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是我二姐任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她父亲是孙炳文。维世小时候常住在外公外婆家，也就是我父母跟前。从幼年时候第一次见面，到“文革”开始后最后一次见面，她一直管我叫“六姨”。虽然我长她一辈，却只比她大一岁，我们俩是从小一起玩儿的最要好的朋友。我比维世的哥哥宁世(孙泱)、济世还小几岁。因为宁世最调皮捣蛋，自然就成了这群小孩子的头儿。
我和维世学表演，江青也来讲课
到念中学的时候，我们俩不在一地儿念书了。我还在开封，在明伦女中念初中。维世却由我三姐夫冯友兰资助，进了北京的贝满女中。二姐再回开封住时，就没带维世回来了。
1935年，二姐任锐带着我和维世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俩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本来，二姐是想把我们送进学校继续读书，可是我们俩想学表演艺术，二姐就找地下党的人帮忙，带我们见了一个人，把我们俩介绍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学习。二姐带我们找到那儿，我俩的吃、住、学，就都在那公司里了。安顿好后，我们就找不到二姐了。只能等她隔些天来看我们一趟。后来才知道，她那时做着共产党的地下工作，正赶上有一个人叛变，二姐就搬家了，搬来搬去。所以，她住在哪儿，我们不知道，只能等她来找我们，不能我们去找她。
在东方话剧社，我和维世假装是姐妹俩，都化名姓李。我叫李露,维世叫李琳。请来了当时的著名导演万籁天给我们上课，讲表演等。那时，不少新文艺工作者到那里去，我和维世见到好多人。有崔嵬、王莹、左明等。江青那时候叫蓝萍，也来给我们讲过课。她来时，手里拿着一摞她自己的照片，一只手托着下巴照的，送给我们每人一张，正面都有她自己的签名“蓝萍”。学习期间，天一公司还组织我们观看了王莹、顾而已、叶露茜、蓝萍等演的话剧《钦差大臣》，蓝萍在里面演木匠妻子，不是主演。
大概两三个月，课程完了。我回了开封，维世也回北京上学去了。
和维世、二姐在延安
再见维世，就是在延安了。父亲送我刚到延安时，我们住在统战部招待所。二姐和维世都在马列学院。我刚到延安，需要赶快安排。维世建议，让我不进抗大，而是直接考鲁迅艺术学院。我考进了戏剧系。父亲离开延安后，我就住到鲁艺去了。
那段时间，就像小时候一样，我跟维世什么都聊。她常给我说些外面不知道的事，各种各样的。她不喜欢江青，也跟我聊。那会儿在延安，江青倒是一直对她挺客气的，但她看不上江青。江青约她，她都不去。因为来延安前在上海时，她知道江青的事儿太多了，觉得那人品质不好。所以，江青后来才非要置维世于死地。再加上一个叶群。林彪在苏联追维世追得厉害，但维世不愿意找一个政治首长，让自己去依靠丈夫。林彪回国以后跟叶群结婚了，但心里没忘记维世。结果叶群吃维世的醋，所以也要让维世死。
我到延安前，江青曾在鲁艺做女生生活指导员，大家都不喜欢她，后来她就到马列学院去了。那时常有人背后议论她上世纪30年代那些绯闻。我进鲁艺的时候，已经是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做指导员了。我听二姐讲，江青在马列学院也不招人喜欢，有时大家在窑洞里聊得正高兴，江青进来了，大家就都不说话了。江青站了会儿，见没人理她，悻悻地说：“不理老子，老子走!”一转身，出去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丈夫王一达跟田方、甘学伟、张平、张承宗他们一起在鲁艺实验剧团时，剧团曾准备排练俄国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王一达等几个人参加排练，剧团请江青来演女主角卡杰林娜。大家跟江青一块儿对了好几次词儿，江青也认真领会了剧中人物。差不多可以走舞台了。可是有一天，江青忽然说，毛主席不让她演了。女主角忽然没了，这戏就搁置了。一达他们就开玩笑地“敲竹杠”，让江青请大家吃了顿饭。在延安时，大家都说江青脚趾头是六趾，但谁也没见过。不过她穿鞋绝不露脚趾头。连她穿的草鞋，都是把鞋的前部打得满满的，再用红绳子装饰起来，不露脚趾头，还挺好看。
我最早接触江青，就是跟维世一起在上海学习那次。到延安后，江青老看我们的戏。不过跟她也只是认识而已，没什么来往。她那时挺热情，有时在路上碰见。就招呼说：“任均，有时间到杨家岭来玩儿嘛!”因为平时没什么接触，心里也并不喜欢她，所以我也就没去过。
可惜，同聚在延安的时间不长，二姐和维世就都离开延安了。二姐从延安去重庆大后方工作时，我和维世一块儿去送。战争年代，每次分别，都不知道何时再见。我们流着泪送二姐上了汽车。二姐说：“别哭了，我不久就会回来的。”目送二姐远去后，维世跟我约好，下周日她去我那里再聚。
没想到，第二天维世也走了。维世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妈妈也不知道，是偶然走的。那个周末我没出门，只等维世来聚，可是没有等到，以为她是有事情绊住了。又过几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她从新疆托人带来的信，非常奇怪。打开一看，才知道她已经离开延安了。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通音信，让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门，在路上遇到原鲁艺同学田民。他说：“任均，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给你的信!”我知道他爱开玩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真是周副主席的亲笔字。我忘了对田民说句“谢谢”，急忙拆信。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是：
任钧同志：
颖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谈任锐同志在渝及维世在苏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
你有什么东西或信要带给任锐及维世的，我可给你转去。维世在苏常谈到你。星期日有暇，请来中央局玩玩。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四月廿二
从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来，二姐和维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兴。但没听邓大姐谈情况，错过一个能知道二姐和维世详细情形的机会，我又很惋惜。记得我第一次见邓大姐，是去马列学院看二姐的时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和蔼的女同志，比二姐矮点儿。二姐站下，跟她有说有笑，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
二姐调回延安工作后，我又常去杨家岭找她。一次去杨家岭，我路过任弼时同志的窑洞时，正碰见任弼时同志走出来。他问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儿呀?”我站下，说：“我去我姐姐那儿。”任弼时同志也站住，热情地跟我说起话来，说话间聊到维世，他问我：“维世在苏联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吗?”我说：“我没有。”他说：“我给你!我有好几张呢。你等等。”他转身回窑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张维世的照片出来，说：“这是维世给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张维世在苏联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兴极了，看来看去，一个劲儿地谢谢任弼时同志。
那时候，二姐也给过我一张维世的照片，那是维世在苏联时跟林彪夫人张梅的合影，是她从苏联寄给母亲的。张梅同志是陕北人，很漂亮，人称“陕北一枝花”。她在陕北嫁了林彪，陪着去苏联养伤。维世在照片背面写：“妈妈：这是林彪同志的老婆。她年纪也不大，会唱陕北歌‘……你妈妈打你对你哥哥说……，哈哈!”看着这照片，读着维世嘻嘻哈哈写的字，一个欢蹦乱跳的维世就好像来到了我眼前。
二姐去世
直到1949年，在天津天和医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维世了。而这次见面，我们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二姐病得很重。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维世都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追孟庆树的故事。
维世和金山的婚姻生活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而维世每次来天津开会或办事，也一定去家里看我。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金日成的女秘书搞上了。据说金日成因此一怒之下把那个女秘书处理了。金山被送回国来，也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
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
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那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个传说，就是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维世根本就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文革”前，一位听过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
维世对养父母周恩来、邓颖超很孝顺。两位长辈觉得她懂事儿，所以喜欢她，连她的妹妹，也关怀照顾起来。周总理和邓大姐之所以这样，最主要的，是因为维世是孙炳文、任锐的孩子，他们觉得，抚育故人遗孤，是一种责任。这是过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现象，从“赵氏孤儿”那会儿就开始了。周恩来抚育维世，朱老总培养孙泱(宁世)，包括黄志烜抚养粤生(新世)、帮助济世，其实都是一个字，忠孝节义的“义”。他们三个人，是孙炳文生前最要好的朋友，所以要管孙炳文的孩子。邓演达、房师亮、冯友兰他们帮助我二姐和孩子们，同样是因为这个“义”。现在的文化中快没有这些了，没什么人理解了，所以才能产生出一些龌龊的想象。
文革中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维世的最后三次见面。地点都是在北京我的家里，时间都是在“文革”开始不久，都是晚上。
第一次是在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维世带头巾，穿大衣，急匆匆来到。她跟我说她成了反动艺术权威了，每天都在刷碗刷盘子洗厕所。主要的，她跟我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了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们聊了很多当时“文革”的形势，还有江青过去的事情。
第二次，一天黄昏时分，维世偷偷来找我，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她是秘密地溜出来的。一坐下，她就告诉我，哥哥死了。
孙泱死了?我大惊。她说：“他们说哥哥是自杀，我不信。得搞清楚这件事。”她很难过。我们谈孙泱，谈他的家人孩子，都觉得他那样乐观的人，不可能自杀。我们想起来小时候宁世带着我们一起淘气，难过极了。然后我们一起还是说江青。她问我：“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我说：“就是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还在呀。”维世说：“就是那个。六姨，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身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着把柄。”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以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我知道维世需要有人聊天，需要有信得过的人倾诉。聊一聊，心情会好些。
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檐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能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家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我说：“她们是想‘清君侧’。”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不知道是“杀功臣”。我和维世还议论说，江青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了，毛主席应该把她教育改造好了吧?不至于太坏了吧?
对维世的处境，我提心吊胆——那时候好多人在非正常死亡。但她的自信又让我心绪稍安。而且我觉得，有周总理、邓大姐在，维世起码能有生命安全。临告别时，维世说：“六姨你也小心，咱们家的人都得小心。现在斗的斗抓的抓，能说话的人不多了，我总会有机会再溜到六姨这儿来的。”
可是，那以后，她再也没来过我家。因为周总理、邓大姐也保不了她了。她为孙泱之死和金山被捕鸣不平，发出了五封申诉信，分别发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没想到，孙泱、金山的事儿没人理，维世自己也被抓起来了。最后见面那次，我看着她美丽而又自强的面容，听着她愤愤而又自信的话语，对她的前程也有些许乐观。我没有去设想残酷的明天，更没有去想象悲惨的结局。
谁料，今生今世，我们再没见面！
后来听说，是江青派人搞了份孙维世是特务的文件，送到周总理那儿。过后总理批捕了维世。维世死后，邓颖超曾跟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件事。她对新世说：“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谁都没想到，这么阴险，直接给害死了。邓颖超和周总理曾索取孙维世的骨灰，得到的回答是，作为反革命处理了——大概就是当垃圾扔了吧。
我想，邓颖超同志说的“你们得给个交待”，指的是政治方面的规则。总理一起批捕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弟弟、他的养女等。这说明他这次批捕的对象，是他自己的人。这样的话，政治上的对手就必须对他有个交待，不能任意处置。这里面按说是有平衡有制约的。没想到江青她们胡来，不按规则出牌，使总理失算，没保住维世。现在有文章怀疑说总理为了政治计算，想让维世死，这也太不着边际了。周总理没有那种高瞻远瞩的智慧。
（摘自《我这九十年》，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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