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 皂
不要小看这些可爱的肥皂，干的硬邦邦的肥皂，它们的来历是许多人都不理解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在那个年代，20世纪60年代，因国力不足，物质极度缺乏，那时买肥皂是要票本的，每人每月供应半块。家里有三口人，每月只供应一条半，多一点都是不可能的，家家都是如此。为了便利洗衣服，我收集过我单位当时单身小伙子的个人购货本去买肥皂。他们总是把该洗的衣物拿回家让父母去洗，为此，每月定量的肥皂肯定是不去买，浪费了。他们会经常让我去买，这样久而久之就存下这许多宝贵的肥皂。到后来我就把它们存起来，作为那些小伙子对我支持的一种纪念品，不想轻易地忘掉这段共患难的友谊之情。
当时洗衣服都是用一种有绿色内釉的大瓦盆。把衣服用水泡透之后，先洗去浮土，尽量拧得干一些，把污水洗掉再擦上肥皂。在搓板上揉搓多少遍之后，再用另外一个盆扣上，把这些衣服闷上半小时左右，一是为了便于清洗衣服上的污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节省肥皂的使用。当肥皂用到最后的小小头，就把它泡软之后再贴在大肥皂上，或者是把每小块集中起来泡软，用要洗的衣物沾上水包上，用手捏成球形使用，直至利用完了才算结束。再出现小块就这样往复地用下去。
每月去买肥皂，总是希望买到上海固本肥皂厂出的固本牌(一条0.56元)，其次就是北京第一化工厂出的长城牌(一条0.44元)。这两种肥皂好用，把它们晾干为的是使起来省——软的肥皂洗衣服很浪费，一块用不了多少次就没有了。每次都是买了肥皂之后就晒干，之后存放起来。我是最爱存肥皂的，即使到后来国家经济好转了，不要购货本了，我还是坚持买肥皂来洗衣服。因家境原因，没有购买洗衣机，所以一直用大盆、搓板来洗。同事有的买了洗衣机，他们把不用的搓板也先后送给我。我一直认为还是手洗的衣服干净，所以对肥皂的使用倍感亲切，直至如今我还是要把衣领、袖口、前面都加倍手洗后，才放到洗衣机里去洗。
现在回想起来，以前的一些做法简直有些不可理解：那时能用票本买到肥皂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知道为什么还要去买0.44元的长城肥皂。虽然知道固本肥皂好用，去污力强，但是为了省那0.12元钱还是去买长城牌的。现在看来很可笑，其实是当时的生活状态贫穷而造成的。
洗
从我能记事起，20世纪40年代那时我们住在四川璧山县，我家有棵皂角树，好像是把熟透的皂角打下来，晾干后收起来，洗衣服之前把皂角煮成水，再把皂角捞出就可以用搓板洗衣服了。用皂角水洗过之后拧干，用竹篮子装上衣服，到很远的河边去漂洗。河边有干净的大石头，一边漂洗，一边用木棒打衣服，每次都洗得很干净。
那时我最怕的是洗头，用皂角水洗完之后，母亲总是用两个鸡蛋清擦在头发上，再用清水冲下去。头上总是有股腥味，很不好受，洗完了不愿意到学校去上课。
1950年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水很好，是自来水，只是水管子在院子的角落里。我们住的房子是院内各户中距离水管子最远的一户，每次洗衣服都要用脸盆从那儿把水端过来，倒到瓦盆内使用。在大绿色釉盆内把衣服先用清水泡上约20分钟后，再预洗一下。有时需要刷鞋的话，还要把这预洗的水留着预洗鞋子。预洗之后，再用肥皂擦抹在衣服上，用搓板揉搓出泡沫。而后把白色、浅色分开，分放在各自的盆内，用盆盖上闷上30分钟即可。再用搓板反复揉搓，以泡沫带出污物为准。比较脏的衣物，可用以上办法再次重复，以洗去污物为准。若洗的是衣物，需要反复漂洗，一直待漂洗的水很清，就说明衣物已洗净了。对各阶段使用过的水都会再利用，如刷鞋、洗墩布、洗猫咪窝里的被子(破布做的)。如果洗的是被里和床单的话，那还需要再增加一种工序，就是放在炉子上去煮，为的是进行消毒。内衣及背心也是经常这样洗的，因那时没有消毒水。我的母亲就是那样做的，所以我也一直延续至今。不太愿意使用当下的消毒液。
我们家是1986年搬到西四后才买的洗衣机。买的是双缸的，为的是价格便宜，肥皂水又可以反复收集使用。先洗衣服的肥皂水，放在盆内可以刷洗球鞋及布鞋。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孩子们参加工作后。直到1995年后经济上宽松了之后，才买了全自动洗衣机。此刻还是舍不得轻易地把洗衣服的水倒掉，而是用肥皂水擦地，用清水再洗一些第一次要洗的脏衣服。
表
这一生中我用过9块钟表。考上大学后母亲给我买了一块上海手表厂出产的第一块手表，我这个人对当时情况估计不足，思想单纯，对住宿舍的同学们太信任了(8个人住宿)。那时学生戴手表的很少，全宿舍就我这一块表，怕经常戴在手上磨坏了，就放在枕头下面。同学们会经常问我时间，我就从枕头下拿出手表告知他们时间。开学后半学期，有一天晚自习回来洗漱完毕，准备睡觉时发现表已丢失，那一夜根本无法入睡，也不敢声张，总想母亲靠做针线活挣钱不容易，积攒下许多钱才能买这表，哭得很厉害。第二天起床有同学问我几点了，我只能装没听见不回答，勉强上了一天课，下午没法去运动场地跑步(当时规定每人每天跑800米)，回到宿舍仔细在自己床的范围找，没找到。
那个时候在大学里丢一块表算是大案件，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两个人来破案，闹得很紧张，8个人分别找谈话，询问每个人的活动情况。这件事情闹得我们8个同学都很难受。男同学们也是议论纷纷，那个时候我很后悔说出丢表的事情，闹得大家不安宁，看谁都有偷表的可能。弄得全班都关心我那块表的事情，当时是不了了之，其实市公安局的人是了解真实情况的。公安局的人很善良，没有公布结果。最后那个真正偷表的人在毕业分配时被分到了外地(因为她当时是学生会主席)，可是另外一个被大家误解的人却背了一辈子的黑锅，这个人一直对我说：“湘源，我没偷你的表。”我也深信她不会。我们工作以后，我还经常去单位看望她，她还好。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怎么能办成这样呢?
我后悔不该说出丢表的事，自己忍了就算了。上世纪90年代同学们聚会，那个外地的同学也来了(当时我并不知情)，她见到我时并没有说那件事，但是回想起来事情不对头。她走后，班长书记才告知我这件事的真实情况，男同学们都气愤了。我觉得还是应该原谅那个外地的同学，当时实在是太窘了。最对不起的是那一辈子背黑锅的人——大伙聚会从来都不找她。我特想找到她，可是她们单位也不知去向。这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不明白为什么办案人员的做法引出的问题竟然隐瞒了40年，真是的!
那些表还包括母亲留下的小闹钟，世平去上海出差给孩子们带回的小方钟，放在孩子的枕边，叫他们起床不能迟到。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真是太繁荣了。买个表很便宜，贵的表大款有能力去买。可是我不会去买表来戴，因为本人的性格马大哈，爱丢东西，从来不买表。别人给我买了我也不会戴，总是按太阳的影子来估计时间。虽然这会儿丢块10元8元的表不算什么，我是也没有心思去戴了。
（摘自《物尽其用：老百姓的当代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4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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