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江南制造局

    由曾国藩、李鸿章筹建的江南制造局，没有用来抵御外强，反而为辛亥革命所用。

    洋务五十年，竟为辛亥革命备下了弹药

    在上海辛亥年江南制造局的舞台上，有一位有识之士。他叫丁日昌。

    丁日昌，字禹生，又作雨生，生于l823年，广东丰顺人。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任总办，他一生经历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1861年，丁日昌入曾国藩幕府襄理军务，督办厘金，制成火炮弹药。1863年被李鸿章调到上海专办军事工业。

    1864年8月，丁日昌上书李鸿章说，外国人就是凭借船坚炮利，所以耀武扬威，中国所以受外国人欺侮，原因也就在这里。因此建议清政府设厂造船——想法与曾国藩几乎如出一辙。

    此议深得李鸿章嘉许。1864年9月27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即上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性质近似后来的“外交部”)，提出关于在上海设厂制造武器与轮船的设想与要求。

    尽管京、沪两地相距千里，传递信息往返不便，但不过一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函复批准。复函认为此一建议“识议宏远”、“洞见症结”，并命李鸿章通盘核计。李鸿章于是就把筹建船厂试造轮船的任务交给了丁日昌。丁日昌在上海以六万两(一说四万两)白银买下坐落在虹口(今九龙路溧阳路一带)的美商佛尔士办的一所中型机器制造厂——旗记铁厂。同时将原先所办的几家洋炮局的设备合在一起归入该厂，正式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并于1865年出任第一任总办。此时容闳从美国扑特南机器公司购买的一百余台机器也已运抵上海，全部归入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安装使用。

    1865年9月，咸丰皇帝颁旨批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

    从打报告起，前后不过一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即告初步建成。这样的进程，即使在今天，也堪称高效率。这与近代中国日渐形成的新型社会经济思想固然有关，而晚清执政者及洋务领袖吃足洋人苦头而“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态，于此也可见一斑。曾国藩、李鸿章从铁舰利炮当中寻求出路，主张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的心态，可以从李鸿章在奏折中写的话中看出来：“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如果说办外交让李鸿章饱尝辛酸的话，那么办洋务却着实让他大大风光了一把。据说第一艘兵船造出来后，曾沿着浦江航行，经过英、美两领馆时，特地鸣炮庆贺。不知李鸿章们此时此刻心中会有何感慨。

    江南制造总局在后来晚清四十多家兵工厂当中，影响所以会最大，在于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完全用机器生产的先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初步建成后，除制造机器设备外，大量投入了枪支、火炮的生产。由于旗记铁厂位于虹口公共租界区，外国人反对在此设厂，再则李鸿章也觉得这里发展空间太小，厂地狭窄，那些新购置的机器根本没有宽敞的地方安放。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南区，并于1866年在高昌庙陈家港沿黄浦江岸购地七十余亩，作为迁厂新址。一年以后，新厂初步建成。1867年5月起，老厂陆续迁入。这处地方靠近黄浦江，三面设有围墙，前门有木栅栏，门额上有“江南制造局”几个大字。这就是日后局门路上的江南制造总局所在地。

    也是从这一年起，一些杰出的“文化精英”开始陆续来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与外国人合译西方近代科技书籍。他们是徐寿、徐建寅父子，华衡芳以及美国人林乐知、英国人傅兰雅等。

    第二年，曾国藩在给同治皇帝的《新造轮船折》中，汇报了还想在江南制造总局添建翻译馆以及从中挑选聪颖的年轻人进翻译馆学习的意见。以后二三年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断扩充，又在厂区内建成木工厂、熟铁厂、铸铁厂、机器厂、锅炉厂、枪厂、轮船厂等七个下属厂。同时，还设置了近代中国最早、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翻译馆。1869年又将上海同文馆迁入制造局，正式命名为广方言馆。这些举措为晚清西学东渐高潮的到来提供了条件。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开始正常运转后，很重视容闳的意见，注重于“制器之器”的生产，从而为早期中国近代工业做了奠基工作。而随着容闳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在这里安装完毕，则进一步提高了制造机器的能力，规模也日渐有了拓展。至1876年，高昌庙厂区已占地四百余亩。

    1911年前后的江南制造局，不仅存有大量枪支弹药，更在继续生产枪炮弹药。此时的上海吴淞口，正泊着清军五艘军舰，它们正等着江南制造局送去枪支弹药，然后运往武汉。此时的江南制造总局，成为清军固守和民军争夺的目标，乃势所必然!

    辛亥革命民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的经过

    在上海民军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前，辛亥革命领导核心内部，对如何让全国策应武昌，最先选择哪个城市打击清廷势力、扩大革命影响，有过不同的考虑，上海一开始并非首选之地。

    武昌首义后，上海除民立报社机关外，商界贤达沈缦云、王一亭、叶惠钧、顾馨一与民党成员褚慧僧、于右任、谭延闾、戴季陶、陈英士、张岳军等人在沪北后天马路天宝栈另外设有一处秘密机关。

    当清廷派冯国璋率大军于农历九月七日夺回汉口，武昌、汉阳告急时，黄兴曾致信宋教仁、杨谱笙。黄兴殷切盼望江南响应武昌起义的心情溢于言表，当时他想到的只是南京、安徽。

    不仅黄兴，陈其美当时想的也首先是南京起义响应，只是在南京方面希望上海先行起义后，陈其美才决定于(农历)九月十三日在上海起义。此中过程，李平书在《且顽老人七十自叙》中有详细的叙述：

    黄花岗起义，由于革命党遭到失败，于是调整起义目标，将视线转向长江上下游，于是就有了吴兴人陈英士到上海策划。这事知道的人不多，(农历)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整个中国受到震动。上海南市信成银行主任沈缦云与陈英士既是同志，和我也是莫逆之交，于是就介绍陈英士与我定期会见。见过陈英士后，我还相约沈信卿、吴怀疚、莫子经等人，共同参与秘密商量。交谈中，大家都意识到，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们再也不能采取保守的闭关主义，而应当审察情势，制定策略，随后采取行动。我最初与陈英士相见的地方是贞吉里我的寓所，陈英士给我的第一印象，他是一个谦恭儒雅的知识分子，这是很有点出乎我意外的。我们最初商定先看南京方面的行动，再决定上海起义的时间。不料后来南京方向的第九镇退出城外，一时要拿下南京显然很难，而汉阳方面的形势也让人担忧。九月十一日夜，陈英士改议上海先发动起义，然后江苏、杭州起而响应。当时吴怀疚不赞成这样做，而在座的钮惕生、叶惠钧都同意陈英士的主意，上海先行动起来。最后当然是少数服从多数。钮惕生随后即赴松江，号召响应。十二日夜，一些负责人在城里的自治公所集中，商定第二天起义。与此同时，我还与警察长穆杼斋商量如何保卫地方平安的相关事宜。接着又商请全体商团及救火联合会会员共同守卫城厢内外一些重要的地方。协助警察一起维护好地方秩序。

    李平书在这里写了他在贞吉里寓所初次见到陈其美后留下的第一印象：“乃一恂恂儒者”。此时的李平书显然只看到了陈其美儒雅的一面，还没有领略到他身上好逞能甚至强蛮的秉性。

    关于攻克江南制造局的过程，前文提到的上海清真商团负责人之一伍特公的叙述，在细节上显然又提供了另一个版本。他倒是讲到了身为江南制造局提调的李平书不希望出现流血的场面，想说服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不要再将江南制造局的武器弹药继续运往南京。但是张楚宝没有听从李平书的规劝。李继续想说服张，说如今人心都在思汉，江南制造局区区一弹丸之地，怎么可能抵挡住革命的大势呢，你眼下也应该为自己的出路想一想了。但张对此仍然置若罔闻。

    至此，李平书寄希望于张楚宝“献厂归诚，以免流血”的理想一幕终于没能出现，眼见必须依靠武力强取制造局已势所难免，李平书一定会发出沉重的喟叹。

    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伍特公写道：

    制造局因系军事要地，驻有炮队营及巡警兵等，防卫甚严。故欲光复上海，非先攻克该局不为功。至于沪城，则早经与各方接洽，已不成问题。十三日上午十一时，闸北巡警臂绕白布，先行发动。至是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制造局闻讯，戒备益严，即于江滨列排炮六尊，要口设水机关枪，更于大门设小钢炮。下午三时，陈公英士率敢死队二百余人，向商团公会假(借)得步枪四十枝、子弹若干发，由南市出发，往袭制造局。过沪军营时，双方健儿各举手加额为礼，盖豫(预)经商团团员与该营营长商妥者也。未几，进至局前，乘局启门放工之际，一拥而入，局中驻兵先放空枪一排，敢死队睹状，益前进，掷炸弹。于是驻兵乃实弹以应，前驱者死一伤二，居后者欲退。陈公大呼，挥之进，并出炸弹二，授左右，为巡勇所见，乃趋前执之。陈公时猛慷慨向众演说：彼此均系同胞，幸勿伤犯。众不之顾。

    当李平书在南市毛家弄商团公会会所召开紧急会议时，就有人担心，商团人数虽多，可是由于训练不够，枪械有限，更从未临阵，恐难与清军对阵。加上清军在制造局层层设防，靠我们这些民军，能攻下吗?此时，座中王一亭说出了斩钉截铁的话：形势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今天前进或许会死，但退缩必定更是等死，与其引颈待戮，则不如起而为国献身。再说一旦起义成功，则于民于国不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吗!

    李平书虽有犹豫，却不是为他自己，而是觉得这次行动的成败，关系到几千名商团团员的生命，而且还不能保证所有的团员都甘愿勇往直前，慷慨付诸行动。大家显然也看出了李平书的心思，于是就见众多团员群起大声表态，如果你们再不发动上海起义，我们今天情愿先把自己的血流在这里，否则誓不离去!

    听着如此掷地有声的言语表白，面对如此情绪激奋的热血脸庞，李平书终于不再犹豫。上海商团进攻江南制造局的动议终于获得通过。并决定由商团总司令朱少沂任总指挥。这时，李平书说，商团此次举义“唯非会长签发命令，无权调遣”。

    一旁王一亭当即拿过一支毛笔，蘸上墨，略一思索，很快写下“攻击令”，然后请李平书署名。李毫不犹豫地拿起笔，一挥而就，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集中有商团团员六七百人，组成两队，决定一攻江南制造局正门；一攻后门。一切布置定当后，队伍于夜里十一点出发。临出发前，由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三人率领大家挥泪誓师，一再相互勉励。全体团员也都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奋勇迈进，没有人畏葸不前。甚至有很多团员为免使家人担忧，都没有把自己今天的行动告诉家人。这样的出发，见出了悲壮；这样的决心，凸显了勇毅。这就是当年上海商团留在辛亥年上海历史上义无反顾的身影。

    攻下江南制造局后，库房里的大量武器顿时为民军所用，武装了商团队伍。尤其是那些崭新的步枪，本来正打算被运到南京、汉口去武装清兵，现在上海商团团员“人各取得一柄，复出枪弹，商团分得数箱”。

    革命难免流血，攻占江南制造局同样付出了代价。但李平书等人做了制造局内部人员的工作，有了内部接应，伤亡就减到了最少。

    （摘自《上海，风云1911》，学林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