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作者就“五四”时期人们对于“科学”、“民主”、“白话文”的理解，给予了剖析，当时是针对反传统需要而言，它与科学与民主本身的含义还有距离……，所以启蒙运动在今天看来也还有着深刻的意义。
在讨论新知识分子会接受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之前，我们先考察一下他们在抛弃儒家伦理后会接受什么样的新价值。通常，受批判的旧价值和被接受的新价值之间，不一定有逻辑关联。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却有这样一种机制：新知识分子对传统绅士文化和角色之反叛，以及突破伦理中心主义之过程，导致强烈社会逆反心理。人们在认定传统文化要对中国的贫穷落后负责，从而全面否定它的同时，也逻辑地肯定与其相反的价值。这种机制可称为价值逆反。价值逆反有助于理解为什么科学、民主、白话文会迅速兴起，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文化，一直把伦理道德视为优于知识，因而对知识的尊重和纯粹求知热情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受压抑，基于知识论的大胆怀疑和批判伦理的超越意识也难以发展。现在，新知识分子实现了伦理中心主义的突破，根据价值逆反逻辑，从伦理优先转化为知识优先，中国文化因而被推到一个新起点上：科学的价值被凸显出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面旗帜。在伦理中心主义没有突破之前，洋务派知识分子重视科学，那不过是“制器之理”。甲午战争后，科学在哲学观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它最多也只是社会进化的“道”。而到五四时代，由于伦理中心主义突破带来的价值逆反的推动，科学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建立人生观的基础”。
那么，对传统伦理秩序的逆反，又会指向哪些新价值呢?首先，儒家伦理规定了绅士的社会身份是伦常关系中的尊者长辈，是家长、族长，是地方组织的天然领袖，处于支配、教育他人的尊崇等级。对这种尊卑关系的逆反，自然意味着应消除等级尊卑的约束，它恰好指向“平等”!虽然，儒家文化不像其他许多文化那样以血统、种族、出身等先天的因素来规定人的尊卑等级，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不平等的伦常关系中，于是，儿子服从父亲，妻子服从丈夫，臣子服从君王，成为天经地义。对这种尊卑分明的伦常等级秩序的反叛，意味着将人从伦理关系所规定的等级结构中解放出来。陈独秀就十分明确地揭示出纲常名教的对立面是平等，他说：“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于是，对“平等”价值的追求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上凸显出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传统绅士身份认同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都是文化精英分子。文化精英身份的获得，不是靠伦常关系，而是靠从小饱读诗书，靠道德修养而得来。虽然儒家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实际上却要通过科举制度来确定绅士阶层的文化精英身份，也只有君子才能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这是儒家伦理中心主义中的精英主义特点。绅士阶层则代表文化知识和道德风范高水准的精英团体，这种身份使他们拥有政治参与的特权。只有他们才能入朝做官，或充当地方自治的管理者。对绅士精英身份的反叛，就意味着平民主义的伸张，它推崇与精英的政治特权相对立的大众参与。由此，对“平等”、“平民主义”和“大众参与”价值的追求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民主”。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当时在中国出现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政治中的民主观念有极大差别。在中国，“民主”是反对专制(即主张大众参与)、争取人权(即追求平等)的工具：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主张男女平等都可以被视为“民主”；更多的人则视“民主”为“人民当家做主”。因此，五四时期的“民主”，其实是一种“唯民主义”。
传统绅士阶层文化认同的第三个标志——也是最符号化的标志——是文言文。文言文不仅是儒家经典的符号，也是绅士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象征。因此，对传统绅士文化的叛逆，最终一定会抛弃这种符号。既然新文化运动的本质是新知识分子抛弃旧意识形态，并且确立自己文化领导地位的运动，那么就一定要寻找一种既能代表自己，又与传统文人不同的文化符号。这种符号最恰当的自然是白话文。
白话文的兴起是与对科学、民主和反对精英主义等多重价值的追求密切相关的。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提出文学革命有两个十分鲜明的出发点：一个是科学进步观，他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而建立起“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另一个出发点是与“为少数文人之私产”的精英主义相决裂，他指出维护文言的做法，无非是想“将社会分成两个等级：一边，是‘我们’这些绅士；另一边，就是‘他们’那些普通百姓”。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更把白话文当作铲除文化暴政的工具。他认为，为了使中国变为20世纪的文明之国，“先决条件就是毁灭作为儒家道德和道教迷信之根源的古代文言”。而陈独秀则干脆把白话文视为“反对一切不平等的阶级特权”的“文学的德谟克拉西”。
在提倡白话文之前，《新青年》的销量仅一千多本，“文学革命”大旗一举，杂志发行量猛增十倍，达一万余本，新文化运动由此推向高潮，震惊全国知识界。
必须指出，科学、民主被推崇和白话文的流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它们本身并不是独断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文化建设。推动它们迅速普及的价值逆反机制也功不可没。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对外开放出现思想大解放时，价值逆反逻辑往往发挥了弃旧图新的巨大威力。因为它诉诸人们很容易理解的方式，使民族文化中长期被忽略和压抑的文化要素受到重视，外来文化受到热烈欢迎，新文化的创造获得了丰富资源。直到今天，科学、民主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价值。但价值逆反的逻辑使人们很容易采取中西对立的方式看问题，从而对西方文化和科学、民主的价值没有真正理解。陈独秀说，中西文化的“根本性质极端相反”，说相反尚嫌不足，还要加上“极端”二字；汪叔潜更将新旧的含义直接指称为：“所谓新者无他，即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也有这种简单化倾向，人们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把与其相反的新价值自然而然地投射到对科学、民主的理解中。这就使得真正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意识至今在中国尚未形成和普及。
由价值逆反机制推动的新文化创造一定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旧意识形态尚未抛弃之时，价值逆反逻辑使各种新观念得到普及，在破除旧观念上大显神威，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启蒙。当旧意识形态被抛弃后，价值逆反所造成的对新观念新价值的误解便日益明显，它们被融入新意识形态，而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也随之中断了。
（摘自《开放中的变迁》，法律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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