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历史

    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与史学理论的建设

    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对哲学感兴趣，觉得没有哲学的深度就不能达到深入的理解。当然你也可以对历史问题做纯技术的考证工作，但那个不等于理解历史。我是这么看的，比如你费了很大工夫作考证，考证出曹雪芹哪年死，当然也不是没有价值，但考证出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你理解了历史，那与理解历史不是一回事。总是要有点思想的深度才能理解历史。就好像我们理解一个人，我可以从表面上了解，了解得非常详细，比如医生对一个病人的了解，对病人体温的记录、血压的记录详细极了，甚至比病人自己还清楚，可是毕竟不能说他真正理解了这个“人”，那只是资料性的工作、档案的工作。我觉得不要说理解别人，就是理解自己也不容易，真是很不容易。我就有这个感受，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是不容易正确的。

    我们的历史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可以有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但最重要的还是人们应该研究思想史和心灵史。我觉得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这个层次上的理解才是最根本的。“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谈得到真正的理解。

    我做学生的时候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中国，全世界都动荡，就想从中寻找出一点人类历史文化深层的东西，为什么有的文明发达了?有的文明衰落了?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其实关心也没有用，不过那时候年轻不懂事，觉得就应该关心这个)，就对历史感兴趣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段时期我们搞历史研究有一个非常明白确切的理论模式摆在那里，你的任务就是去填充这个模式，你所有的工作就是充实这个模式，但是对理论本身你不用去考虑，因为那是现成的。不去考虑理论本身，我想有点不太应该。理论和事实是互相结合的，不能说理论就永远不动，只凭你的实践去填充它就行了。“文革”以后，恢复到“双百方针”上，有了些学术研究的条件，气氛也比较宽松了，我那时候年纪也大了，又回过头重新思考历史哲学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走批判的历史哲学这条路，而要先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即不先经过一番批判的洗礼，那么这个体系就是一个空架子。所以先要做批判的工作，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做知识论的工作，搞清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怎么能够认识它，再问认识到了什么。传统的形而上学第一个命题即论证上帝的存在，中世纪的神学论证也是振振有词的，但实际上这超出了人的认识能力。这只是一个人的信仰问题，你信仰它就存在，不信仰它就不存在，你不能用实践来证明它。因此，第一步应该是做分析的、批判的工作。

    历史的两重性与历史学的两重性

    19世纪末西方哲学上有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都流行了一阵，但是新康德主义的命运有点坎坷。第二国际提出一个口号：回到康德。可是由于第二国际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列宁搞第三国际之后批判了它，这有点殃及池鱼，弄得新康德主义在中国没有很好地介绍，而它对西方的影响太大了。近代科学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19世纪时人们就都向科学看齐。伯里曾经说过：“历史学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历史学成为一门实证的科学。但自然物是死的，而人是活的。记得我们下乡去搞“四清”，找个村干部来说：“你老实交代吧，你偷了多少斤粮食?”他一看那架势，知道不承认是不行的。好!说偷了500斤。“500斤?老实告诉你，我们掌握你的材料，你好好交代!”他一看500斤也是过不了关的，涨成1000斤。“1000斤?你回去好好想!”明天你再叫他来，他还会涨，要他说多少他就说多少。但这个土地却不听你的，亩产多少斤它不会给你凑这个数。

    我们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那就并不是非如此不可；如果是非如此不可，就谈不到人的创造了。我们对物质世界可以认为有那种必然，当然现在也有的人认为连物质也没有那种必然，不过我们还是按传统说法可以这么认为。人类历史如果有规律也不会是那种意义上的必然规律，否则还要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干什么?假如胜利是必然的，还要你争取什么?人是活的，不能把物质的那种必然性加到人的历史上。比如刘少奇在“文革”的时候是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但平反后定性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那时是最理想的接班人，载入党章的，现在是叛国贼。人的历史毕竟是自由人的自由的创造。当然一方面，它也要服从自然界的规律，但有些却不是必然的，所以它有两重性。不能简单把历史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我们或许可以把历史学叫历史学科，即它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

    那么历史学的两重性之间有没有联系呢?有联系的，它们总是互相影响，共同存在的。

    精神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不能说思想非如此不可。“文革”期间曾提出在思想领域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专政，这个提法我觉得是不能成立的。我理解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指政治意义上的。政治上可以专政，思想上怎么专政?你能禁止人思想吗?我们中国过去八股文做好了你就可以升官发财，所以反而越是讲仁义道德的越是能升官发财。有些人做了领导，他为什么能做领导呢?我想跟他思想转得快有关系。在“文革”当中，有人上台批判那些“牛鬼蛇神”：“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他是保卫江青的；后来“四人帮”一垮台，他又马上第一个出来批江青。你到底是敬爱江青呢，还是反对江青?但是他转得快，恰好他这样就做了领导。越能够讲怎么全心全意为人民，越能够全心全意为自己。正好像在旧时代你不讲仁义道德就做不了官。思想是活的。这与自然科学的必然规律是不同的。

    对科学的广义理解，西方在18世纪有一个思潮，那是非常有影响的理性主义思潮。但结果这个理性主义把非理性的东西都否定了。我觉得真正的理性主义应该很好地承认非理性的东西。不可能我们做每一件事都是理性的，不承认非理性的地位反而是不科学不理性。所谓非科学非理性并不就是反科学反理性。

    我不是说历史没有规律，而是说这个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规律是不同的。历史学如果是科学的话，也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

    西方史学的引入与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时代，不能光听原告的，也要听被告的。一方面我们知道那个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也要知道反对革命的理论。我觉得两边都需要听。

    我们应该吸取百家之长。特别是一个理论可以流传几百年，必然有它值得重视的成分。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主张“破四旧”，但都砸烂了几千年积累的文化，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会倒退到原始人。其实当时也没有真正彻底砸烂，民房他们砸烂了，天安门就不砸，天安门是封建皇权的象征为什么不砸?所以，彻底砸烂是说不通的。比如语言文字也是过去遗留的，彻底砸烂了，我们怎么活呀!这些东西都是长期的文化积累，这你没法砸烂。

    我在生活上偏食，很多东西都不吃，这没有道理，其实一个人杂食最好，人体需要吸收各种营养。杜甫的诗说得好，“转益多师是吾师”，各种营养都应该吸收一些。过去看问题太简单，其实精华和糟粕不是截然对立的，要看你怎么看，看你怎么吸收。例如原子能，可以危害人类也可以造福人类，全看你怎么用。过去我们对糟粕、精华理解得太肤浅，太机械了。我们过去是这样的，凡是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的东西可以译，凡是马克思以后的西方的东西一律都是内部发行。马克思以后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我想也有些东西是有用的。比如说波普尔，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书里面有些内容我不赞成，我写了评论文章。可有些内容是有道理的，而当时我写评论时就没有写。我觉得他有一个论点值得我们考虑：他说你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但是如果别人认为不好的话，你就认为是他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并不是你的制度不好。所以这个问题就倒过来了，你究竟优越不优越，不是大家认为你优越不优越，而是如果他不认为你优越，他就有问题，这就等于先天地承认你就非优越不可。“文革”的时候就是这样，谁不赞成，谁就是敌人，问题就颠倒了。本来是要证明我这个是最好的，现在成了谁不拥护我谁就不是好东西，结果就只能是大家“拥护”，这个“拥护”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这种思路连我们过去的某些领导人都有，曾经有领导人对我们社科院的工作人员讲：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几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个提法很有问题。这个优越性不是我们论证出来的，而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的，你拿出事实来我们就论证，你拿不出来我们怎么论证?比如说全世界都吃不饱，而我们却吃得好、吃得饱，那我们可以给你论证。过去的做法等于给你事先假定了一个前提，科学或学术应该是研究的结果，不能事先有一个结论。又好比一个运动员，他要你来论证我必然跑第一，拿金牌，那你得自己去跑，不是我论证出来的。我觉得波普尔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考虑。其实没有一种绝对唯一的方法，路数可以不同。

    但我没有摸索出一条我该走的道路，我们是报废的一代。我也没有了解西方历史哲学。我觉得要对西方哲学了解的话，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懂自然科学，可是我不懂自然科学。过去我向单位领导建议过，进人的时候进这么几个人：搞自然科学的，能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中国思想史；还有搞现代哲学的。招这两种人很重要，比如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缺点就是没有自然科学的思想。

    （摘自《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