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老屋和石一歌

　　余秋雨先生一直都是热点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常常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反对有赞同，当然也有无所谓的。近日他在自己新书——第二本自传《我等不了了》中回应了一些问题。我们选摘了一些，算做当事者言。而读后的感想，是读者自己的。

老人和老屋

    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因为照顾爸爸，我也传染了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也要住医院了。

    在我住院期间，传来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上海的当权者禁止民间悼念周恩来。我一听，立即拉着一起住院的静安区副区长赵纪锁先生，在虹桥医院第六病区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所有的病人都参加了。追悼会过后，我又把会场布置成一个灵堂，再将自己的床搬到隔壁守护。这是当时全上海唯一的民间悼念仪式，我知道已经受到“工总司”的密切关注，只是因为在医院，他们一时不便动手。我守护了整整一个星期，一天晚上，在两个护士的帮助下，快速出院。

    当时的上海，很难找到躲避之处。好不容易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了一个仅能容身的小窝棚。我躲在里边，一个多月几乎没有见过一个人，直到我早年的老师盛钟健先生要到上海来看我。老师弯着腰进了我的小窝棚，又用手按了按那张用木板和砖块搭起的小床，说：“这不行，不是人住的地方，一定要搬出去。”

    我说：“外面一片嘈杂。”

    盛老师说：“如果你只是怕嘈杂，不怕艰苦，我可以到乡下山间给你找一个住处。”

    我拜托他找，说怎么艰苦都可以。他回去后不久，就来信说找到了，并告诉我坐什么船，再坐什么车，他在何处等我。

    我立即告别爸爸、妈妈，七拐八弯，住到了奉化县的一处山间老屋里边。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上了二楼。

    他是谁?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过。

    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呵，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1930年捐献的。”

    我说：“1930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1936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1936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1930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1930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山下小街边有一个阅报栏。抬头一看，还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突然发现有一个叫“石一歌”的署名，便知道原先自己参加过的鲁迅教材编写组里也有人下了水，因为这个笔名是那个组里有人用过的。下水的人，我估计姓孙，因为当时就发现他与“工总司”有来往。我想看看他写了什么，却实在读不下去。何况此时此刻，我正在研究孔子和老子有没有在洛邑见面的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但事情很不容乐观。没过多久，下令逮捕“四人帮”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又下了令，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继续遵循。这一来就麻烦了，不能否定“文革”，不能否定造反，不能否定工宣队，不能否定废学，不能否定全国性的大批斗……谁否定，谁就被“清查”。我本人，也因为曾经随口说过一句“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而受到“清查”。那个原来与我们一起编过教材，后来转身以“石一歌”的笔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姓孙的人，成了“清查组负责人”。总之，仍然是一些“伪斗士”在忙碌。上海这种“清查”的惊人之笔，是枪毙了华东师范大学一个叫王辛酉的人，罪名是反对“文革”。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坐不住了，觉得这未必是北京的决定，便壮着胆子不断给北京的中央办公厅写信，报告上海的情况，强烈要求否定文革。我知道，每到邮筒投寄一封信，都可能是返回到自己身上的炸弹。但我，已经不怕。

    幸好，1978年12月北京召开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文革”终于被否定。会议还宣布，中国要解放思想，停止阶级斗争，着力经济建设，开始改革开放。会后没几天，上海的那些“清查组”全部都解散了。那一批“伪斗士”，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找不到了。

《反盗版宣言》引来的麻烦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长时间的欢迎。有机构统计十年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它们居然全在里面。连台湾，也给它们每一本都颁发了文学大奖。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都破例邀请我这么一个毫无官职的中国学者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

    书报摊前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来找我，对我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起点是你发表的那篇《反盗版宣言》。由于影响太大，几个盗版集团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软硬不吃。正好那个姓孙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场合不清不楚地说你是他的‘当年同事’，结果捅开了中国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劲头。盗版集团一资助，更是火上加油。报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纸黑字地印了出来!”

    中国民众对谣言，从一开始就半信半疑，因此谣言在伪造出来的第一天就已经赢了一半。当这个谣言几度重复，一半就变成了全部，当事人自己声明“这不是真的”，没人相信。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针对读者最弄不清的“文革”和“石一歌”的问题，发表一个可以执行的“悬赏”——

    一、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章、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

    二、一千多篇诽谤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在“文革”期间已经成人，现在又能证明他在那时也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参与过造反、夺权，完全没有参与过揭发、斗争，完全没有参与过“革命大批判”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完全没有歌颂过“文革”和样板戏，我立即支付自己两年的薪金，作为奖赏。

    第二天下午，我把这份“悬赏”稿给齐华和杨长勋看了。他们都说用悬赏的办法很好，能够最雄辩地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他们又觉得第二个“悬赏”把握不大，不容易执行。“如果真有五个人在‘文革’中什么也没有做过，来领赏，你就要拿出十年的薪金，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杨长勋说。

    “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说。

四位老人

    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叠又一叠，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个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生活的窘迫，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与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两叠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字里行间，有不少铅笔划痕，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看了。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灾难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叠有关我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摘自《我等不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35.00元）