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应该记下颇具中国特色的这一笔：攻占中央苏区红色首都瑞金的国民党东路军第十师、第三十六师，指挥官都是前共产党员。
第十师师长李默庵，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
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黄埔一期毕业，也是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人的入党时间都在1925年，都与黄埔一期中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陈赓关系极深。
李默庵19岁被陈赓带到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后来陈赓从该校转入了黄埔，李默庵也跟着转入黄埔。
宋希濂与陈赓是湖南湘乡同乡，17岁入黄埔军校，18岁由陈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默庵是湖南长沙县人，出身穷苦，从小帮助父母卖柴、养猪，青年时就深受共产党理论的吸引。进入黄埔军校后，便与很多共产党人发生密切联系，很快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分子。军校毕业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与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相当熟。留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几乎每天晚10点都要到包惠僧宿舍参加碰头会。第二次东征时，作为第一军第六十团党代表，他又与团长叶剑英相处甚好。
宋希濂与李默庵比较起来，家境就较为宽裕。宋希濂中学期间恰逢“五四”运动，他与同学曾三合作创办《雷声》墙报，撰写声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祸国殃民的文章。
李宋二人又都在“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退出了共产党。
李默庵退党最初起因于谈恋爱。他与女生队一学生相好，经常借故不参加党组织的会议，支部书记、黄埔一期生许继慎狠批了他一顿，从此不通知他开会。李默庵也心存芥蒂，你不通知，我就不来，无形中脱离了组织。
其实这是李默庵找的借口。即使许继慎通知他参加，他对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也兴趣不大了。共产党动辄强调流血牺牲，李默庵更感兴趣的还是光宗耀祖。黄埔一期中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之说，他自己则添上一句：“能文能武是李默庵”。作为第一期的高材生，他对在校长蒋中正麾下干一番事业表现出更大的兴趣。
1926年爆发“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么退出国民党和第一军，要么退出共产党。当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二百五十余人退出了国民党和第一军，只有39人退出共产党。
39人中，第一个发表退党声明的，就是李默庵。
初入黄埔时，见到广州一些腐败现象，他还气愤地发誓：不当官，要革命。现在正式加入国民党行列，他已经不想革命，而要当官了。
宋希濂参加共产党时，在党内的活动还不像李默庵那么活跃；退出共产党时，也不像李默庵那样绝情。他在中山舰事件后说，“在当今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政党，目标是一致的。由于军队方面要求军官不要跨党，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我打算不再跨党”；又说：“我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办过《雷声》墙报的宋希濂，真正行动起来便雷声大、雨点小了。命令他做的事情，他一件也没有少做。蒋介石曾通电全军，表扬宋希濂的三十六师“于讨伐叛乱战斗中首建奇功”。
两个前共产党员摇身一变，皆成为国民党悍将。
宋希濂在红军出发长征前十几天身负重伤。这时距苏区首府瑞金最近的，是东路军李延年的第四纵队。李延年也是黄埔一期生，北伐途中与孙传芳部作战，他以身先士卒著名，受到何应钦、李宗仁的多次赞扬。黄埔军校毕业刚刚三年，军衔就晋升到少将。黄埔一期生中，除了胡宗南，无人有他这样快的晋升速度。
但蒋介石不把占领瑞金的任务交给他，却交给了他的副手李默庵。
11月6日，李延年收到东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电报：“着该纵队副指挥官李默庵率第十、第三十六师进取瑞金，于八日集结长汀，即一举占领瑞金之目的，于九日晨开始攻击前进，限当日占领古城，十日占领瑞金。仰遵办具报。”
蒋介石特地把占领红都瑞金的任务指定给一个前共产党员，是否出于更深一层考虑?只有他自己内心清楚了。
8日，李默庵指挥部队集中长汀附近。部队行动得非常小心谨慎。9日向瑞金进展。第十师在先头，第三十六师跟进。至午后4时，十师占领隘岭、古城一带地区，三十六师到达花桥、青山铺一带。
这位1925年入党的前中共党员，率国民党嫡系部队一步一步向瑞金逼近。1934年11月10日，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中央苏区首府瑞金。
瑞金失陷三个半月后，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瞿秋白落到了宋希濂手里。
1935年6月16日，宋希濂收到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转发的蒋介石密电：“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具报。”6月17日，他派参谋长去向瞿秋白转达。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深。
第二天清晨，瞿秋白起身，提笔书写：“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未写完，外间步履急促，喝声已到。瞿秋白遂疾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有半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罗汉岭下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微笑点头：“此地正好，开枪吧!”
一位前共产党员攻占了红色首都瑞金。
一位前共产党员枪杀了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
李默庵1949年8月13日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斥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1949年以败将身份向共产党投诚。
不久，北京电邀起义人员北上进京。李默庵没有去。台湾他也去不成，在香港就遭到蒋介石的通缉。1950年11月，他举家移居南美的阿根廷。1964年秋，他又移居美国。
1949年11月，身边只剩一些残部的宋希濂，在四川腹地对其部下演讲：我们在军事上是被共军彻底打垮了，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走到遥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
兵败如山倒之时，这位前共产党员竟突然想用共产党的办法。他也想爬雪山、过草地、建立根据地，但却是倒行逆施。宋希濂甚至连走的方向都是倒的。红军当年由南向北翻越雪山，他却是由北向南。
刚刚渡过大渡河，宋希濂就被解放军包围生俘。
他被关进重庆磁器口的白公馆。当年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的陈赓听到消息特从云南赶到重庆，请这位囚徒吃了一顿饭。
(二)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万党员。新发展一名新党员，要经过严格的手续和复杂的程序。本人申请，组织核准为发展对象，然后检验申请人平时表现，入党动机，申请人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的认识；对党员的基本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然后是上级组织发公函对家庭情况外调，支部大会审议，介绍人谈被介绍人基本情况和培养过程，支部大会讨论，举手表决，形成决议报上级党委审批，预备期从支部大会通过之日算起……为了让各级党组织严格履行组织手续，把好关，组织部门编写了一本又一本发展新党员的说明。
国防大学副教育长谭恩晋谈起来感慨万千：“我1947年在北平入党时，就是一个晚上被叫到城墙根底下，只问了我一句：‘怕不怕死?’我说：‘不怕!’负责发展党员的那位同志说：‘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带人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共产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红十军团长刘畴西、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人，被敌人捕获枪杀。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等人，在战场上牺牲。
新中国同龄人都记得这三部作品：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刘伯坚的《带镣行》。
国民党南昌行营有如下记载：
“截止本月底(注：1935年3月底)，江西清剿军先后在于都、会昌俘红军六千余人，步枪手枪两千余支，机关枪五十余挺。在瑞金俘红军三千余人，掘出埋藏步枪身八千支，机关枪二百余挺，炮身十余门，迫击炮十余门，图书三十余箱，铜锡两百余担。”
比牺牲更加严重的是叛变。
最先是被蒋介石称为“红军瓦解先声”的孔荷宠叛变。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曾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任为“特别招抚专员”。1935—1937年间，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
中央红军长征后，苏区先后出现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
这些叛徒在叛变前，虽各有各的方式和嘴脸，但往往都很“左”。
孔荷宠对让他去红大学习非常不满，他说谁还不会打仗，用几挺机关枪就能坚持到底，什么正规训练和战略战术，都是一派胡言。
向湘林则常对周围人说：“中央苏区失败了，我们在这山里打埋伏可耻，不如出去拼个痛快，拼掉他几个算几个。”他在游击区还搞正规化，恢复分区司令部和各科室，搞沙盘作业，每天早上吹号集合出操，晚上吹号集合点名。这一套马上引起敌人注意，派来重兵清剿，弄得部队天天转移。陈毅找他谈话，他还振振有词：“红军主力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回来，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决一死战。”
敌人真的来了，他没有决一死战。
很“左”的人一瞬间突然变得很右，中国革命中至今不乏此例。
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还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
龚楚可以与彭湃、毛泽东相比，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7年底到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辗转于粤北想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有农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下列同志组织之：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及士兵同志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织之。前委书记由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泽东、朱德、龚楚。”
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
龚楚在井冈山时期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关系，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百色起义后成立红七军。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就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调一支四十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
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项英看过信后非常高兴。他不太了解龚楚，但这是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有足够的理由感到振奋。陈毅却没有那么乐观。他对龚楚是非常了解的。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彭德怀在第三次反“围剿”中，因龚楚不执行命令曾经撤了他的职。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
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害怕夜长梦多，决意先下手为强，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
又是那位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帮忙，召集游击队员和干部在龙西石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他们发觉情况不妙时，龚楚的伏兵已经将会场包围，这位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了。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做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对敌人做出了更大“贡献”。
（摘自《苦难辉煌》，华艺出版社2009年1月版，2010年7月第14次印刷，定价：4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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