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
讲述人：杨小佛，杨杏佛（时任民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之子，1919年出生。1933年在上海随父亲乘车外出时，15岁的他，亲眼目睹自己的父亲被四支手枪同时射杀在车内。
我父亲杨杏佛，他们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了营救被国民党抓去的一些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因为这件事情呢，招蒋介石不满，所以军统特务在1933年6月18日早上来暗杀我父亲。
我们是花园洋房，车子开出来……我们要转弯，车子的速度就慢了。这个时候，我听到声音，极其响。
一种爆炸声。
我以为车胎爆了，哪能这么响的？我把头伸过去想看，这部车子是热天开的一部敞篷车。就是说你要开枪打的话。就随便你打了。
当时我看到驾驶员跑到后面去了。把车子扔了，自己跑了。他吃了两枪：肚皮上吃一枪，手臂上吃一枪，血淋淋的。
我也吓得不晓得出什么事了，因为没有仔细去了解。正在这个时候呢，我眼睛发黑，自己人事不知了。
人事不知。等了一会儿我醒过来了，我人已经睡在下面了。在座位的下面，我父亲趴在我身上。我撑起来，想要坐起来，但是上面有人压着我，我蛮吃力。
当时我14岁，初中二年级。
那么我就拼命挣扎才坐起来，坐起来，我喊我父亲，已经没回音了，已经不行了。
暗杀以后呢？
宋庆龄发表谈话，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事实上呢，总干事没了，也缺一个人了。她就跟林语堂讲，林语堂也是这里头的，她喊他来做。结果林语堂说什么呢？
他说：啥人做啥人死!
所以，结果就不了了之，因为没人做了。
我所记得的宋子文是怎么样呢？
他从火车站出来，同他的秘书唐腴胪两个人出来。身上穿的衣服差不多。热天，白西装，巴拿马草帽。
车子一到，出来的人蛮多。他们一出来，大门不到，就有人开枪，宋子文脑子蛮快的，他立刻钻到地上，帽子扔掉钻到地上。
目标失掉了。
那么他的秘书呢，还是立着，还朝前走，秘书就吃了一枪。
死了!一枪就死了。
唐腴胪、宋子文和我父亲在美国就是同学，他们三个人在淮海路，喜欢逛马路，吃咖啡，我父亲总是带我一道去。
那时，淮海路咖啡馆不多的，就只有D.D.S．，没有几家。
朱黔生
讲述人：朱黔生，1942年出生于贵州，上海电视台新闻部记者，于1988获上海市十佳记者称号。他是1972年安东尼奥尼拍摄纪录片《中国》时的上海陪同人员。
在1972年的时候，领导找我交代一个任务，说有一个很有名的欧洲导演叫安东尼奥尼，他要到中国来拍一部反映中国的电影。据介绍是周恩来总理邀请来的，要求我们要接待好。
第二天的拍摄中间，在拍到南京路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老是拍我们不好的东西，老是找我们这些落后的东西拍，心理上当时就觉得不平衡，几次以后我就跟他较劲了。我说：你再这样拍的话，我不允许你拍了。
他说：我看到的都是很好的东西，你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啊?
他认为是很好的，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这哪里是好?我们有很好的更好的东西你不拍，你就去拍我们这些最落后的东西。这个好的标准完全不一样嘛!
两年以后，突然我们的军代表把我从家里抓到了电视台，明确告诉我说：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什么人看了以后批示——“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大毒草。后来听说是因为“四人帮”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整总理。
反反复复地检查，反反复复地交代甚至批判。凡是所有拍摄过的点，什么上海炼油厂，什么番瓜弄，我们都到现场去批斗。
“小汉奸、小间谍、反革命”等等一系列的帽子扣在我头上。当时，你说我才30岁的一个小青年，你说我在政治上有多少成熟?
当时安东尼奥尼究竟拍了什么，直到现在我都说不清楚。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片子，到现在我也没看过这个片子，我不知道他究竟拍了什么。
黄宝妹
讲述人：黄宝妹，1931出生于上海，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人，曾先后7次被评为上海市、纺织工业部和全国劳模，3次出席国际会议，8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
1955年或者1956年初，有一天总工会通知我，叫我去开座谈会。到了门口，上海市副市长刘述周，当时的统战部长都在门口等。
他们说：你刚刚来呀，主席老早来了。
我想是大会主席呢，我说：我也急死了。我跑进去，把大衣放进衣帽间，把门帘拉开一看——
毛主席立起来了。
陈毅市长也立起来了。
那时候呆住了，昏掉了，自己根本……糊里糊涂像做梦一样。握住毛主席的手以后，叫也不叫一声，就一直握着手，望着他，呆住了，糊里糊涂的。
那后来主席想了想，这样一直搀着我的手也不行呀。主席就说：你坐!坐!请坐!
毛主席问我，他说：你是啥地方的人？
我说：我是上海人，我是浦东的。
他说：哦，浦东蛮好。
他问我：做啥工作的？
我说：是纺织工人，纺纱的。
他说：哦，很好啊，纺纱工人很重要。将来，我们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多纺纱，让大家穿上衣裳。
大概9点多钟了，再进去看戏。看戏的时候，毛主席是很认真地看。我跟毛主席坐一起，他很认真，说明书也看。可做戏的人紧张得不得了，做给主席看啊，紧张得不得了。翻啊翻，一个跟头翻到台下去了。演员紧张得吓人，这样一弄呢，他们立起来重新再做。
我到了1959年的时候，还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世界青年联欢节在维也纳开的，整个维也纳，奥地利人车子全部都停下来，看我们中国人。中国人没看到过啊，看中国人怎么这么漂亮!
以前他们橱窗里放的都是小辫子、小脚的，那种样子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去了以后，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人。所以他们看到中国人，整个维也纳都轰动了，看见我们中国人就翘大拇指。
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自豪，非常骄傲。回去以后我觉得生产上真的劲道很足的。
我14岁就进这个厂里了，当时是日本人的厂。我1960年被送出去读书，读好书又回来，一直做到1987年退休。
上官云珠
讲述人：韦然，上官云珠与第三任丈夫程述尧之子，1951年出生于上海。
接到姐姐从上海写的一封信来，她说：想让我到上海来一趟，有些事情要跟我讲。
姐姐一般不会这样叫我的，我就坐了火车到了上海。当时姐姐在上海音乐学院，她是声乐系的学生，住在学校里。
她见到我以后很高兴，把我领到她那时候栖身的琴房。进了琴房，关上门，抱着我就哭了。
那她一哭，我也就明白了。我也不要问，肯定是妈妈出事了。
我母亲1938年抗战逃难，逃到上海来的。那时候我妈妈十九二十岁的样子，找到了淮海路上一家照相馆叫“何氏照相馆”，去当开票员。
这个何氏照相馆的老板叫何佐明，是上影厂的一个摄影师，自己开了一个照相馆。那么我妈妈在这个照相馆里开票，就有很多电影明星到这来拍照片，像金焰啊，顾也鲁，都在那拍照。我妈妈就跟他们认识了，就问：
我能不能演戏啊?
他们很客气：你要把普通话说好也能演戏。
后来她就真的去上了演员的表演学校。
我妈妈第一个丈夫是她上中学时的美术老师，叫张大炎。张大炎对我妈妈从影不愿意，然后大概发生了一些争执，最后就离开了。
和姚克结婚以后，生了我姐姐姚姚。那时候他们就组织剧团去了北方，在天津、北京这一带演戏，几个月交通不方便，也回不来。她带着我姐姐和保姆一起到北方去，等到她回到上海的时候，发现姚克感情发生了变化，又和别人好了，那么我妈妈又跟姚克中断了婚姻关系。
1950年，在兰心戏院演话剧《红旗歌》，认识了我父亲程述尧，1951年生了我。
我妈妈是1968年11月22日在她住的家里4层楼上跳下来的。
凌晨的时候，从楼上跳下来，跳下来的时候，那楼下当时是一个菜场，她掉到菜筐里，当时没有断气，来救她的人(问她)她还能说出我是楼上几号的，但是拉到医院里面就已经不行了。再加上那时候，她是一个黑帮的身份，根本没有积极地救治，所以很快就去世了。
那么姐姐把我叫到上海来，一个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另外，她作为当时的大学生，到部队农场去锻炼，也要离开上海了。她也不知道离开上海以后她的去向是怎么样的。
我和姐姐两个人是同母异父，但是我们从小的感情非常非常好。也是一个临别交待吧，将来我们是不是还能走到一起，都不知道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妈妈已经去世了，她告诉我她是怎么料理的妈妈的后事。是她当时的男朋友，上海音乐学院的同学叫晏凯，帮她料理的这些事情。晏凯1971年被打成“516”分子，在关押地自杀，那时候他只有24岁，对我姐姐又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晏凯自杀后，我姐姐又被关了一个月，让她交代，因为你是晏凯最亲密的一个人。她从关押处出来以后，人就很憔悴。
那时候，她经常到我父亲那儿去。我姐姐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好，从小就管我爸爸叫爸爸，我爸爸待她像亲女儿一样，他们的父女关系非常好。
她到我爸爸那里之后，又认识了一个小她10岁的男孩子，两人好了，而且怀孕了。怀孕以后呢，她觉得在上海没法再留下去。因为不分配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然后他们两人就商量，这个男孩子的母亲在香港，我姐姐的父亲姚克也在香港，他们两人商量偷渡。
就跑到深圳去，想办法要逃到香港去。在偷渡过程中，这个男孩被抓住，我姐姐那时候已经大肚子了，在旅馆里等消息，没有被抓，但是……你是企图要出逃，后来就被学校领回来。也是批判，也是不可以再分配工作。
回到上海以后把孩子生了，生了孩子以后送人，在医院里就送人了。
但是，事隔不久，我姐姐一次骑自行车，就在南京路和江宁路的路口，出了车祸，被大卡车轧死，当场被轧死。
（摘自《海上传奇》，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6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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