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26日，丁聪的家乡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为他举办了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两位老雕塑家马改户和时宜教授为老友丁聪所塑的石像于那天揭幕，《读书》杂志编辑的《永远的小丁》也于那天首发。亲属、朋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与了简朴诚挚的追思。没有想到的是，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玛霞女士——一位丁聪艺术的研究者——带来了几帧不为人知的漫画复印件。很容易就可确认，这是丁聪的手笔。
何以这些漫画会流散异国他乡?这些已经笔迹漫漶的画幅又何以值得飘洋过海带来中国?
这桩公案说来话长。
丁聪先生在世时，我曾问及，他参加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几十年，同很多共产党内的朋友相知甚深，1949年以后，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人民画报》副总编辑，足见倚重。为什么始终不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其中一员?丁先生回答我：“上世纪50年代初，差一点就入了党。”
为什么“差一点”?这“一点”差在哪里?这就牵涉他抗战时期不到半年的经历。
共产党有很严密的组织。一个人若要入党，不但要把自己的履历、社会关系详尽交代清楚，还要把祖宗三代的成分、职业以及职务变更、思想倾向交代明白，并有确凿证明，以提供“组织”审查。不要说大人入党，就是我们这些当年的初中娃娃，若要参加少儿队(那时叫少年儿童队，后来改作少年先锋队)、青年团(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来改作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一样得如此这般详加说明。就是不要参加“组织”，只要身处共产党治下，都要交代，只不过松严有别，审核有异罢了。这叫对党忠诚老实。十几岁的娃娃，没有什么复杂的履历，但思想审查之严格，不亚于入党。那时听说的一个实例，就是梁启超的孙子要入团，几次未能通过，理由是对其祖父的改良主义思想认识不清。听后很为我没有这样一个有名气的爷爷感到庆幸，不然我哪里说得清什么是“改良主义”?
丁聪早已成年，自然一切都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某年某月至某年某月在某地做某工作、任某职务?有哪些社会关系?是密切关系还是一般关系?此人是何政治面目?做何工作，任何职务?现在还有无联系?凡此等等，丁聪坦坦荡荡，无事不可对人言。但是，有一段，大约半年的经历却让他犯难。抗战时期，大约是1945年间，确切的日子我已记不清了。他曾在成都驻华美国陆军情报局的心理作战处工作了不到半年。这半年做了些什么，他自然可以说得非常清楚，既不反共，也不卖国，只是画反日的漫画。但到组织审查，要找到证明人却难矣哉了。美国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早就撤回了美国，《别了，司徒雷登》之后，中美断交，美国使馆人员也都夹着皮包走了。不但无人证明，就是千方百计找到了证明人，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证言有谁相信?“陆军情报局”，乖乖隆叮咚，这不就像“中央情报局”，是特务机关么?在美国“特务机关”里干活儿，还会不是干反党反人民的勾当?那时从解放区来的或新参加工作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逻辑，做组织、保卫工作的更是警惕性极高，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的环节。年纪轻的，没在“旧社会”混过，不知谋生艰难，更不知全民抗战时期的各种复杂情况。毛泽东、刘少奇都讲过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之类的话，甚至都喊过“蒋委员长万岁”一类口号，到1949年之后这些都已被“甄士隐”了，似乎从来都是“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至于解放区来的，对大后方的抗战情形也所知寥寥。按说，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直接军事援助最多的，好像也只有罗斯福领导的美国。苏联给过一点武器，但为数甚微，而美国陆军到中国来帮助抗日，最多时有十万之众。但在我们所受的教育里，只有《美帝侵华史》，从华尔的洋枪队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从治外法权到十里洋场；从四大家族到中国内战，都是美帝惹的祸。今天，我们又在谈论陈纳德的飞虎队，又在谈论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对中国抗战的意义了，这才知道许多美国健儿是牺牲在中国国土上的，单是牺牲在驼峰航线的就有一千多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远非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人。但在组织审查丁聪之际，谁要谈论这些，起码的“帽子”是“亲美、崇美、恐美”——这是从思想改造起许多知识分子都反复检讨过的。在这样的教育下，一看到“美国陆军情报局”便疑云顿起，毫不奇怪。
丁聪所在的党组织，已经算是很开明了。领导找丁聪谈：我们准备发展你入党，但是你的这段历史无人证明，一下子也很难找到证明人。不过组织上相信你谈的情况，可以把这些问题暂时挂起，先讨论你入党，以后若是发现问题，由你自己负责。
不过丁聪自己并不“开明”。他不愿意“不清不白”地入党。他说：“那就等问题搞清楚以后再入吧。”不料这一等，直等到人归道山。
此后的丁聪，真个是命途多舛。批“二流堂”把他捎上；反右派，尽管他只在编辑部讲了一点业务上的意见，仍旧划归另册，于是发配北大荒。“摘帽”之后，“帽子”依旧拿在群众手里，其实是拿在领导手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给你扣上。直到“右派”改正，他也只是分配在美术馆给别人的画展写标签。这次在枫泾，美术馆一位前领导讲话，称丁聪为“我们馆的员工”。初闻此言很觉讶异，后来想想，他也确实只是一名在美术馆领饷的“员工”，除了他的漫画，一无所有。在中国，正式的头衔都要官方授予才算有效，当官的有官衔，治学的有学衔，工艺界也有“大师”的职称，连“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虽然只不过每月一百元，也像煞有介事地印在很多名片上，就因为它有官方色彩，是官方认可的“水准”。称丁聪为“漫画大师”则无人授予，不过是传媒自说自话，他既非教授，又非研究员，也没有什么一级画师的职称，不过是美术馆的一名“员工”。
我一直弄不懂的是，丁聪那么单纯，那么和善，毫无野心，除了想画画一无所求，为什么厄运就一直纠缠着他?直到他告诉我关于入党的那桩公案，直到听丁太太说，丁先生生前说他不喜欢美国人，就因为同美国人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弄得他一辈子也讲不清楚，我才恍有所悟。那几个月的“美国陆军情报局”工作经历，作为未结的公案，大约就是他厄运的源头。
据我几十年的经验，一个人档案里如果有了“问题”，这“问题”就始终伴随着他。中国的档案制度，别的方面如何，未曾研究，但有两条是十分严格的。一是个人档案始终随人，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而档案记载就是新的地方、新的单位对人判断的依据。另一个是无论过去多少年，个人档案从不解密。所以每个人对于自己档案里究竟记载了什么是绝不知道的。但是，一到运动来临，如果领导者因为不同的原由(或出于嫉妒，或出于报复，或出于成见，或出于交差等等)，要把某人当作“革命对象”，只要从档案(其中除了“内查外调”得来的材料，也包括“向党交心”的思想汇报、先前写过的检讨材料或他人检举、汇报的言行材料)里摘取若干，交给“革命动力”(各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就足够了。丁聪的档案里既然记录了在“美国陆军情报局”工作的存疑经历，每次运动里“牵头皮”就无可规避的了。
这种猜测有无依据?无从求证，但作为佐证，不妨以我另一位前辈朋友为例。他是我在新华社工作时的上级——副社长李普。他于1938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当记者，后来又是刘邓大军的随军记者，开国大典那篇报道出自他的手笔。他入党后的经历清清楚楚，就连他要结婚，对方是谁，对方家庭情况，要不要举行婚礼等诸般事宜，都是向周恩来报告过的。1949年以后他在中宣部任副处长(那时中宣部没有局，部长下面就是各处)，地位不低，但因为他岳父一个当年的下级，据说后来当了台湾潜入的特务，到过他的岳父家，而家住苏州的岳父又到过北京，住在李普家，于是，这样拐弯抹角，李普也成了“特嫌”。审查了两年，没有结论，戴着“特嫌”的帽子离开了中宣部，至今未闻“甄别”。1938年入党的李普，只是因为妻子的父亲在他家住过，便立案审查；尚未入党的丁聪，在那样一个机关里干了近半年，自然更不会轻易放过了。在丁聪的档案里是否有“特嫌”之类的记载，丁聪不知道，我更不敢妄揣。不过以李普的遭际推论，大概也不会太离谱儿。
前面说到玛霞女士带来的那些漫画，恰恰同丁聪这段“说不清楚”的历史有关。其实，如果我们能像今天这样承认当年美国陆军到中国来是帮助中国抗日，那么美国陆军情报局的心理作战处，自然做的是抗日心理战的工作。丁聪说他在那里就是画抗日漫画，应当是可以相信的。但是，1949年以后“一边倒”的国策，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就成为除了苏联是“无私援助”，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帝”，必然包藏祸心，抗日是假，反共是真。所以，丁聪那段经历就成了洗刷不尽的“历史污点”。
玛霞带来的墨迹漫漶的几帧漫画，正是丁聪在“心理作战处”所画。那些漫画，在丁聪，是为抗日尽力，不曾署名，也不曾想藏之名山以传其人；论用途，是发到敌占区，鼓舞沦陷区人民抗日、瓦解日军士气的，不曾在大后方或解放区报刊上发表。所以，丁聪既无法找到证明人，也拿不出证明自己工作的证据。可是，不知怎么，美军心理作战处却带回了一些当年印制的漫画传单，这些埋没已久的陈旧传单，恰好又被美国某家图书馆(是否玛霞工作的国会图书馆，因我不曾问及，未敢遽断)收藏，恰好又被美国的丁聪艺术研究者玛霞发现，这才复制了一些带来中国。真可谓无巧不成书。
一帧漫画，画的是一只穿着日军军服的大蝗虫，据桌大嚼，窗外还有一群蝗虫等着分享，桌上摆满酒肉鸡鸭。桌旁站立的是肚子饿瘪的中国百姓。画上写道：“中国大敌是蝗军，他们一来一大群。猪羊鸡鸭齐宰杀，还把米麦搬干净。对待皇军勿客气，饿坏妻儿悔恨迟。”
另一幅画的是一只只凶恶的蝗虫，留着仁丹胡子，穿着日军军靴，踏在瘦骨嶙峋的中国百姓身上。画面上用粗体大字写道：“蝗军吃完我们的粮食，打倒万恶的鬼子皇军”。还有几行稍小的字，写的是“我们种田没饭吃，长了五谷饿肚皮”；“皇军不除，我们饿死”。
再有一幅，画的是无数百姓拿起铁耙追打蝗军。大字写道：“杀尽皇军，人人安乐”和“蝗军皇军，贪婪毒恶，害我农民，抢我五谷。送给鬼子，不如烧却，合力同心，大家团结，杀尽皇军，人人安乐。”
同样题材的还有两幅号召坚壁清野的。一幅画着老百姓把食物统统埋藏起来，青壮持枪卫国，老弱携妻儿逃难、奔走四方。另一幅画着老百姓把粮食埋藏起来，拒绝给“蝗军”提供粮食。画上写道：“勿把粮食，供给皇军。有了粮食，他们不走。赶走皇军，人人足食，个个平安。”
余下两幅漫画，揭露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在中国人民的尸骨上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宝座。
抗战时期，我在成都出生。丁聪画这些漫画时，我已进小学了，虽不知道这些漫画，但对把日军称作“蝗军”却有很深的印象。我的父母都是教员，他们编过一些儿童歌舞剧，教孩子排演，当年也曾出版印行。内容大多是抗日的。其中一出叫《蜜蜂的花园》写一群“蝗军”残害花园，蜜蜂们奋起抵抗，消灭了万恶的“蝗军”。记得“蝗军”上场时的唱词是：“我是蝗军，我是蝗军，最逞强。威风凛凛，威风凛凛，谁敢当!我们都凶如虎狠如狼，我们都如强盗赛魔王。肚子空虚，肚子空虚，饿得慌。闻到花香，闻到花香，喜洋洋。大小儿郎同去，大小儿郎同去，干一场!”而蜜蜂们保卫家园时所唱的则是：“蝗虫太猖狂，妄想占我好地方。拔出我们的剑，冲上前去杀一个，你来一个杀一个，你来两个杀一双，任你蝗虫有多少，杀你片甲不还乡!”
中国的抗战是全民的抗战，所谓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共产党占领区的军民在抗战，国民党占领区的军民也在抗战，美国盟军到中国同样是为了帮助抗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民族的大义是不应该以党派论是非的。丁聪在心理作战处工作的性质，这些漫画，应当是确凿的证据了吧。一辈子没说清的问题，应该算是说清楚了。未结的公案也应当可以了结了。可惜的是，公案了结之时，已是丁聪去世一周年之日，是否需要“更正”、“昭雪”，并不重要了。
一个政权，为了自身的安全，或许不能没有调查或审查，但在一方固不能证其无，而另一方也不能证其有的时候，掌权的一方，妄加怀疑，甚至因怀疑而猜疑、而枉加之罪、而滥施惩处，这种唯我独革，怀疑一切，背离事实的偏见，已经超越了使用公权的合理性，其结果必然要伤及无辜。这样的教训是应该牢牢记取的——无论是谁掌权。
（摘自《悦读》，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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