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口述实录

    清华数学考4分，还想上数学系

    季羡林：入清华以后，清华规定，文科的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这个文科选什么理科课啊，物理、化学哪里选得了啊，生物也不敢选，但是它有一个办法，说逻辑可以代替。我就选逻辑。结果教逻辑学的当时是……

    蔡德贵：是不是金岳霖先生啊?

    季羡林：金岳霖是一个，冯友兰一个。我记得三位教员。

    蔡德贵：金岳霖、冯友兰之外，还有谁呢?

    季羡林：还有张崧年。就是张申府。

    蔡德贵：您选的，是谁的课呢?

    季羡林：金岳霖的。结果，我在高中学的逻辑学，与金岳霖先生教的拧了。所以我选金岳霖的逻辑，得先把脑袋里边高中学的逻辑学先清除，因为它顶着。

    蔡德贵：那怎么清除呢? 

    季羡林：反正念完了，也就清除了。我对那个也没有什么大兴趣。

    蔡德贵：金岳霖先生还讲数理逻辑了吗?

    季羡林：不是数理逻辑，就是普通逻辑。

    反正当时我一个感觉，就是高中分文理，这个很坏啊，文科的学生考大学，数学就不行。我吃亏啊，他们说，北大、清华看卷子，先看数学、英文、国文，三门要到180分，到180，然后再看别的。三门不到180，算了。

    蔡德贵：您考清华，有的材料说，您数学考的是14分吗? 

    季羡林：不是14分，是4分。后来我还想上数学系。我到注册科去问，注册科说你的数学要念8年，就是要把高中的4年补全。我说，8年啊，我干不了啦，算啦，不念数学了。    

    蔡德贵：为什么您异想天开要学数学呢?您那时候有数学天才吗?没有啊!

    季羡林：没有数学天才。不知道怎么回事。

    蔡德贵：那您数学4分，其他两门课要考很高的分数啊? 

    季羡林：大概要80分以上。

    蔡德贵：接近90分，才能够180分。

    季羡林：北大（季羡林当时同时报考北大和清华）英文卷子的题，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选择的是五代时，李煜的词《清平乐》：

    别来春半，

    触目愁肠断。

    砌下落梅如雪乱，

    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

    路遥归蒙难成；

    离恨恰如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后来我都翻译不出来，当时居然翻译出来。

    蔡德贵：这对高中的学生难度相当大了。

    季羡林：英文那个“别来春半”，后来，山东去的，让他翻成白话文也翻译不出来啊，什么叫“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不用说英文啦，白话文也翻译不出来的。所以，(山东)那次几乎是全军覆没。当时考得厉害的，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当时在全国高中里，是呱呱叫的。再一个南开附中，是呱呱叫的。南开附中高中三年级念的课本，物理什么的，用的就是美国一年级的物理课本，大学物理，英文原版的。所以南开那个附中，北师大的那个附中，我们怎么跟人家竞争啊，差一大截子啊。

    蔡德贵：复旦附中也没有北师大附中、南开附中厉害啊?

    季羡林：不行，复旦附中也不行。那时候南开附中厉害，北师大附中厉害。他们考北大、清华好几个，不是一个人，是好几个。我们没有办法竞争。

    思想改造不了，要慢慢接受

    蔡德贵：钱钟书在清华园已经很有名了吗? 

    季羡林：这是我的印象，在清华时，我并不跟他讲话，因为什么呢?他就是装模作样，脑袋瓜是灵。那个上海那一带的，脑袋瓜比北方的灵。可是也没有，没有他自己认为的就是天才。所以我们在学校，不但没有来往，也没有讲话。

    蔡德贵：《清华园日记》里两次提到老钱。你们没有交往？

    季羡林：没有交往。

    蔡德贵：听说他无锡钱氏家族，家里藏书很多。他出名出在黄色小说看了不少。开书单子，不用查，可以开出一页纸来。

    季羡林：对。

    蔡德贵：后来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您跟他来往也不多？

    季羡林：也不多。后来，我们不是一条路，他搞英文，我搞德文，走两条路了。

    蔡德贵：有一段，中国社会科学院要请您去当副院长。

    季羡林：有一段。大概是胡乔木推荐的。后来没有弄成。

    蔡德贵：您那时候不去？

    季羡林：也不是不去。反正有了钱钟书，不能两个啊，都上啊。说我当时有意拒绝，也不敢说。

    蔡德贵：没有断然拒绝?

    季羡林：嗯。

    蔡德贵：原来有个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您那个学部委员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科学院是郭沫若当院长。学部是潘梓年他们在那里。

    季羡林：当时就是这样子。当时，为什么成立社会科学院哪?胡乔木啊，愿意当院长，可这边呢，郭沫若一顶大佛，他拱不动。所以他就成立一个社会科学院，过过当院长的瘾。

    蔡德贵：社会科学院成立的时候，郭沫若已经去世了吧? 

    季羡林：没有去世。

    蔡德贵：1978年啊? 

    季羡林：不是1978年，忘记是哪一年了，要早。郭沫若没有去世。

    我与郭沫若来往比较多。就是那个《历史研究》开编委会，他是主编，我们都是编委。郭沫若家住在西四一个大院子里，(就在他家开编委会)。后来搬到什刹海，(我没有去过)。郭沫若这个人倒是挺好的，没有什么架子。

    蔡德贵：文坛一瞥把沈从文给瞥下去了，是不是郭沫若啊?

    季羡林：不是，那是解放以后了。是冯雪峰。

    蔡德贵：冯雪峰也是被整的啊。

    季羡林：他可是也整人的啊。香港来的一些人，臧克家也在里面。自己革命，所以给沈从文起了个号，叫粉红色的作家。就是冯雪峰这批人。

    蔡德贵：那您对郭沫若的印象很好啊。

    季羡林：(郭沫若)这个人就是不错。搬什刹海，就不记得有什么来往了。主要就是编《历史研究》。

    刚解放的时候呢，范文澜他是老知识分子，他是解放区老知识分子，那时候是革命家，大概有一个使命，就是团结改造我们这些没到解放区去的人。对范文澜就是，我本来对他是很尊敬的。后来他的那个《中国通史简编》哪，不是他的吗?他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后来的所长是刘大年，出过一本《中国通史简编》，主要是骂佛教，不是一般的骂，是破口大骂，当时大概这个风气。

    蔡德贵：唯物主义啊，用唯物主义批判啊。

    季羡林：也提不上唯物主义。是开口大骂，也不属于什么唯物主义。对那个书啊，后来我想鲁迅的一句话，谩骂绝不是战斗。后来也知道，反正他那本书，不是他自己想出的，受命于上边的。

    蔡德贵：“文革”当中，我们知道了一个消息，1962年的时候，范文澜最早就说您是国宝了。您现在想辞国宝，但是l962年范文澜就说您是国宝的，梁志刚的文章提到了，我们“文革”当中也听到了。

    季羡林：哦。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蔡德贵：他对您是很尊敬的。

    季羡林：我对他也很尊敬的。我认为，他是老知识分子改造成为革命家的典型。刚解放的时候，这个历史学界，有那么一个不定期的会，大概也是受命，就是改造我们这些没到过延安的老知识分子。

    蔡德贵：那时候北大校方对您的评价，您知道吗? 

    季羡林：不知道。

    蔡德贵：当时据披露出来的材料说，您属于中间偏左。上世纪50年代前后。

    季羡林：大概是对的啊。

    蔡德贵：您与范文澜熟识就是在《历史研究》开编委会，你们这些人改造如何?

    季羡林：这个人的思想改造啊，是改造不了的，那时候思想改造是个很时兴的名词，当时我就说过，肉体可以改造，改造只能改造肉体，思想改造不了。他自己慢慢地接受。

    蔡德贵：那时候您和沈从文有来往了吗?

    季羡林：和沈从文?反正这样子，当时我对沈从文很崇拜。

    蔡德贵：网上一个材料说，您当时和沈从文说过，大概是思想改造的时候。说咱们都是放在锅边的螃蟹，等着人家把我们推下锅，就可以变成红的了。

    季羡林：嗯。忘记了。

    国内的恩师

    蔡德贵：讲到国内的恩师，第二位是汤用彤先生。第一位是陈寅恪先生。还讲到听周祖谟的课。

    季羡林：听课不等于老师，周祖谟我光听课。我听课，最有意义的就是听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后来汤一介告诉我，汤用彤讲课没有稿子。我记得非常详细。好多年我没有回家，回家可以找一找那个本子。

    国内的，第三位就是胡适。胡适的课我没有听过，不过他的书，我读的是很多的。后来我到北大来的时候，他是校长。胡适那个人，是“我的朋友式”的人物。他的口头语是：“我的朋友”，他也真是像我的朋友。有一次，我在他的校长办公室，进来一个学生，学生显然是地下党员，而且跟胡适很熟。进来以后，他说胡校长，延安哪，传来信息，请您不要走，请您做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胡适笑了一笑，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家，信我吗?人家就是共产党。后来，胡适，那时候邓广铭是他的秘书。他告诉(我们)，蒋介石在南京搞总统选举，扬言说要胡适当总统。我们都不相信，蒋介石是干吗的啊?他是大流氓，他掌权，怎么会让胡适当总统呢。哪有那么回事啊?而胡适真有点信，很幼稚。

    胡适飞到南京以后，我们有过争论，他走的对不对。他走的时候，我们当然认为他不应该走。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让我们这些主张不该走的人改变了主意，认为他走得好。要不走，有两重身份，一个是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学术来讲，批判的靶子，胡适是最好的靶子。另外一个，就是1957年的右派。他要不走，如果不划右派，那才怪呢。所以，我们后来认为他走对了。我到台湾以后，不是有一篇文章吗，《站在胡适之墓前》，那时候当然没有讲得那么详细，那个心情就是，认为他走的还是对的。离开北京以后，到台湾，他就来往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当时他还在研究《水经注》。

    胡适到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被围城了，他派专机到北京接人，他有个名单。名单里接的有很多人，首要的是汤用彤。

    蔡德贵：那个名单有没有您? 

    季羡林：我当然不够资格，那时候我是个小毛孩子，不够格的。大概有汤用彤、徐炳昌，还有马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胡适在南京机场恭候，与老友见面。结果飞机一到，名单上有的，一个也没有去，名单上没有的，毛子水倒去了。听说胡适当时大哭，哭了一场。那时候，北京旧知识分子的心理是这样子的：共产党我们不了解，但是国民党我们了解啊。怎么能跟他走呢? 

    毛子水，那个人也不能说是学者，也没有什么著作。

    蔡德贵：他的名气还是很大。

    季羡林：名气不知道啊，北大图书馆馆长也是个人物啊。胡适在台湾的墓，那个字都是毛子水写的：胡适之先生之墓。胡适这个人，我们说，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可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骂共产党。国民党他倒是骂过，他说“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不是说“知难行易”吗?胡适说“知难，行亦不易”，主要就是针对孙中山那个的。

    蔡德贵：他走了以后，照样批，空对空批判了一通。

    季羡林：后来空对空，批得不少啊。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他这么个身份。

    他这个人，聪明是聪明。就是，人说，一心不可二用。他一心，一个是做学问，那真是好料子。另外他又想当大官，当总统。

    蔡德贵：政治幼稚病。

    季羡林：嗯。政治幼稚病。

    于道泉哪，在英国念书，陈寅恪在那里治眼睛，陈寅恪在那里视网膜脱落。医生就劝他吃海参，说海参有胶质，可以粘起来。后来这个于道泉，怕这个陈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医院去陪他，念什么呢?《资本论》。陈寅恪就告诉我，他哭笑不得，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他天天来给我讲共产主义。于道泉的妹妹于若木，陈云的夫人，已经嫁给陈云。后来于道泉从英国回来，他这个妹夫，想培养培养这位大哥，把他接到他家里边，过了一阵，观察他不是做官的料子。于道泉是有意思，一方面给陈寅恪讲这个马克思主义，另外一方面，研究鬼。他作为一个课题研究鬼。还研究在碗里种豆子，无土栽培。

    到了清华呢，哲学系啊开会，我最愿意去旁听。因为一开会，冯友兰和金岳霖就辩论。有一次辩论一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我们现在，在这里，是存在，在两千年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当时可能不是用的知道这个词。辩论的结果呢，每次都是冯友兰脑袋瓜不如金岳霖灵，磕巴嘴，往往越辩论越说不清楚。金岳霖呢，是挥洒自如，那个聪明。我上过金岳霖的课，有一次，金岳霖在逻辑学的课上说，中文我讲不下去了，我用英文讲吧。因为他学的逻辑学是通过英语学来的。

    蔡德贵：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听说一个笑话，郑昕先生讲康德，也不知道是黑格尔的，说讲着讲着，哭了，说自己讲不下去了。他是不是一级教授?    季羡林：郑昕是不学无术。一级教授就是哭出来的。两个哭来的。一个杨晖，(都是哭出来的教授)。原来这个没有排级的时候，一调整工资，北大几个老头，翦伯赞、杨晖、曹靖华，都排在前边，到后来决定一级教授，这就麻烦了。几个老头，都是不念书的，一级当然选不上了。从那以后工资就上轨道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拿工资，以小米折合钱币，我是1100斤小米。哪一年我记不住。

    （摘自《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