正的博大包容、格局恢弘的城市。
北京：需要“小镇式繁荣”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巨龙或跃在渊。而奥运会的落幕，亦正是北京未来时代的序幕。
分拆北京，大势所趋
香港《大公报》曾撰文，质疑“北京离世界城市有多远”。从城市外貌上来说，北京已经与世界性城市差别不大，但是，如果不能对都市功能定位、城市布局、城市管理进行更新，北京之于世界性大城市，只能是形似而非神似。
“大城小区”是国际性城市的主流
国际性的大都市，多采取“大城小区”的城市规划模式。
“大城小区”模式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城市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从集中到分散、从大到小的过程。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要集中资源发展城市，城市越来越大，各种功能也越来越复杂，最后，城市无法承受巨大的负荷，出现地皮、交通、污染、治安等方面的问题。而到了城市发展后期，各个区域经过长期发展，都产生了具有特色的产业区与居民社区，在“内城”形成了分散的功能区，在周边形成了一系列卫星城。
目前，北京内城总面积约为1400平方千米，原却只设立了8个区，每个区的平均面积超过100平方千米，其中，朝阳、海淀、丰台3个区的面积均超过300平方千米。
北京分拆时机成熟
随着北京的快速发展，重新进行行政区划的调整，已经如箭在弦。
虽然北京内城四区已经合并成二区，但是，就发展阶段而言，北京已经完成了从分散到集中的阶段，初步具备了现代化城市的特点。今后，从集中到分散，从规模化发展到功能化发展，将是北京未来的趋势。
2009年，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达11865.9亿元，成为中国两个突破万亿的城市之一。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68788元(折合10070美元)，达到10000美元，同时，人均收入为26738元，近四千美元，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第三产业的发达程度，亦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目前，在全球重要大都市中，第三产业占比一般为70％左右，香港、新加坡等港口城市，其第三产业占比甚至超过80％。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为9004.5亿元，占比为75.8%，基本达到了目前发达国家的大都市的比例。
同时，从人口总量上来说，北京更是达到世界特大城市的规模。至2009年，北京人口已达1755万人。相比之下，全球其他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都相对较小。亚洲最繁华的城市东京的人口为1254万人；欧洲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人口为1100万人；而北美尚未有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号称世界最繁华城市的纽约，人口也不过830万人。
在城市总产值、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发达程度等方面的进步，使北京初步具备了现代化大都市的基础。而要实现北京的二次飞跃，则必须精耕细作。将来，北京应该实行更为扁平化的管理模式，按照城市功能导向，重新调整行政区划。
北京内城可分拆为20个区
目前，北京四大区中，有三个区的面积超过300万平方千米，它们分别是东部的朝阳区、西北部的海淀区，以及西南部的丰台区。
过于庞大的区划面积和过于严重的人口饱和，使三区的管理与城市发展日益脱节。特别是朝阳区和丰台区，城乡之间差距巨大，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亦不平衡。分拆内城三区已是大势所趋，已经成为北京实现二次飞跃的必要条件。
未来，北京内城三区可以仿效深圳新区的发展模式，进行分拆。
朝阳区可以分拆为3—6个区。除奥运功能区、CBD功能区、电子城功能区等功能区外，朝阳区近年来亦将温榆河、定福庄、垡头三大区块组团定为发展重点，等未来发展成熟，亦可考虑单独设区，以强化其区域功能。
海淀区可以根据其功能，分拆为5个区。除南部生活功能核心区、北部城市发展新区、西部生态休闲旅游区外，其东部的科教文化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分拆为大学区和中关村产业园区。
丰台区也可以分拆为5个区。除东部的大红门服装文化商务区、中部的丽泽金融商务区、南部的科技园区以及河西生态休闲旅游区外，南部的花卉市场区域，亦可考虑单独成区。
而在城区管理模式上，可以分两步走。各城区在分拆后的初始阶段，可以仿效深圳的新区模式，除其国内生产总值计入原区外，其他事务均由市政府独立管理，等城区发展成熟之后，再彻底独立。这样，在未来，北京的内城，加上原来的皇城四区，总体区划将多达20个，比较接近目前国际化大城市的区划模式。
北京需借鉴广东“小镇模式”
与所有头枕高山的战略要地一样，地处燕云十六州的北京，其西部与北部为燕山山脉所阻隔，基本无法成为城市中心。从地形上看，北京需东扩南下，与天津连成一体，从而形成华北最重要的城市带。
要实现京津大城市的一体化，地处北京东部的通州，将成为未来北京外城发展的首要之地。奥运会之后，北京已将“集中力量、聚焦通州”作为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在北京未来的南城建设中，大兴区的重新规划，亦将提上议事日程。
2010年，北京将亦庄开发区的部分行政审批权下放到大兴区，亦庄开发区作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及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其在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产业服务、制定产业战略方面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事实上，无论是通州新城还是亦庄开发区的“独立”，都只是北京未来东进南扩的开始，而非结束。相对而言，环渤海经济圈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特别是地处珠三角区域的各大城市。通州新城和大兴区作为北京相对比较发达的郊区，在未来经济腾飞之时，继续进行内部分拆，亦大有必要。
未来环渤海区要赶超珠三角经济区，比拼的不仅是大城市，还有小城镇。只有小镇的普遍繁荣，才是真正的繁荣。
（摘自《大国诸城：21世纪中国城市与区域竞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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