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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0年12月01日 星期三

    罗贯中之谜

    [韩]金文京 《 书摘 》( 2010年12月01日)

        罗贯中的生平

        一般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为罗贯中,所以说“一般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如上所述,三国故事是经漫长年代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绝非某特定个人的独力创作。罗贯中的功劳只在于:在对史实以及其前形成的各种故事、传说进行取舍选择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写出了《演义》。是三国故事演变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整理者。但一如后文所述,现存的《演义》各种版本都经过明代后期以及其后人们的改动,罗氏原本并不传世,很难对其整理的成就作出准确判断。

        二是由于史料不足,关键人物罗贯中的生平不详。有关罗贯中生平的最基本最可信材料至今只发现有《录鬼簿续编》中的如下一条: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录鬼簿续编》是元钟嗣成编杂剧作者列传《录鬼簿》的续编,所收录为元末明初作家传记及其作品名。编者不详。文中所提“乐府”即杂剧。此外,上述引文后列有罗氏作品《风云会》、《连环谏》与《蜚虎子》三部,但除了写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的《风云会》外,其余两部不传。

        引文称编者最后一次见到罗贯中的时间是“至正甲辰”亦即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灭明兴前四年。又说之后六十余年罗贯中已不在人世,由此可知罗贯中是生活于元末明初的人。

        罗贯中的原籍

        对罗贯中的生平介绍,目前所能见到的就是《录鬼簿续编》中的这一条记载,但其中完全未提及《三国演义》。也许《录鬼簿续编》只将罗贯中作为杂剧作者来介绍,因而未曾提及,但若罗贯中真写了《三国演义》,《录鬼簿续编》编者与之交深却未提及就有些费解,因此甚至有学者认为实际存在有两个罗贯中,而且罗贯中的原籍,除了上文提及的太原外,明代史料中还有东原、杭外、庐陵等多种说法,从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解。以下先就这几种说法作一简要介绍。

        1.(山西)太原说

        见《录鬼簿续编》。

        2.(山东)东原说

        自上文(第三章第三节之“通俗与演义”)所引张尚德本蒋大器序首次提到“东原罗贯中”后,几乎所有明清版本都题称东原罗贯中或东原罗本贯中(名“本”字“贯中”)编。东原为山东省东平县古称,距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梁山泊很近。而近年有王利器先生发现元末朱子学者、浙江慈溪人赵偕(宝峰)门人中有名罗本者,认为此人即罗贯中,又以曾在赵偕指导下推行善政的慈溪县令陈文昭于《水浒传》中任东平府尹为由,认为罗贯中与东平有着特别的关系。按王先生说法,《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应为“东原”笔误。

        3.(浙江)杭州说

        自明代郎瑛于《七修类稿》中提及“《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后,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余》、《续文献通考》等都以罗贯中为杭州人,并将通常认为是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也归入其名下。

        4.(江西)庐陵说

        明代长篇小说《说唐全传》题为庐陵罗本编。

        如此看来,罗贯中就不是两个人,而必须是四个人,但事实恐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这四种说法,尤其太原与东原两种说法的争论激烈,但对这四种说法的最合理解释或者应是:除证据孤单难以成立的庐陵说外,其余三说都应承认,亦即罗贯中或其父祖原籍太原,后经东原(平)徙往杭州。这一说法看似随意,没有原则,其实却更符合元代的社会状况。

        当时以太原及其南边平阳为中心的今天山西省,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以杂剧为代表的金元时期戏剧与说唱等文艺形式多兴起并兴盛于此,而在太原和平阳更是杂剧作者辈出。另外如前(第三章第二节中“《三国志平话》中的民族与国家”)所述,《三国志平话》的结尾是刘渊兴汉,而刘渊当时即定都平阳。亦即《平话》于空间上是终于平阳的,这与当时平阳乃至山西地方戏剧、曲艺兴盛的文化背景应当不无关系。当时以刘知远与薛仁贵等山西籍英雄为主人公的故事曾大量产生并广为流传,不久甚至传到了遥远的南方各地。

        再说东平,元初蒙古人占领了华北一带后,对蒙古人统治取合作态度的汉人将领严实、严忠济父子曾于此开设幕府,建立了半独立的地方政权。严氏父子对文化兴趣浓厚,理解深刻,苦于战乱的读书人因而多会聚东平,以求庇护。譬如金末元初最著名的诗人元好问是太原人,他就曾流寓东平。东平因而成了蒙古人治下的中国文化据点,杂剧作者中也有不少东平人,譬如以作有许多水浒剧而闻名的高文秀便是其中之一。

        到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了中国后,这些北方的文化人与杂剧作者即大量南迁,而且尤多移居南宋旧都杭州,以致杂剧中心也由前期的大都转移到了后期的杭州。这些北方来的文化人被当时南方人称作“北客”,对南北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当然也有许多山西人乃至东平人。当时中国统一,南北大运河重新开航,他们源源不断地沿运河南下杭州,而东平就位于由大都至杭州的大运河中段,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因而自然成了北客南迁的必经之地。譬如白仁甫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录鬼簿》说他是真定人,但其实他原籍山西陕州,金亡后流寓河北真定,元灭南宋后继续南下,最后定居南京,是典型的北客。罗贯中的经历或也与之相仿。

        因此,罗贯中或其父祖由山西太原经东平南下杭州,所取路线就是当时最常见的由北向南迁徙路线。人的移动路线同时也是物的移动路线,也是曲艺、戏剧、说话等文化的传播路线。原产北方的三国故事也和其他许多故事一起沿此路线传到南方并迎来了新的发展。也许,《三国演义》就是这么产生的。

        湖海之士——周游各地的文人

        当时由北方南迁的不仅有文人如罗贯中等,人数最多的也许是进驻占领地南宋的军人及大小官员,此外还有商人。元代山西雁门人萨都剌是著名诗人,由诗作可知他同时还曾辗转南方各地经商。萨都剌是由西方移居中国的色目人,在军人和官员中无疑也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异族人。

        元代统治者是蒙古人,而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因而元代就成了这些居无定所的非定居民族大放异彩的时代。除军人、官员、商人外,拥有特殊技能的医生和占卜师,还有艺人和戏子等也都周游各地,广泛活动。毫无疑问,杂剧和小说的作者也是这样一种周游各地的读书人。杂剧作者中有不少是下级官员与医生、商人、占卜师、戏子等,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些行业间的关系密切。

        当时这些知识性行业的从业人员似乎都有各自的行会组织。杂剧和小说作者的行会称“书会”,书会成员称“书会先生”或“才人”。书会究竟是怎样一种组织至今不详,但在大都、杭州以及杭州以南的温州等城市中似乎都有书会,且有迹象表明他们还曾涉足出版及初等教育等。文人能移动于各城市间,或也因为有此遍布各城市的书会网络。行会建有遍布全国的网络,这可从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该报告称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山西南部长子县一带理发行会中使用的“行话”,与福建北部建瓯县(按:即建瓯市)商人的大体一致。福建是元代《三国志平话》及《三国演义》主要版本的出版地。或许福建与山西间自古就有通过书会等组织进行的人员来往吧。

        遗憾的是无法确认罗贯中是否是书会会员,但其号“湖海散人”倒很能给人以遍游四海文人的印象。与“江湖”一样,“湖海”原意也指远离世俗的隐居地,是没有各种世俗束缚的自由天地的象征。如此说来三国故事中的刘备等英雄也曾由河北经徐州、荆州后进入四川,也是一个“遍游四海”的武装集团。或许,《三国演义》就是在书会文人间发展形成的,而罗贯中是其中的最重要者。

        罗贯中的其他作品

        传为罗贯中作的小说除《三国演义》外,还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志传》、《平妖传》与《水浒传》等,但是否真为罗贯中所作目前尚无法肯定。让人感兴趣的是,除《三国演义》外,这些作品中有一部分明显接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以下试以题有“东原贯中罗本编次”的万历四十三年(1619)刊《隋唐两朝志传》中的一节为例略加说明。作品以唐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为中心,描写了隋末唐初的战乱历史。其中有一段敌方大将单雄信投降李世民时,太宗(秦王)与单雄信以及太宗谋臣、单雄信结拜兄弟徐世勣的三人对话:

        秦王笑曰:“今日之事,正该何如?”雄信曰:“大王肯容雄信将步骑兵,天下不足虑也。”秦王点头。雄信目视徐世勣曰:“阿弟,何无一言?”徐世勣答曰:“愚弟本欲救兄,奈汝忘割袍断义时乎。”雄信默然。(卷七)

        “割袍断义”指的是此前单雄信将太宗逼入绝境时。徐世勣抓着单雄信的红战袍,求他看在把兄弟分上饶太宗一命,但单雄信拔剑割袍断然拒绝。很显然,这段对话是《演义》第19回《白门楼吕布殒命》中吕布与曹操、刘备对话的翻版。

        类似例子在《隋唐两朝志传》中还有不少,由此可见作品明显借鉴甚至模仿了《演义》,这一方面说明了《演义》的影响巨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罗贯中编次”的具体所指。亦即作品非由罗贯中编纂而成,而乃以罗贯中编《三国演义》为范,借用了其中的部分情节编纂而成的。如若以两作品的上述类似为据,认为二者都由罗贯中编纂而成,则无疑落入了隐在“罗贯中编次”之后的真正编者的圈套。

        而且,如此得益于《演义》的情节也可见于非罗贯中编的小说中。譬如秦淮墨客纪振伦编的《杨家府演义志传》(万历三十四年刊),写盘踞太行山的杨家寨主杨继业投降宋太祖时提出了三个条件,这显然借鉴了关羽降曹时的屯土山约三事故事。

        如此巧妙地借鉴模仿并冒用了罗贯中之名的真正编者,只能是受雇于明代出版业者亦即书坊的职业文人。他们是元代书会先生、才人的后裔。对于他们来说,罗贯中或许是代表了其所从事职业的一个象征性存在。

        更进一步或可推测,罗贯中一名在《演义》的形成阶段已被利用。因为如前所述,除《演义》自身的序和题署外,没有其他确切材料可以证明其为罗贯中编成。要而言之,可以肯定的只是在元末至明代这段时间里,在以罗贯中为代表的周游四海职业文人中产生了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大量小说。如此罗贯中之谜依然无解,而且益发地难解了。

        (摘自《〈三国演义〉的世界》,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版,定价: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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