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情书色

    “文革”宁波大毁书

    “文革”中典籍悉称“四旧”，大量流入废品收购站，做了还魂纸。公藏私藏均遭劫难，毁书之风遍及南北。慕湘撰文说，他1973年曾去宁波访天一阁，听闻宁波一地数日之间即毁掉线装古书八万公斤：“人间痛心事，孰有过于此者!徒令人回肠而气短也”。     

    深圳当年有古籍书店

    买旧书真的需要机缘。我第一次买线装，是因为当年深圳有家古籍书店，一来二往和老板混熟了，老板恰好又是北京琉璃厂训练出来的。我说我想买几本旧书，留个念想。老板就说你买这套，别买那套，价格我给你优惠。光绪刻本《明季南略》、《明季北略》于是就到了我的书房里。现在看来也不是什么好本子，可是前几天在上海古籍书店五楼又见这两套书，标价高得我都不敢相信了。我不得不又一次怀念起深圳有古籍书店的岁月。听说，现在连当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题写的“深圳古籍书店”牌匾也找不着了。深圳变化真快，快得连怀旧都有造假之嫌。

    《菜谱集锦》也是毒草

    我留心收藏禁书文献有很多年了，原因有二：一为搜刮禁书者之“坏心肠”，一为掠取可笑之人的好玩之事。前几天在孔网买到一本1968年版《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评提要三百五十种》，见“毒草”目录上有一本《菜谱集锦》。你能想象出一本菜谱是如何成为“毒草”的吗?理由如下：“此书是刘、邓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推行和平演变，腐蚀革命干部和群众的罪证。此书大肆宣传吃喝，不厌其烦地介绍川、京、粤、上海、淮扬等地方系统的所谓‘名菜’、‘名点’。此书的炮制者还要求此书装帧华丽，以备外宾和‘首长’参阅，出版后曾数次出国展览。可见其罪恶用心。”此书“装帧华丽”且又多次出国展览，一定是“色香味”俱全的妙品。

    “书虫”往往遭“捻毙”

    当年买黄裳《银鱼集》，很为书名诧异，不知“银鱼”为何物。待读了书的后记，才知银鱼原是书虫。“有时打开一本旧书，”黄裳解释说，“会发现一条两三公分长的银灰色的细长小虫，一下子就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幸而捉住，用手指一捻，就成了粉。”我第一次见到书虫，是在陈从周的精装《书带集》里。买来时已是旧书，书脊布满虫蛀小孔。翻开封面，赫然见书根处有白色小虫蠕动。我观赏一会儿，就把它捻毙了。可是它并没有成为“粉”，所以也不知它到底是不是银鱼。爱书人向来有被唤作“书虫”的旧例，想想也真贴切得很：他们靠书生存，常常命悬一“指”，说不清什么时候就给“捻毙”了。

    史上最有名的书虫

    史上最有名的书虫该是1626年在英国抓住的那只了。据威廉·布列地斯说，这书虫的名字叫做Ichthiobili aphage，它吞食了一位新教殉教者的三篇清教论文，然后就被捕了。它后来享有盛名，是因为有人专门为它写了一本书，书名是《鱼之声，一名腹中藏有三篇宗教论文的书鱼，1626年夏至节前夜，在剑桥市场上一条蠹鱼腹中所发现》。

    书虫之乐

    前人说书虫有三乐：买书一乐，有新获也；卖书一乐，得钱可以济急也；卖书不售一乐，书仍归我也。韦力读此达观隽语，乃自增一乐，凑成“第四乐”：买书不得一乐，省钱可买他书也。其实还可以接着往下续：买得珍爱之书打死也不卖，一乐，笑傲江湖也；卖掉某书顿时后悔复高价买回，一乐，收复失地也；见好书流落地摊，虽自己有藏仍坚决购回，一乐，救风尘也；在书店见自己大作竟卖特价即尽数买回，一乐，领走失的孩子回家也……

    读者的十项权利

    面对一本书，你可以发出“读，还不是读”的疑问，当然也可以行使“读，或者不读”的权利。阅读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之一，据《书中书》转引法国一位小说家的“读者的权利单”，它包括十项：一，不读的权利；二，跳页的权利；三，不读完的权利；四，重读的权利；五，读任何东西的权利；六，消遣的权利；七，随处读的权利；八，浏览的权利；九，大声读出来的权利；十，不必为自己的品位辩护的权利。

    《毛选》发行量曾比《修养》低

    书友文泉清搜藏“书之书”多年，他曾钩沉出一段“文革”时期某人关于图书工作的发言，今天看来是很有趣的出版史料。发言的大意是，刘少奇《修养》一书1962年出修订版，“四条汉子”之流几个月之内就印了四百七十三万余册，散发全国各地；“而在这一年，世界革命人民的宝书《毛泽东选集》却只印了五万部”。以后的四年内，《修养》共印行1840万册，《毛泽东选集》却只印了441万套。发言者又列出了同一时期另外两本书的印数：《战斗的青春》一版再版，先后印刷17次，发行一百余万册；《青春之歌》竟印刷了二十多次，共达二百多万册。发言者的结论是：“……我们的图书阵地充满了各种反动腐朽糜烂发臭的东西。”呵呵。

    书名之长短

    书名的长短有讲究，也有时尚。前些年，书名流行两个字，诸如《废都》、《白夜》等等。如今开始流行长长的名字了：曹乃谦的小说叫《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杨争光的最新小说叫《对一个符驮村人的部分追忆》。还是日本作家厉害，有本新书的书名长达114个日文字，有人译了过来，是这样的：“如果明白烦恼也是迷茫也是年轻人的特点，那就不必担心。因为大伙儿都是这样长大成人的。我也曾是烦恼和迷茫的天才吆。如果认识到在没有烦恼没有迷茫的地方就没有进步的话，那只要你喜欢工作，就什么都可以做。去找吧。”等着吧，咱们这边更长的书名过不了多久就横空出世了。

    波普论书籍文明

    那些动辄狂妄断言纸质书籍即将消亡的人，该经常温习哲学家波普的一段话，能背诵当然最好不过了。波普说：“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都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和松弛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那时候的书很安静

    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书，和如今的出版物相比，装帧设计风格大为不同，你不需要什么“独门秘笈”，一眼就能辨认出来。那时候的书很安静，很简朴，很雅致，很朴素，很多的书卷气，很少的飞扬跋扈，像端坐闺房的淑女，讲台上工工整整写板书的女教授，或街巷深处踢毽子的邻家小妹。现在的新书，太多的花枝招展，太多的华而不实，太多的浓妆艳抹，太多的大而不当，像汽车展上的女模特，像不会唱歌只会跳舞的“超女”，像街边嗑着瓜子兜揽生意的“发廊妹”，像一身名牌而一无所长的所谓“小资”。

    书中自有“黄金般的智慧”

    很多人都曾断言：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了。但是我崇敬的学者之一范景中不这么看，“大概30年以后，”他说，“我们可能有希望继续出现像陈寅恪、钱锺书这样的大师。”我当然乐观其成，但并没有信心。他对陈寅恪读书风格的论断我倒赞成。他说：“陈寅恪在国外待了十年左右，他从不为学位读书，而是为学问、知识去读书。用西方人的话来说，他是为黄金般的智慧去读书。现在人们读书越来越功利，这恐怕是想起来都让人遗憾的事情。”我们先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西方人说书中自有“黄金般的智慧”：同是把书与黄金相提并论，但“黄法”确实不一样。

    所谓“读书时尚”

    读书也有时尚，赶时髦在所难免，可是，即使是赶时髦，也有一个赶什么、如何赶的问题，有境界高下之分。周国平陷入回忆：“上世纪80年代后期也有赶时髦的问题，因为那时思潮就是时髦。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读过尼采，没有读过弗洛伊德，就会被看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刘苏里掰手历数：“四〇后”流行的是《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五〇后”、“六〇后”流行的是卢梭的《忏悔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王蒙的小说；“七〇后”流行的至少是金庸、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三毛。可是，“八〇后”、“九〇后”一代的流行阅读，呈现出十分单一的状况，玄幻、鬼故事、小情小调的青春文学……“这种流行让我忧虑。”因为激动，他的脸像报纸的版面，一会儿黑白，一会儿套红。

    畅销书败坏阅读取向

    媒体!读书人对媒体真是爱恨交加。陈思和判定，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所谓的学问家、大儒、说书人、新文人都纷纷登场，占领媒体，聒噪之声从此不绝”。周国平不仅有同感，而且是“痛感”“媒体在阅读问题上越来越强势了”。他说，“基本上从炒作畅销书和排行榜开始，人们的阅读也就跟着‘指挥棒’走，大多数都是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可悲。我们缺少那种严肃的读书评论，缺少那种对新书的严肃批评与分析，基本上就是靠市场与排行榜，这是很可惜的。”说起畅销书，李辉斩钉截铁：“一些畅销书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们败坏了阅读的取向。”

    （摘自《书情书色·二集》，中华书局2010年7月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