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百年前，1911年（宣统三年）有两件大事，一是辛亥革命，二是清华正式建校（之前是清华学堂），这一年也诞生了很多被后人称之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其中就有本文的六位主人公，是以季羡林先生戏称自己是正宗的“满清遗少”，陈省身又别号“辛生”。他们不仅与清华同年诞生，而且在以后的人生中又与清华发生了或深或浅的联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六位主人公又面临新的选择，由此他们的人生也各不相同。
杨 绛：生日7月17日，1932年借读于清华，次年考上清华研究生。解放初在清华任教
季羡林：生日8月6日，在清华读大学
黄万里：生日8月20日，清华水利系教授
陈省身：生日10月28日，1930年南开毕业后到清华任助教，并读研究生
侯仁之：生日12月6日，旁听过清华的地理课，并在清华兼课
钱学森：生日12月11日，上海交大毕业，1934年考取清华“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但未在清华本校读书
侯仁之：一滴浪花跃入大海
1937年，侯仁之由顾颉刚教授的研究生，转至洪业教授名下。1938年，洪业安排他去英国深造，因为二次大战的阻隔，未能成行。1940年，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校任助教，为校长司徒雷登看中，任命他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副主席。
就在燕大这个民间组织的副主席任上，侯仁之利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为掩护，和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人密切配合，先后帮助三批爱国学生秘密离校，前往大后方和解放区。这是侯仁之生命中极光彩的一笔。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宣战，燕大被日军封杀。侯仁之为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度和孙以亮(即表演艺术家孙道临)关在一起。1942年，侯仁之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1946年8月，侯仁之赴英国留学。
侯仁之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倾向革命，追求进步，在英国读博期间，一直和中共党人保持联系。他担任副主席的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曹日昌，就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9月初，侯仁之学成返国，持的就是中共旅英党组织的介绍信。侯仁之到香港找新华社驻港机构接头，然后由他们安排乘船北上。
1949年9月27日，侯仁之几乎是踏着建国大典的鼓点返回北京。10月1日，侯仁之作为燕京大学的代表，出席了天安门广场的开国大典。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政治待遇，是新生的共和国对他的接纳和肯定。
建国初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著名的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等。具体到燕大，根据教会的特殊背景，则以“控诉美帝文化侵略，肃清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为主。人人洗心革面，个个脱胎换骨。紧接着，又展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别名曰“洗澡”。侯仁之在燕大，属于“可以信赖”的知识分子，率先在全校大会作示范性的检查，顺利过关。
侯仁之努力追求进步，表现有目共睹。也有不遂心的地方：他的入党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准。这事颇令人纳闷。近来，据知情者回忆，和一桩“社会关系”有关：初中一年级时，侯仁之与一位同学要好，那位同学后来被打成托派，组织上让侯仁之交代揭发，包括如何秘密联络、发展成员等等，侯仁之说不清楚，因此，就作为“疑点”保存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还有人旧事重提，企图从政治上把他击垮。后来闹明白了，那位同学的托派问题，本身就是莫须有，是屈打成招，侯仁之当然说不清楚。
季羡林：与时代同行
季羡林建国前，和共产党人毫无往来；对于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他基本上是被形势推着走。他与国民党也没有任何瓜葛。国民党之腐败、腐朽，早就使他彻底失望。因此，季羡林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新政权充满了向往。
季羡林起初有点不习惯，开会喊什么什么人“万岁”，居然张不开嘴，连脱去长袍大褂，换上中山装，也感到别扭。然而，形势比人强，陌生的，很快熟悉，不惯的，转眼自然。开会再呼“万岁”，音调之高亢，音质之饱满，感情之丰沛，不输于任何人。中山装穿上，就脱不下，直至终生。
季羡林的感情是真诚的，他急于跟上时代，跟上历史疾转的车轮。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说：当时，“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他说：“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是的，罪孽感种下了，终有一天要发芽，长成光怪陆离的树，结出酸甜苦辣的果。且看季羡林继续挖掘：“我当时时发奇想，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他向党总支书记贺剑城汇报，则幻想：“假设有特务向大饭厅扔炸弹，而我恰好在一侧，我一定奋不顾身地把炸弹捡起，再扔到没人的地方。”
他生平第一次经历这阵势，他没倒下，因为他已变成了基督教徒，怀着虔敬的“原罪”感，仿佛批判越激烈，他就越舒服。他犹如洗了一场土耳其蒸汽浴。当大会最后宣布，准予过关，他检查时没哭，也哭不出来，这时倒刷刷流下了泪，热泪。
杨绛：甘居卑微，绵里藏针
杨绛是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典型。
1938年，杨绛和钱锺书留学法国，当时国内正值抗战初起，北平、苏州俱已沦于敌手，杨绛他们若要不回来，有一千个理由，但他们毅然选择回国，用钱锺书的话说，就是：“每个人的遭遇，终究是和自己的同胞结连在一起的。”
说话就到了1949年，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一些和国民党有牵连的，或对共产党不信任的文化人，纷纷逃往海外。杨绛在《我们仨》中剖析自己当时的情感，她说：“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杨绛既然不走，就是打定主意为新政权服务。2004年，杨绛向一位来访者说及当时的活思想：“共产党来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因为我们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们也没有奢望，只想坐坐冷板凳。当时我们都年近半百了，就算是我们短命死了，就死在本国吧。”这一次，杨绛把年龄夸大了，1949年她才三十八，老钱也只有三十九。
1949年夏，杨绛和钱锺书抵达清华园，开始在新中国工作。
钱锺书担任教授，杨绛是兼任教授，因为按照清华旧规，夫妻不能同在一校任教授。兼任，就是按钟点计酬，钱很少。杨绛自称打“散工”。后来清华废了旧规，系主任请杨绛当专任，她却宁愿做“散工”。杨绛自觉未经改造，难以适应形势，是以借“散工”之名，行逃会之实。比方说，妇女会组织学习，杨绛不参加——她不是家庭妇女；教职员开学习会，杨绛不参加——她没有专职。从这事看出杨绛与政治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钱锺书的族弟钱伟长，也是清华副教务长，他责怪杨绛不学习政治，跟不上时代潮流，当着杨绛的面对费孝通说：“咱们来改造她!”费孝通知道杨绛不肯，连连摆手：“勿要!勿要!”
杨绛在清华教课，很长时间未去系里开会，有点心虚。听说思想改造时有人提出，杨季康怎么不来开会?杨绛心里想的是“因是‘兼任’，怕没资格”，既然点名要去，从此每会必到。
杨绛始终认为，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人需要改造自己，但必须自觉自愿。
黄万里：不谙政治，四处碰壁
与杨绛相比，黄万里就书生得多了。
1937年初，黄万里学成归国。那时，国内水利博士很少，仅有的几个，不是当官，就是进高校当教授。黄万里却去了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担任技正，长期在外从事测量和设计施工。这是他的务实。稍后，因为日寇大举侵犯，南京沦陷在即，黄万里去了大后方的四川水利局。抗战八年，他就在四川干了八年，积累了实干经验和人脉基础。1947年3月，黄万里转战甘肃，出任省水利局长。
1949年春夏之际，国共双方胜负已定，这时，黄万里完全可以随蒋介石撤走台湾——他当的是国民政府的官；岳父丁惟汾一家已经定居台北。黄万里也有理由选择不走——其父黄炎培，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已经从香港到了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筹建新中国大计；其兄黄竞武，1949年5月在上海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在这正反两面的理由之上，起决定作用的，当然还是他本人的政治态度。黄万里不是国民党员，对民国政府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良禽择木而栖”，他决定留下来为新政权服务。
1949年8月15日，黄万里应东北人民政府之聘，前去水利总局报到。黄万里不是一个人去的，除了合家老小，还带了在四川、甘肃的一批旧部，共有十七人之多。黄万里的心意是好的，东北刚刚解放，缺乏科技人才，他这是急政府之所急。谁知效果适得其反：他也不想想，你这不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么!所以接收部门把他的人马全部打散，分插到不同的单位，他自己也只捞到一个顾问的空衔。
黄万里到东北的目的，就是要大干一场。尤其是他的学识，他的经验，在东北水利总局，可以说是无人能敌，他怎么能看得惯外行指手画脚?!又怎么能听凭外行指手画脚?!
日子一久，矛盾就会产生。黄万里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教诲，就是要“喷出热血地”爱人，爱国家，爱社会。他不甘心无所事事，怎么办?想来想去，他想到还是去教书。黄万里与母校唐山交大联系，对方表示欢迎，于是，1950年6月，黄万里辞别东北到了唐山。
黄万里在唐山教了两年书，也经受了两年政治运动的冲击。建国前，胡适走了，他的小儿子思杜未走，留在唐山交大，教政治。胡思杜眼前只有一条路：公开揭发胡适，批判胡适，与老爸一刀两断。黄万里对此不能苟同，他认为这不符合传统的伦理规范。这个愚夫子，这个书呆子，他还想讲封建的伦理规范!果然不久，大火就烧到他的头上，黄万里被当做“崇美、亲美”的典型，全校共讨之。他女儿黄且圆回忆：“当时学校的高音喇叭声嘶力竭：‘黄万里，你要脱下裤子，割掉尾巴!’我一听，吓得要命。”
还好，这场运动，只是杀一杀黄万里的火气，并没有伤他的筋，动他的骨。黄万里继续在课堂上谈笑风生，在学校办的舞会上，偕夫人翩翩起舞，悠然自得。
陈省身：选择数学，远走高飞
与以上四位截然相反，陈省身选择的是远走高飞。
抗战时期，联大六年，他完成十多篇论文，其中三篇，发表在美国《数学纪事》上，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陈省身的论文引起美国同行的高度重视，1943年，由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数学纪事》的主办方)出面，邀请陈省身前往作学术访问。
普林斯顿是陈省身的福地，下榻不足百日，他就撰写出平生最得意的一篇论文，这之后的陈省身，则坐上了国际微分几何界领军人物的交椅。
1945年12月，陈省身回到祖国，仍在清华执教。1948年10月，大洋彼岸飞来一份电报，发信人是奥本海默，此公乃主持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的物理学家，时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所长，电报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方便你来美，请告知。”陈省身很惊诧，不明白此事从何说起。他赶忙去看报纸，国民政府的新闻不值得信任，他就找国外的看，看了方才大吃一惊，原来，国民政府败局已定，准备撤退台湾，中央研究院也要跟随迁移。陈省身这才明白，他又面临人生的十字路口。
当此之时，陈省身考虑的是：选择数学。去普林斯顿，他曾经的福地，无疑是最佳选择。
陈省身随即给奥本海默复电，告诉他准备赴美，同时告知：“我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这次需要携家眷同行，全家四口一起去美国。”
对方答应得非常爽陕，同意一切全包——不用说，这是看中了陈省身罕见的才华。
陈省身全家1949年元旦抵达旧金山。第一站是普林斯顿，数月后，正式落脚在芝加哥。陈省身在芝加哥大学待了整整十年，他在那其间形成了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陈省身对此也直言不讳，他说：“对于美国数学的发展，我是有贡献的，我到美国，不是去学，是去教他们。美国在这行里的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学生，都受我的影响。”
钱学森：冲破阻挠，返国报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钱学森动了莼鲈之思，家国之念，他着手筹备返国事宜。正在这时，美国冒出了“麦卡锡主义”，核心就是反共，他们认定钱学森早期在加州参加的一个沙龙，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人，吊销了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禁止接触机密。钱学森是从事国防高端技术研究的，不准接触机密，就等于中止了他的科研生命。钱学森愤怒了。他想自己来美十多年，为这个国家的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居然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钱学森决定一刻也不多待，立刻返回祖国。然而，当钱学森买好机票，行李也都装上海轮，美国政府突然拘捕了他。公开的理由是：“凡是在美国受过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一律不准离境，因为他们的才能，有可能被利用来对付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私下的说法则是：五角大楼一位高官宣称，“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3～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共产党中国。”
钱学森受到关押、软禁，剥夺行动自由五年。1955年8月5日，美国移民归化局通知钱学森：你可以离境了。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程。起航前，钱学森当着众多记者的面发誓，再也不踏上美国的土地。
坐看云起时
历史的转折关头，最能掂出一个人的分量。
侯仁之是革命的追随者，全身心拥抱新政权。性格上，他耿直、单纯，群众关系好。侯仁之如果走仕途，将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他的女儿馥兴提供过一个细节：一次填表，侯仁之先填“北大教授”，然后填“副教务长、地质地理系主任”，女儿问为什么不倒过来填，侯先生答：教书是本职，其他都是临时的。
1956年，季羡林加入共产党，是北大教授中的第一批(也是六位主人公中的第一个)。据当年东语系党总支书记，也是季羡林的入党介绍人贺剑城回忆，此事和他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的背景有关，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出马力挺。
杨绛自认是边缘人，犹如披作“隐身衣”，隐身衣的料子是“卑微”，身处卑微的人，人家就视而不见，见而无睹。
黄万里是典型的“不识时务”者。他的贵族家庭、留美背景、绅士作风、名士派头、文人习性，在在和新政权格格不入。父亲黄炎培一再告诫他“谦虚谨慎，靠近群众”——他总是当耳边风。
“如果你1948年没有去美国，一直留在国内，情况将会怎样?”很多人向陈省身作如是问。陈省身拒绝回答，他说这问题没有实际意义，他从不去想。
“从不去想”是不可能的。针对同一提问，陈省身还说过：“这问题不容易回答……最好别想它，人生应该求快乐，拿得起，放得下。”
钱学森返国，曲折而又传奇，堪称二十世纪的经典篇章。
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将此事形容得更具戏剧性：“政府同意让这位天才，这位科学天才，被送回共产中国去发展他的智力，是这个世纪的悲剧之一。”
（摘自《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季羡林 钱学森 陈省身 侯仁之 杨绛 黄万里的人生比较》，作家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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