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清死到临头了，还在斤斤计较自己的级别。他对法警说：“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到现在为止，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现实社会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按官本位的方式看待一切。
官本位的等级制表现在方方面面。2009年4月，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宣布，停止使用“蒙OA”特权车牌号，消息一经发出，即引起网民热议。特殊车牌号码，往往成了权力的标识。不少省市的特殊车牌号都以“0”打头，“0”里面也分好多等次，也有“A”加“8”什么的。照理说，汽车牌照号码也就是一个便于管理的符号。事实却并不简单，它被赋予了许多人为因素，所谓吉样号码，现在你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超级豪华轿车，如果车牌是几个“8”，或一串“6”，一排“0”，那一定是有身份的，或者是大富翁。
一些领导同志谈起此事也很反感，可是不这样办还不行，常常会弄得你寸步难行，一些大院就是不让你进。你开了挂有特殊牌照的车，当然方便多了。红灯可不用停车，弯道可以不减速，什么实线、虚线、黄线、甚至双黄线，统统可以压过去，警察一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官本位真是无所不在，就是范了科，判了刑，入了狱，这套东西还在起作用。钱钟书在《围城》中语：“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国监狱的管理、生活环境水平差别是很大的，能上一个条件好一点的监狱也往往和你的原官位有关，不是谁都可以到秦城监狱、上海提篮桥监狱去服刑的。这也许是高级腐败官员的最后一个“特权”。就是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要看你的官位，不是谁都能享受“安乐死刑”注射的。官本位体制就像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的一生，从生开始，延续到生命终结。
1989年，提出教育产业化，巨量资金流入大学，而资金的层层分配基本上是用行政方式进行的，这样就更进一步巩固了教育的官本位体制。与此相适应，31所重点高校的行政级别由正厅上升为副部。一个大学的领导是副部级，出席活动排位就靠前，那很有面子，这当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与座位对应的是话语权与资源获得的优先权。如此，谁个不打破头去争呢。许多教师追求行政级别，因为获奖的等级与领头人行政级别是成正比的。在广东省政协2008年年底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谈到，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学术与官位严重倒挂的现象”，这自然使人不由得想起“学而优则仕”这句古语。人人争着想当个官，高校成了“官”天下。高校的校级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成员5人到13人，下属党政机构三十人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处级干部一百多名。有道是：“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
2009年“两会”期间，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有的学者认为现在办不到，理由是行政级别不仅象征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而且决定着大学对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动用能力。举个例子，当一座高架桥将在武汉大学侧门拔地而起时，激烈的博弈发生了，与校方数次沟通未果后，武汉市政府决定开工。但工程随即被武汉大学成功阻止，原因之一正在于武汉大学与武汉市同样位列副部级单位。
官本位，渗透在方方面面，说起来都是笑话。开会排座次那已经成了办公厅的精深专业。有时参会人员的身份很复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几套班子，这还好说，约定俗成了。可是有些群众团体组织，社会团体，各种行业协会，加上学者专家，离退老同志，济济一堂，要想通通摆平，让大家各居其位，往往弄得会务人员很头痛，因为每人一入会议室、会堂，一看桌签，就会有自己的心理位置，他通过自己的邻座来确认自己的位置是否合适，你给排错了，他会不舒服，甚至发脾气，那么这个会的质量就会打折扣。一个头脑清醒且灵活的会议主持人，必须学会弥补，他要想方设法给这位领导同志补足面子，他会在介绍领导和来宾时，专门为他多说两句。或者在会议的休息时间特意走过去握握手、聊一聊，对方或许也就释然了。
报纸、电视也一样，不管新闻价值怎么样，统统以官位高低排要目，谁在头版，谁排头条，谁用几号字，电视镜头给多少秒，都有一定之规，这倒让编辑省了很多劲。比如，一个省里的电视新闻，常委五分钟，委员三分钟，部门领导两分钟；比如，省报上常委五寸照片，委员三寸照片，部门领导二寸照片。你不慎搞错，那就惹大麻烦了，这些年媒体老总为此受到的批评还少吗，甚至还有丢掉乌纱帽的。
打开“老照片”，中共在井冈山时期，在延安时期，领导人照相，随便一站，并没有排座次一说。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瑞金成立时的照片，作为主席的毛泽东靠边站着，中间是邓发、朱德、任弼时等。在延安重要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政治局成员合影，照片是这样的，从左至右，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项英、刘少奇、陈云、周恩来，也是毛泽东站在最边上。从照片上看出大家就是随便一站，没有刻意摆姿势。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还是延续着老作风。1949年，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有一张合影，毛泽东、刘少奇在第一排两边坐着，中间是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周恩来、陈云都在后排边上站着。
现在就是一个县开会，一个基层单位组织一个活动，都得设计好领导同志如何排位置照相。为了防止搞错，还要在椅子上贴上名签。领导同志也很配合，有时在行进中，还特地停一下，让记者同志照相，人人伸个脑袋，就怕自己漏了，也要防止把别人脑袋挡了。就是这样，还是摆不平，主要领导同志偏了，谁的耳朵没露全。好在现在数码技术很方便，“周老虎”、“刘羚羊”以及网上真真假假的搞笑照片，做这样的事太简单了。
官本位搞得官场空气紧张，再大的官都弄得像小脚女人一样，生怕说错一句，迈错一步。陪领导视察，跟得太紧，抢了领导的镜头，离得太远，显得生疏，“紧跟”的度，把握起来颇有难度。话更不能说错。传说，某工程竣工，请一位领导同志剪彩，领导站主席台上，主持人本该宣布，请某领导下台剪彩，可是这位老兄紧张，念成了断句：请某领导下台，停了一会儿才念“剪彩”。这位领导这时恰逢快换届了，最敏感“下台”两字，这下捅到腰眼了，主持人，当然也是一位官员，由于一个停顿，真该下台了。
当年，我们党内下级与上级开开玩笑是很平常的事情。1948年“五一”前夕，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给中央最高层发了封电报，内容是：“今年五一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毛周两位接到电报哈哈大笑，根据当时的局势，把中央的方针用口号的形式公之于世，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由来。现在政治生活中缺少那种轻松的气氛了，你跟上级开廖公这样的玩笑，那是脑子进水了。
官本位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按官本位的方式看待一切。社会评价一个人的能力，成功与否，第一标准就是看当官了没有，当多大的官。“文化大革命”中，一部电影看几十遍，台词都能背。记得《南征北战》中有一个情节，一位大娘几年未见高营长了，以前他还是连长，当别人介绍说他已经是营长了，大娘高兴地说，噢，又进步了!生活中，我们自然把一个人升官了说成是进步了。这些东西，已深入我们的意识，至死不忘，有些人死了以后迟迟不能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原因就是死后骨灰的摆放位置确定不下来。不久前，在京郊一个墓地看到一位著名老一辈革命家的墓，我奇怪，怎么没进八宝山，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这位老革命的夫人不够进八宝山的级别。莎士比亚说：“死亡是一个均衡器，亚历山大与他的仆人并无两样。”那些一生以消灭阶级等级为己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死后却为等级制所暗算，恩爱夫妻要同穴长眠，只能另找地方了。
我们听听胡长清在被押赴刑场时，与法警的一段对话：
胡长清：“我可以载入史册了，到现在为止，我是建国以来被判死刑的最高级干部。”
法警：“不是还有五十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吗?”
胡长清纠正道：“他们当时是天津地委书记，比我低，我是副省级。”
法警接道：“那我们也可以载入史册了?”
胡点点头：“那也是吧。”
死到临头了，还在斤斤计较自己的级别。
（摘自《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腐败现象的文化批判》，中国方正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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