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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1年07月01日 星期五

    追忆双亲:沈容 李普

    李亢美 《 书摘 》( 2011年07月01日)

        20世纪中叶以后的几十年,对于国人来说,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丁东编辑的《追忆双亲》,就是侧重于展示坎坷的不同的亲情。父母与子女之间,有温馨的交流,也有激烈的冲突,或源自代际的沟壑,或出于人性的异化。有的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放在人性的显微镜下审视,如邢小群回忆父亲邢野的《我的父亲》,李南央回忆母亲的《她终于解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有的则既有反思又有温情,如北岛回忆父亲赵济年的《父亲》;而我们选摘的这篇文章是礼赞父母的恩情,怀念父母的美德。

        母亲

        母亲走了。

        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走了。

        “你的‘生日’是母亲的‘受难之日’”。人们都这么说。

        可我的生日不是。妈妈每次说到生我,脸上就露出笑容:“生你一点没受罪。”

        那年妈妈二十八岁。夜里羊水破了,父亲就送她到医院,医生一检查说:“为什么现在才来?马上就要生了。”准备回家的父亲只得留下了。刚上产床,我就急急忙忙出来了。妈妈的肚子还没来得及疼。    

        我生出来的时候两边的眉毛都是卷的,妈妈用手摸了几次也不直。过了两天护士抱婴儿来喂奶,妈妈发现怀里的婴儿眉毛直了。怎么这么快就直了呢?她觉得不对。于是请护士找找,是不是有个卷眉的女婴。果然有一个。护士把我送还给了妈妈。可能是护士给婴儿洗澡的时候,把手上写着母亲名字的条子给弄错了。

        我究竟是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小时候怀疑过。不过从没认真。

        我生下来两个月就送进了幼儿园,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年托”,一托就托了三年。三岁的时候接回家,分不清叫谁爸爸,叫谁妈妈,不管叫谁都是“爸爸妈妈”。

        在我日常生活中很少有妈妈的影子,她很忙。是奶奶代替了我这段生活中母亲的角色。我曾羡慕过周围的小朋友,因为他们的妈妈见得到摸得着。而我妈妈总离我那么远。直到那年妈妈得了子宫瘤,开刀住院。

        妈妈身体很好,突然住院,对我是个不小的震动。手术的第二天,我放了学就直奔医院。一见到妈妈,我就哭了。她完全变了个人,又黄又瘦,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你怎么上来的?”见到我,妈妈惊喜交加。

        我抽泣着,哽咽得话怎么也说不清楚了。

        妈妈流泪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妈妈掉眼泪。

        母亲在她的文章《我这个妈妈》中写道:“孩子也从来不提要买什么新衣服……”应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我和姐姐从来没有因为生活上的事向父母提过要求,想都没想过。而妈妈自己穿衣就是马里马虎的。她结婚照片上穿的衣服就少了个扣子,用别针别着的。平常不是丢了扣子,就是什么地方开线了,她总有办法对付,却又不减她那聪慧秀雅的气质。

        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父亲因为特嫌和陶铸“黑秀才”的问题被批斗、隔离审查,接着母亲又被珠影拉去批斗,我和姐姐成了“黑帮子女”。中南局院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看到别的孩子给父母贴大字报,我也给妈妈贴了一张。内容不外乎是妈妈穿高跟鞋,烫头发,是资产阶级大小姐。尽管我那篇大字报起不了任何作用。可没几天,我就后悔了,觉得对不起妈妈。可是她从没提过这事。尽管我们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可不得不承认,在我的记忆里这一道划得很深。

        1968年我和姐姐都到海南去劳动,她在岛的东边,我在西边。爸爸被关押,妈妈在广州被看管。1970年年初我收到妈妈的信,说军管会通知她要离开广州。我急忙请了假,准备在她走之前见个面。下了船我直奔中南局军管会留守处,打听母亲的住处。他们说:“你妈昨天被送走了。”

        “昨天?送她到哪儿了?”我觉得他们有意把妈妈提前带走了。

        “这怎么可以告诉你呢?”说完,给了我一小桶茶叶:“拿走吧,这是你妈给你留的。”    

        我什么也不再问了。妈妈那时候是被审查对象,我知道找不到她了。

        离开留守处,只有手里的那桶茶叶,像一丝金线,连接着我和妈妈,珍贵又微弱。妈妈一定是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因为她知道我不喝茶。

        与我们这代人比,母亲那代人是不幸的。战争,运动,文革,没完没了。然而母亲在饱经磨难的经历中,对自己曾做过什么,担任过什么角色,起到过什么作用,从来都淡然置之。    

        大概是1971年,我当时正在海南兵团劳动,广州军医大学招生,团里推荐了我,但是因为政审不合格给刷下来了(父母当时都属被审查对象)。接待兵团去政审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说你妈妈和国民党有关系,可是大错特错。我翻阅她的档案才知道,国民党接管沦陷区的时候,她把父亲(我外祖父当时是上海市政府人事处处长,在钱大钧手下工作)的秘密文件拍下来送到延安,她是个英雄啊。”这种电影里才能看到的事,居然发生在妈妈身上。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太值得“炫耀”的事了,哪怕说出来让多一些人知道,至少能使她少受些“罪”呀。可我们却从来没听她说过。我相信母亲还有许多故事是我们不知道的。

        有朋友说,母亲的经历有种传奇色彩。她晚年却多次说自己这辈子白过了,没做成什么事。我想她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原因也许很多。现实和理想的距离,付出与结果的反差,实在是难以坦然接受。但是对母亲来说,还有一个原因,她心中从不记录“功利”。

        母亲说一个女人重要的是嫁个好男人。因为她嫁了个好男人,我父亲。

        母亲一生只爱过一个男人,我的父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父亲的位置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即使在她病重,在我和她都日夜期盼着相见的这一天,这个“第一的位置”依然如故。    

        2004年11月我回北京,那时她在医院已经住了两个多月。

        离开洛杉矶前我就告诉她,到了北京先去医院再回家。我太想她了。再说,她重病在身。可她说“不行”。

        我说:“妈妈,我就在医院待十分钟,然后再回家还不行吗?”

        “不行。”她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

        “你先回家,看看爸爸,他也很想你呀。听妈妈的话,这样爸爸心里会高兴得多。” 

        她把父亲抬出来了,我只好同意。

        在大是大非,价值取向上,父母的态度总是一致,甚至他们俩的字都如出一人之手。不要说外人,就是他们自己有时候也难以分辨。父亲说当年和母亲在刘(伯承)邓(小平)部队当随军记者的时候,递上去的稿子如果没有署名,编辑就总得问问,是李普写的还是沈容写的。我刚到美国的那几年,来往信件基本是一个星期一封。虽然从内容上基本能分辨出是谁写的,但是他们总会注上“上面是妈妈写的”,或者是“下面是爸爸写的”。

        究其是谁学谁的字呢?我问过,他们都说不知道。

        然而,父母之间有差异,有距离。刚强和柔韧,严谨和洒脱,理论和感性,正是这些距离,使他们始终互相欣赏对方,尊重对方。而由此形成的互相信任、和谐默契,让我和姐姐都羡慕不已。

        父母从1982年开始相继离休,形影不离地度过了二十多年。从表面看,父亲更多地介入一些社会活动,母亲总是低调相随,从不张扬,不多插话,甚至穿着上也格外注意不突出自己。父亲笔耕不辍,母亲只在后几年才开始写了些文章。但她从不是软弱地依附,而是用她的敏锐和聪慧理解父亲,同时纠正父亲的偏颇。

        有一次我回家探亲,正赶上父亲的一篇文章完稿,很是得意。母亲看完递给我说:“看看你爸爸这篇文章。好是好,但不能这么写,得换个角度。”

        “那你就告诉他吧。”我说。

        “不行,今天不能说。你看他现在兴致多高,洋洋得意,今天说会打击他的情绪。明天说。”母亲悄悄地告诉我。

        真是等到了第二天。母亲说:“你那篇文章的确写得不错,如果这样改一下……,读起来的感觉会更好。”

        “有道理,有道理。”父亲边听边点头。

        母亲始终是父亲文章的第一读者和“终审”。

        父亲常开玩笑说:“没有你妈妈点头,我的文章是出不了门的。”

        父亲是个急脾气,一生气说出来的话都是硬梆梆的。母亲个性很强,说话直,生起气来半天下不去。他们之间的磕碰吵架往往不是一会儿能过得去,但是他们从不为钱吵,从不为物吵。有一次她和父亲因为件小事闹别扭。我跟她开玩笑:“妈,你要心里不舒服就跟我到洛杉矶去吧。”

        “那哪儿行啊?你爸爸怎么办?谁管他呀?”

        生再大的气,也挪不动她心里对父亲的那份牵挂。

        在无法选择生在哪个年代、长在哪种制度的环境下,母亲能做出选择、能支配自己的,是做个什么样的人。她选择了真实和正直,无论是对己还是对人。她有过困惑,尤其是晚年对历史的反思。她经历过“能活过来真不容易”的绝境,她面对过事业和官场都春风得意时的诱惑,然而这些都没能改变她做人的理念。

        母亲在她的《东柏坡与西柏坡》中写到1948年整风运动时,李慎之夫妇对她的批判。这曾引起一些对李慎之非常尊重的人的反感,甚至说母亲太计较。其实看看她的文章《一张照片引出的大案》就知道了,文革人家来抄家,面对那些汗流浃背一无所获的年轻人,她写道:“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有点同情”。审查,批斗,游街,整她的人多了,可她怨过谁吗?    

        母亲是个有大家风度的女人,内有灵性外有弹性。在对李慎之伯伯的问题上,她和父亲是有差异的。父亲看重他的才华,母亲更看重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支持父亲主编《怀念李慎之》文集,珍惜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先驱者。她理解父亲对智者,对才子的珍爱,支持父亲和李慎之成为好朋友,常来常往。但是她不欺骗自己,她恪守真实。

        母亲曾多次和我谈到过1948年整风的事及她对李慎之的看法。在政治的高压之下,为保住性命,避免挨整,说些违心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将自己说的话套在别人的头上,以此来保全自己,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在文章中提到的那位石风女士下场更惨。这也是为什么她要讲出这段历史的一个原因。她认为无论是谁,思想家也好,先驱者也好,首先应该正直、真实。这也恰恰是她做人的准则,是她所不能违背的。

        母亲嘱咐身后“不写生平”。

        她十六岁入党,在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邓小平、廖承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经历过许多历史的重要事件和转折。半个多世纪的生涯,足可以罗列出个长长的单子,做过什么事,任过什么职,当过什么官,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然而这些只能说明她走过了什么样的路,却不能说明她的人生,她这个人。对母亲来说,她衡量自己一生的成败,不是她在社会上曾占据什么位置,和哪些人在一起,做过哪些事,而是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深深地为母亲感到骄傲,她活出了自己的特色,坚守了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她的人生是成功的。

        老爷子的再婚

        父亲的再婚曾引起一些亲朋好友的非议,也许直至今日,我是自始至终都坚决支持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爱他。

        父亲八十六岁那年失去了相濡以沫六十六年的妻子,我的母亲。至今我也无法完全体会到他是怎样度过那些日子的。

        母亲走后,我请了两个月的假在家陪他。有一天我们俩到公园散步,父亲对我说:“我想续弦。”当时我的心像是被重重地锤了一下,我知道爸爸不是在和我商量,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是他的决定。我必须尊重他的权利,尊重他对生活的选择。

        “爸爸,我支持你。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过。想怎么过,就怎么过。”这番话一说出来,我觉得自己的心也踏实了,爱一个人,首先要尊重他。

        为什么父亲那么急着要找个伴呢?我一直在寻找答案。当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对母亲的感情,对母亲的思念。那些夜晚,我和爸爸常依偎地坐在一起,思念着同一个人,回忆有她在的日子,感叹没有她在的未来。如今想起那些个夜晚,反而觉得很温暖,虽然伴着凄楚,但是我和爸爸的心从来没有这么紧地贴在一起。

        有一次,我问爸爸:“你要再找个老伴是不是因为对今后生活的担忧?”

        “是恐惧。”爸爸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你妈妈要是还在的话,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啊。”

        这能算是我找到的答案吗?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个坚强、快乐的人,他从不需要别人的安慰。但是母亲走了,他的天塌了大半,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那根弦断了,这个打击让他措手不及。我第一次感到父亲的悲痛和无奈,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相伴六十六载,此别何其匆匆,应恨不曾教我,如何度此余生。”

        他应该算得上是个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人,但具体到过日子上他不独立,甚至拒绝“独立”。如果这算是他的弱点,那就算上一条吧,人不都得有缺点吗? 

        我觉得爱是一种思念,一份牵挂,一份付出,是你的知己,只要心里有就有,不一定非得形式上的拥有。我佩服父亲,他八十六岁还能坚实地迈出自己的步子,安排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意志过日子,了不起。

        父亲最终和我姑姑的同学谢恒阿姨在一起了,是父亲主动找的她。谢阿姨那年八十二岁,从前在外交部工作,说一口流利的英文。她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不会干家务,什么也不会,但是她心宽,什么事在她眼里都很简单。

        我们家的每一间房间都有母亲的照片,谢阿姨从来没有计较过。每天晚上只要父亲起夜,她都要跟着起来,担心他摔,担心尿壶满了。单这一条,我就得给她鞠个躬。

        他们非常和谐地生活了四年。

        2007年我回家探亲的时候,第一次见到谢阿姨。和以前回到家的感觉不同,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不熟悉的人,很不习惯。不知道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有一天中午,爸爸睡午觉醒了,看见我坐在旁边看书,他小声地对我说:“把我的帽子和拐棍拿来,我带你去喝咖啡,轻点儿,别让他们发现,就咱们俩。”

        像是两个调皮的孩子,我们悄悄地溜出了家,到了附近的咖啡厅。刚一坐下,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只有我和爸爸,哪怕什么也不说,我就已经被他的理解、他的爱紧紧地包住了。

        我的思绪是复杂的,混乱的,不像水哪儿低往哪流,不像火点了才能着。我没有逻辑,没有主次,我矛盾,自私。我觉得幸运,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好人;我觉得委屈,爸爸的一部分属于那个跟我没关系的人。我渴望找到以前回家的感觉,可是我不能再看到爸爸生活中没有个“女主人”,不忍心再看到他天天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没有人和他说话,没有人给他递水。

        我不纠正自己,任思绪乱奔,任眼泪狂淌。

        以前爸爸肯定会批评我,他不喜欢我哭。可是那天他没有。

        我们聊了很多很多,从他的新生活到过去和母亲的日子,一直聊到天黑。爸爸的脑子非常清醒,他真是个智者。

        他不是在找一个我母亲那样的人,他说:“谁也代替不了你妈妈在我心里的位置,没有人。” 

        他说:“谢阿姨对我很好,她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

        这些年,我每年回北京两次,有时候三次。爸爸每次都会悄悄告诉我:“她(谢阿姨)对我很好。”

        父亲看清了自己,看清了他人,他给自己找到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和父亲最后的日子

        接到姐姐的电话,我知道应该即刻赶回北京,那是10月21日的晚上。

        请假,办签证,买机票。我能赶得上吗?万一有什么意外,赶不上,我会遗憾吗?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没有遗憾,没有。”我不断地对自己说。

        我们珍惜每一次相聚,每一次通话,每一次视频,每一次拥抱,甚至每一次离别。

        该对我说的话,爸爸应该都说过了。

        这些年我早已习惯与爸爸分享我所有的感悟,每每有什么想法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就是他。他能感受我所说的,或者我想说却说不清的。我们交流的是心,是爱。我看过的每一本书,都告诉过他,甚至眉飞色舞地给他讲书里的故事,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听。我写的文章,他都看过。我经历过的有兴趣的事,见过的有意思的人,包括我的疑惑和烦恼无一不对他谈。

        我没有遗憾。

        到北京已是25 日的清晨。我回到家,放下行李,立即奔向医院。

        我什么也没说,冲到床前拥抱他,抚摸他,亲吻他的脸,他的额头。

        “我知道你这几天会回来的。”爸爸轻轻地对我说,接着他不断地亲我的脸。

        照顾了爸爸两年多的小马说:“爷爷一见到你就乐。”

        是的,爸爸笑了。

        我哭了,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陪伴了爸爸最后的两个星期,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因为我陪伴妈妈的时间也是她最后的两个星期。

        和爸爸的交流越来越少。只有一天他精神好些,还看了我写的一篇小文章。他最后告诉我的话是:“你要多写。” 

        有一天,我问姐姐:“如果爸爸清醒的话,会不会对咱们说:‘你们这两个笨蛋,为什么不让医生拔掉那些管子,让我少受点罪。’”

        “这像是爸爸的话。”姐姐说。

        他没有遗憾。该说的他都说了,该做的他都做了,该喊的他都喊出来了。

        在清理爸爸遗物的时候,我找到了他今年9月份最后一次写的毛笔字“真”。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他的“绝笔”,我将它裱了起来,盖上了他的章。

        这是爸爸留给我最珍贵的遗产,做一个真实的人,真实对己,真实对人。他就是这样做的。

        (摘自《追忆双亲》,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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