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整体改革

    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变革必须同步推进，但迈向现代国家的制度性障碍有哪些?制约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何在?中国经济转型出路何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如何突破?这不仅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也与每一个公民直接相关。

    “十字路口”勿徘徊

    主持人：相当长的时间内，决策者对改革的紧迫性有一定的认识，但这几年总体上觉得改革的动能不足，实质性进展也比较有限。全球金融危机后，许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幸亏没改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金融危机好像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而且简直变成了不必要改革的一个根据。这个各位怎么看呢?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近年来，中央政府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上有所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展并不平衡，主要有四大不协调：一是改革滞后于开放；二是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三是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这种不协调，累积了诸多深层矛盾。

    今天，国有经济的比重已下降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已不可能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现在看到的是，政府改革滞后，职能转变不到位，一方面控制了大量的资源，一方面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这是制约整个经济健康发展的要害。中国下一步改革，我看应以政府改革为中心，才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

    有人曾提出G2，美国和中国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另外“中国模式”也提出来了。所谓模式是定型的东西，定型是要人家向中国学习。但是，现在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深化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复杂，我不希望提出“中国模式”，影响中国的改革。

    中国不要仅看经济总量，更主要的是要看人均，人均在世界上排名105位，贫富差距还相当大。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9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接近四千万，农村低保对象有四千七百多万，城市低保对象为二千三百多万人。目前全国已有六千多万失地农民。此外，中国还有1.5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难以真正享有城市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权利。以上这么大规模的困难群体加起来，占中国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如不能从制度上确保这些困难群体分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果，会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吴敬琏(经济学家)：我看目前改革动力不足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改革的进展不足。十年前，我曾引用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一段话，来概括当时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十年过去了，中国前途的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即基于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跟“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赛跑。目前，赛跑的态势怎样呢?应该说，两方面都有所斩获，现在还胜负难分。

    于是，中国便面临两大难题：第一个问题，经济改革在世纪之交有所进展之后停顿不前，政治改革更是滞后，权力掌控资源的分配，缺乏制衡和监督，腐败日益猖獗，公众反应强烈。由此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这就是，由于体制性障碍未能消除，议论多年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进展缓慢。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和巨额信贷拉动，能源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成本巨大。

    最令人忧虑的是改革动力不足。一方面，一些从行政垄断和权力寻租得益的人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蓄意阻挠改革进程，甚至假借“改革”或“宏观调控”的名义，扩大自己的权力和腐败寻租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改革前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公众对腐败、贫富分化等正当不满，用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语，把民众的情绪引到反改革的方向上去。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出现了一种“怪圈”：垄断和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及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寻租环境扩大，并导致腐败蔓延；但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之下，罪责却被强加在市场化的改革身上，进而成为加强行政干预和国家垄断的理由。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要靠政府强力控制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中国模式”拯救。有的外国友好人士就此评论说，“中国存在未富先骄的危险”。

    汪丁丁(北京大学教授)：我想从经济转型的角度看整个改革的动力何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大体可分四个阶段。先是要素驱动阶段，然后是投资驱动阶段，再次就是创新驱动阶段，最后是消费驱动的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二阶段，但能否迈入创新驱动阶段，主要取决于制度和文化等更深层的因素。

    197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供应相当充裕，这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5％；而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在50％以上；有学者称其为“改革红利”或“开放红利”；其余的35％，则可归因于张五常所言中国的“政策没有大的失误”。

    但是，到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将消失。劳动力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和抚养系数的变动，每年将拖累中国人均收入增长率降低0.5％。由此观之，未来30年，期望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并不现实。

    中国应尽快转入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但创新首先取决于知识存量及其增长率，知识存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教育和卫生。但是，近年来，劳动报酬被严重压低，政府和企业收入高速增长，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不足以支付正常的教育和医疗费用。

    造成这一局面的，有历史原因，也有当前政治方面的原因，例如执政党的身份幻觉阻止我们的政府全力支持劳动者的自由维权运动。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将“罢工”视为最重要的工资谈判机制，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的社会不应当有罢工。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严重偏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倾向于保护资本利益，甚至与资本勾结起来，压榨劳动者。我认为，未来几十年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就是所谓“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也即“权贵资本主义”。自2003年以来，这一令人不安的趋势迅速扩展，如不能及时扭转，它不仅会扼杀我们经济已有的活力，还会把我们转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削减到零。

    能否走出“失衡陷阱”

    主持人：丁丁教授把改革的动力问题提到发展转型的高度来观察。那么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要转型，“转型”的内容是什么?从哪里转到哪里?

    高尚全：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这是大问题。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占GDP的份额为25％左右，但到了2004年，这一比例已超过44％，早已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2008年10月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下滑。中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此后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和来自国有银行的天量贷款，使中国的投资增长率急剧提升。2010年2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该部干部职工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专题报告”说，2009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增速高达30.1％，而2009年中国GDP初步核算数为33.54万亿元。据此计算，2009年的投资率高达67％。但是，投资率的大幅提升并没有与投资效率保持同步。

    吴敬琏：这种投资率的超速提升，造成了投资与消费结构的扭曲，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缓慢；二是最终需求不足。这两条都会严重妨碍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投资驱动，这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中国毕竟保持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良好记录。原因在于我们学习了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采取了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战略，用净出口形成的外需弥补内需，支持了GDP高速度的增长。

    但是，这种战略毕竟意味着用本国人民创造的财富去补贴出口国，即“穷人补贴富人”，而且由于出口换得的，是对方发行的纸币，过多的外汇结余会产生货币超额发行、杠杆率过高、资产泡沫形成等一系列宏观经济后果。

    在景气周期的上升阶段，坏账风险会隐蔽地累积，而在景气周期的下降阶段，或者在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金融体系会发生系统性危机。在这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过去曾有过惨痛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粗放增长方式，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持的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

    主持人：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十多年来粗放增长的问题却一直难以解决。问题出在哪里?

    吴敬琏：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

    所谓存在增长模式转型的体制性障碍，就是过去计划经济所遗留下来的一些陈旧体制制度没有消除，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优劣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4)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而这种价格扭曲又造成稀缺资源的大量浪费。

    另一方面，中国的产业发展历来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新技术发明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困难重重。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技术开发力量大大增强，新的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有一部分甚至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产业化和商业化举步维艰的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打破这种体制性障碍和为创新和创业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只有依靠坚定和切实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逐步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改革。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转型恐怕很难取得成功。

    “十二五”改革下一步

    汪丁丁：从2010年或稍早两年的金融危机开始，中国面临更复杂的局势。这使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变得空前紧迫。我比较悲观，我看不出我们的政府有任何迹象能够改变自己的官僚化行为模式，从它早已习惯了的粗放的发展模式转为鼓励企业和个人自由创新的发展模式。

    高尚全：政府改革，关键是要强化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衡，各级政府必须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而且其全部收支必须受到实质性的审查。与此同时，无论是投资领域的选择、行政审批的设定，还是间接调控的手段，政府行为的规范必须有法律授权，并公开政府信息，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要正确定位，中央曾提出：把有限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和行业中去，这是很正确的。不能把国有经济定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我认为党的执政基础是三个“民”，即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为了得民心，必须把民生工程搞上去；为了得民心，必须尊重民意，使人民生活得幸福。这才是党的执政基础。

    对“公有制为主体”要正确理解，要从数量型转向功能型，扩大公有制的范围。为了避免有人认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争论，我建议，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改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吴敬琏：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基本实现了，只是政治改革还有待努力。我觉得，这是高估了经济改革的成就。实际上，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有许多并没有实现。

    所有的改革，说到最后，都与国家政权有关。中国整体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目前的问题是政府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下一步改革必须要划清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必须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改造为提供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将政府机关的官员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

    汪丁丁：关于未来如何改，我认为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争取突破。一个方向是“党内民主”，一个方向是地方政治体制改革的试验。最重要的事实是，民众在初步解决温饱后，开始争取更多的权利，这就是民间自发的维权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意义，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导向。

    任何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从历史看，都是从上到下的。权利的平等化几乎总是先从上层集团开始扩散，英国是典型，然后逐渐扩散到底层。美国宪法修正案也反映了这样的过程，第一修正案界定的个人权利，首先是身体的和思想的，逐渐向言论自由扩展，政治的和精神的，最后才有美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22条保障。“认真对待权利”，实际上是一个宪政问题。只有认真对待权利，法治才可能成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不只是空洞的口号。否则，法治和民主就只能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呼吁，不能成为中国本土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恐怕要通过各个地方的社会实验和政治文化的演变。

    对抗或抑制官僚资本主义倾向的更具体的步骤，我认为最值得优先尝试的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民主化实验。预算民主和预算透明很重要，这其实是抑制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可行的办法。如果没有预算民主，政府就永远是“量入为出”。而我们知道这是错误的。首先应该是卡住政府的支出，根据既定的支出，才可以有正确的收税。我们这里是收多少税就花多少钱，岂有此理。这相当于在制度上鼓励政府拼命收税，在中国社会，民间没有反抗政府的任何力量，政府当然可以在制度的鼓励下征收很多税，然后它就随便花钱了。所以，民主财政的第一要诀是，选民一定要卡住政府的财政支出，然后，可以收税。支出不了那么多，当然就收不了那么多税。记住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是什么，税收和预算的专断权力，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冲突转化为政治危机，它很可能是导火索。当然，同时还要有民间社会的政治参与，我估计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必须把政府行为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作为未来政策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党政领导政绩考核机制，还是劳动、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无论是实行“阳光财政”，还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仰赖政府的转型和有效的社会治理。

    （摘自《舒立对话：未来十年，世界是谁的游戏》，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2月版，定价：39.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