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在“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宣布解除对企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的限制，激起总统、国会的强烈反弹。1月24日，奥巴马总统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时，一反“三权分立，和和气气”的常态，公开谴责了最高法院这一判决。然而，即便是奥巴马本人，也不敢公然阻止判决执行，只能循正当途径，撺掇参议院出台新法，推翻该判。
或许有读者会奇怪，像美国这么一个超级大国，重大争议为何都要由9个大法官说了算?而且，与总统、国会议员相比，大法官并非由人民直接选出，为什么要赋予他们那么大的权力?而他们又凭什么做到说话管用，令总统议员、军警宪特、大小财阀一体服从呢?换句话说，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到底来自何处?
规矩没有自己定
1788年的“费城会议”上，制宪先贤都赞成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一致同意最高法院跟国会、总统彼此制衡。但是，由于联邦与州的关系、公民选举权、奴隶贸易才是代表们争论的焦点，加上美国国父们为了争取更多州批准宪法，故意搁置重大争议，对许多条款语焉不详，因此，最后形成的宪法条文中，只含糊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设立的下级法院，而对联邦最高法院的组成、运作、权限，并未做过多交代。比如，最高法院法官到底该称为法官(Judge)，还是大法官(Justice)?一个案子到底该由一名法官来审，还是若干人组成一个合议庭，又或是全体法官集体听审?判决如何形成?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大家各说各话?更重要的是，司法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它将如何制约立法权、行政权?这些问题，制宪者都没有说清楚。
1789年，赶在最高法院正式成立之前，第一届国会匆匆通过了《司法法》(Judiciary Act)。这部法律总算解决了最高法院的设置与管辖范围问题。它规定最高法院由1位首席大法官(Chief Justice)、5位联席大法官(Associate Justice)组成，可以受理州法院涉及联邦问题案件的上诉，但没有确定最高法院的运行规则。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最高法院大法官1790年2月首次开庭亮相前，戴不戴英式假发居然也引发激烈争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支持戴假发，觉得这样显得高贵、庄重，符合传统。托马斯·杰弗逊则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会让大法官们看起来像“披着一团乱麻的老鼠”。最终还是杰弗逊的意见占了上风。
最高法院成立之初，大法官们仍然仿照英国法院做法，每人在每起案件中依次撰写司法意见(Opinions Seriatim)。为显示“首席”的特别地位，首席大法官一般穿红袍，其他大法官则穿黑袍。1801年，约翰·马歇尔出任首席大法官后，主动披上黑色法袍，与同僚们保持一致。作为一名伟大的管理者，马歇尔推动创立了最高法院的内部规则。比如，如果大法官们意见一致，可由一人代表大家撰写“法院意见”(Opinion of the Court)，其他人加入即可。如果出现意见分歧，多数方、少数方可各由一人撰写“多数意见”(Majority Opinion)与“异议意见”(Dissenting Opinion)，其他大法官可以选择加入，也可单独提交异议意见。如果多数方某位大法官赞同最终结论，但不同意判决理由，可以单独发布“协同意见”(Concurring Opinion)。上述规则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大法官的人数，6人实在不利于形成少数服从多数的局面。杰弗逊担任总统后，增加了1名大法官。随着美国版图向西不断扩张，到1863年，大法官一度变为10人。国会觉得这么多人实在不像话，决定减少两人，恢复为8人。问题是，8人还是不易达成妥协意见。1869年，在格兰特总统的提议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数终于稳定为9人。9人中，4人投票同意即可受理案件，5人投票同意即可形成多数意见。如果有人因病、告假缺席导致人数为偶数，不同意见票数相等则意味着下级法院判决得以维持。从那时至今，大法官人数再没有变化过。
对绝大多数案件来说，联邦上诉法院就是诉讼的终点。一个案子进入联邦最高法院的概率极低。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大量当事人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申请，希望大法官能审理自己的案件，当然，最高法院只会批准极少数申请。以2008年至2009年开庭期为例，最高法院收到7738起案件，但只开庭审理了87起。大法官们是通过不断努力，才争取到了对案件的完全控制权。选什么样的案子来审，都由大法官说了算。否则，就算有100个大法官，也审不完潮水般涌来的案子。
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非每起都十分重要，但是，为了表明最高司法机构的权威，除非有大法官申请回避或因事告假，所有案件都由9名大法官集体听审。庭审一般被称为言词辩论，只有政府律师或当事人律师出庭，律师各自陈述己方立场，并回答大法官提问。现场没有陪审团，没有证人，更没有交叉质证。严格意义上说，多数庭审都略显枯燥，外行听起来几乎昏昏欲睡。庭审结束后，大法官们将在密室召开会议，讨论相关法律争议，决定最终如何投票。
总之，经过两百多年的运转，联邦最高法院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与惯例，大部分都由大法官们自己实践、总结，具体细节也一直在不断调整。就在2010年2月16日，《最高法院规则》(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还刚刚经历过一次修订。
权力不足自己争
对最高法院的权力，汉密尔顿曾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做过评价：“司法分支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尽管汉密尔顿也谈到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无效”，但这项权力几乎没人承认。
托马斯·杰弗逊、詹姆斯·麦迪逊、约翰·亚当斯等开国元勋则认为，宪法争议应当由总统或国会说了算，轮不到你最高法院来说话。毕竟，《独立宣言》与宪法都是他们参与起草的，这帮人又怎么会瞧得上大法官，并赋予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权力呢?
事实上，最高法院开张三年多，几乎无案可审。首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干了4年就撂了挑子，跑回家乡纽约州当州长。1800年，约翰·亚当斯总统写信邀请杰伊重返最高法院，杰伊回信婉拒，声称经过认真观察，最高法院实在是一个“缺乏活力、价值与威严”的地方，不值得在那里浪费生命。
权威不足，权责不明，早期的最高法院在维护人权方面自然也乏善可陈。约翰·亚当斯任总统期间，为修理“不听话”的新闻界，曾出台《惩治煽动性言论法》(The Sedition Law)，规定对总统、国会或政府“发表任何不实、中伤或诋毁文字”或出版“任何意图诋毁官员，使官员受辱的出版物”，都是犯罪行为。受该法影响，许多报社编辑被捕入狱。最高法院偏安一隅，吭都没敢吭一声。
不过，历史总会因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转折。1801年，一起因政权更替引起的司法人事纠纷来到最高法院。原告威廉·马伯里的起诉依据是《司法法》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最高法院对上述纠纷拥有初审管辖权。然而，时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深知，无论法院怎么判，新上任的总统杰弗逊、国务卿麦迪逊都不会执行判决。最高法院硬着头皮下判，结果只会自取其辱。
马歇尔左思右想，最终做出一个聪明而又大胆的决定。他在这起名为“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Madison)的案件中宣布，根据宪法第三条，最高法院对此案并无初审管辖权，《司法法》第十三条因与宪法相抵触而无效，所以，马伯里先生应当先去下级法院起诉。如此一来，马歇尔既回避了与杰弗逊的正面冲突，又为最高法院争来了一个超级武器：司法审查权。凭借此权，最高法院可以依照宪法，推翻国会任何一条涉嫌违宪的立法，还可以对行政分支各部门的措施、规章进行审查。
几年后，马歇尔法院乘胜追击，在“弗莱彻诉佩克”(Flecther v.Peck)一案中宣布最高法院对各州立法也有司法审查权。至此，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之间的“游戏规则”终于发生了改变，国会不再是不受任何制约的“立法巨兽”，可以随意吞吐《惩治煽动性言论法》之类的“恶法”，权力制衡真正成为可能。人们开玩笑说：“马伯里案之后，只有疯子才会丢下大法官职位，跑去当什么州长。”当然，也有历史学家曾断言，如果宪法当年明确赋予联邦最高法院司法审查大权，可能根本就通过不了。司法审查权，确实是一项争来的权力。
1835年，马歇尔大法官去世，此时，联邦最高法院已有足够权力与独立性来履行宪法职责。也是在这一年，刚刚结束美国之行的法国青年托克维尔完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他在书中感叹：“其他任何国家从来没有创制出如此强大的司法权。联邦的安定、繁荣与生存本身，全系于7位联邦大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行政权依靠他们去抵制立法机构的侵犯，而立法权则依靠他们使自己不受行政权的进攻。联邦依靠他们使各州服从，而各州依靠他们抵制联邦的过分要求。公共利益依靠他们去抵制私人利益，而私人利益则依靠他们去抵制公共利益。保守派依靠他们去抵制民主派的放纵，民主派则依靠他们去抵制保守派的顽固。”
说“不”的最高法院
权力争来了，地位提高了，可是，最高法院一开始的表现实在难如人意。如果托克维尔活得够久，没准儿也会埋怨自己话说得太满，或者早说了一百多年。
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Dred Scott v. Sandford)一案中，第二次行使了对联邦法律的司法审查权，推翻了一部名为《密苏里妥协案》(Missouri Compromise)的法律。由此导致了如下后果：黑人仍是他人“合法财产”，而非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即使他到过已废除奴隶制的“自由州”，仍无法改变命运。林肯总统后来抨击这一判决：“房屋分成两半就会倒塌。我相信，在半是奴隶半是自由民的国家里，政府也长久不了。”几年后，南北战争爆发。内战结束后，斯科特案判决被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推翻，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
同样是行使司法审查权，马伯里案将最高法院推上政治前台，斯科特案却令其声望陷入低谷。由此可见，司法审查权固然重要，而公众的信任与认可才是这一权力的基础。如果大法官们在行使权力时不计后果，不讲公正，那么，无人服判不说，司法至上也将逐步沦为司法专制。
内战之后几十年间，最高法院为调和联邦与州的关系、维护私人财产权、保护少数族裔权益，做出不少有益判决。但是，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Lochner v．New York)一案，却让最高法院再次背上骂名。在这起案件中，大法官们宣布一部维护劳工权益的法律违宪，因为它侵犯了雇主与劳工间的“契约自由”。此案之后，最高法院突然变得异常活跃，动辄以侵犯州权、契约自由为由，推翻联邦关于保护妇女、童工权益的立法。
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美国经济进入“大萧条”时代，政治权力重心也从各州逐步转移至华盛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上任后，试图以“新政”挽救美国经济。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却不懂得“为大局服务”。他们认为，政府不该干预经济，中央权力更不能借机扩张。因此，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宣布多部“新政”法律无效，其中甚至包括至关重要的《全国产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面对上述不合时宜的判决，罗斯福极为愤怒，讥讽最高法院是“九老院”，把4位保守派大法官称为“四大黑暗骑士”。1936年顺利争取连任后，罗斯福为了教训“九个老男人”，推出了“最高法院改造计划”。按照这一计划，现任大法官只要有人超过70岁，总统都可以任命一位新的大法官。当时的9名大法官中，已有6人超过70岁，如果计划得以实施，最高法院必将成为“罗斯福法院”。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罗斯福的经济政策赢得社会各界广泛支持，但改造最高法院的提议却遭到各方抵制，最终胎死腹中。公众普遍认为，顽固不化的大法官们固然可恨，但如果允许总统“填塞”法院，无疑会损害司法独立，并威胁到“三权分立”体制。
不过，最后赢家还是罗斯福。受上述风波影响，欧文·罗伯茨大法官开始转变立场，使得原先对于“新政”的“5票反对4票支持”变为“5票支持4票反对”。随后8年，罗斯福继续执政，硬是在时间上拼过了“九个老男人”。“四大黑暗骑士”或是病故，或是退休，罗斯福先后将支持本人政策的威廉·道格拉斯、胡果·布莱克送入最高法院，合理合法地实现了“改造”最高法院的目的。
二战期间，最高法院在“是松诉美国”(Korematsu v．United States)一案中，认可了军方集中关押日裔美国人的措施，却又在“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巴内特”(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Barnette)一案中，支持了公民不向国旗致敬的自由。罗伯特·杰克逊大法官在后一起案件里撰写的判决意见，成为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富文采的华彩篇章之一。他说：“如果在我们宪法的星空上有一颗不变的星辰，那就是，无论在政治、民族、宗教，还是其他舆论问题上，任何官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无权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也无权用言语或行动来强迫公民表达他们的信念。如果有什么情形允许这一例外，那么，我们现在决不允许它们发生!”
（摘自《大法官说了算》，法律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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