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建国的基本思想和详细经过，对了解我们国家的性质和民族统一的基本思想有很好的帮助。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是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主要包括新中国的国体、政体与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国体的看法，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提出了“联合战线”，但实际上是把政权交给国民党。1927年国共分裂后，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已背叛革命，“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因此应该建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自然不适用了。于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而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又提出新中国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要“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指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也在1949年3月时确定，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政府，毛泽东任总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内阁总理，从组织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1948年年底，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公开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的号召。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进一步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从而明确、公开地说明了新中国的国体问题。

    那么所要联合的对象是谁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在南方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与苏联制度类似的工农民主专政，资本家、地主等剥削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设想中国未来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召开国民大会；抗日战争结束前夕，中共中央倡议成立联合政府。在此期间，中共所要联合的对象显然主要是当权的国民党；与这个设想完全不同的是，1948年中共中央要建立的联合政府所要联合的对象恰恰是完全排除国民党的，而仅仅包括那些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节口号”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因为受到苏联的影响很深，所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号就是建立苏维埃，并在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但是，苏维埃是一外来词，很不容易被中国人理解，当时就有人误认为苏维埃是一个姓苏、名维埃的人的名字。并且，苏维埃实际上是工农民主专政，是排斥民族资产阶级的，而这与新民主主义论是矛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后来才批评过去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是“死搬外国名词”。

    这样，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提出了在今后组织“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构想。但为什么要在“代表大会”之前特别增加“人民”这一概念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是信仰阶级分析方法的，“人民”指那些革命的阶级或拥护革命的阶级。在当时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笼统地讲“国民”，就区分不清楚毛泽东常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占领的农村和城市中试行这种代表大会制度。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也提出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人民代表大会，再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政府。但是，到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即将结束。如果再照以前那样筹备建国，就显得跟不上形势了，而且当时也不可能实行普选。因此，中共中央经与到达东北的民主党派协商，决定由新政协直接产生共同纲领与中央人民政府，而省略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中间阶段。问题是，到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未来方可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与现行的人民代表会议究竟如何区分呢?对此，中共中央指出：“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

    随后，《共同纲领》以宪法的形式做出规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首先以邀请或聘请等办法召开各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条件成熟时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最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

    这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终于确定下来，并在1954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民族主义本是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或概念，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逐渐传入中国。那时国人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又受到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虽然认为东北属于中国[中共“二大”提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但按照民族自决原则，同时又主张“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此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一直宣传：民族自决、联邦制。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后来曾解释道：“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

    国共内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7年5月，内蒙古正式成立了民族自治政府。此时，虽然中共中央承认内蒙古自治政府属于中国，但并没有放弃联邦制。换言之，内蒙古自治政府还是联邦制框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而非后来统一的国家内部地方性的民族区域自治。

    从现存的档案材料看，最终放弃联邦制，实行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在《共同纲领》修改过程中，确切的时间是1949年9月初。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确定这一重大政治制度呢?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因为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的建议。李维汉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友，与周恩来等共同留法勤工俭学，抗战期间在陕北研究过西北民族问题。据李维汉后来回忆，新政协召开期间，毛泽东曾就民族自决权问题与是否实行联邦制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应实行联邦制，而必须实行单一制；同时在统一的国家内，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理由是：第一，自秦汉以来，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集中统一的国家，不实行苏联的联邦制，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第二，与苏联国情不同。苏联少数民族人口占50％，且居住比较集中，而当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只占6％，且大多居住分散；第三，苏联之所以实行联邦制，是因为苏联建国时，各民族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国家，只有实行联邦制才可能把这些民族联合起来，而中国各民族当时并不存在独立建国的问题。

    考虑到以上多种因素，以及当时外国以民族问题分化中国的图谋，中共中央采纳了李维汉的建议，并在《共同纲领》中规定如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

    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立的外交方针，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另起炉灶”，就是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新政权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换言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央政府并没有义务无条件地继承前政权，即国民政府与外国政府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在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及其影响之后，再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一边倒”则是在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下，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是新中国奉行的一条重要的外交方针，也是影响新中国国内政治、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一九四九年年底一九五〇年年初，毛泽东第一次出访的对象就是苏联，其间虽然经过一些曲折，但双方最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领导者的责任。

    总之，中共中央之所以要在外交上一边倒，一是因为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致性，即均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二是因为在当时国际冷战对峙的情况下，通过与苏联结盟，中国便拥有了可靠的盟友，取得了可贵的经济援助、政治援助、文化援助直到军事援助。

    （摘自《党史细节——中国共产党90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